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小赫尔伯特并不是一个好色的小孩，即使连不健康的倾向也提不上。依我看来，由于他还没有受到犯罪感的压抑，这对他还没有对此害怕心理，所以在表达对性的感想时也就特别真实，可以说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儿童所关心的第二个大问题（也许是一些年龄大得多的儿童），便是“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问题常常是在不受他欢迎的小妹妹或小弟弟出生之后提出来的。这也是一个经常缠绕在那些尚未成熟的人的头脑中的一个最古老以及最重要问题，那些很擅长解释古老传说和古老神话的人，往往从司劳克斯向俄底浦斯提出的谜语中隐约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托儿所的阿姨们向孩子们作出的那种回答，往往会伤害儿童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探索精神，也是使儿童对其父母的信任感的第一次打击。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信任成年人了，并且开始把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性的问题）放到心里。从下面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好奇心在那些较大些的儿童身上将会变成一种痛苦的折磨。这封信是一个十岁半的失去母亲的女孩写的，因为她同她的最小的妹妹一样，由于对这个问题十分费解，才会写信问她的姨母：
“亲爱的玛尔阿姨，盼望您能写信告诉我，您的克丽丝和鲍尔是怎样生出来的。您一定会知道，因为您已经结了婚。我们昨天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问，您什么时候能到萨尔斯堡来？我和妹妹怎么也想象不到鹳鸟会把小孩子叼来。特露黛想到大鹳鸟是用一件衬衫把孩子卷上之后再叼来的。并且我们还想知道，鹳鸟怎么会从池塘里把小孩叼上来，我们从来没有在池塘里见到过小孩子呀！再恳请您告诉我们，在您得到您自己的孩子之前，您又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请您把所有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们吧！
吻您一万次。您的好奇的侄女莉莉
我并不相信，这样一封诚恳的信会给这两个姐妹带来真正的答案。事实也正是如此。不久之后，这封信的作者便患上了心理症。这种心理症产生于无意识生活中无法回答的问题——迷狂性的忧郁。
我认为我们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拒绝回答儿童们渴望知道的问题。并且我敢说，如果教育者的目的是通过尽早窒息儿童之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便于产生一种受到社会之高度赞扬的“良好行为”，那就再也不会找到比在性问题上对儿童进行哄骗，或是通过宗教手段对其施行恐吓更加有效的方法。的确，那些有着较坚强性格的人是能够承受这些影响的，他们将会背叛和对抗父母的权威，最终导致对一切权威的反抗。当儿童不再从父母长辈那儿获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他们便会在私下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或是试图找到一种满意的答案。这种答案往往是对实情的猜测和荒诞想象的奇妙混合。他们常常在私下相互传播着关于这类事情的不同种说法。由于这些年轻的探索者自身的犯罪意识，所以很容易把每一种与性有关的东西都看成是可怕的或者讨厌的。这样一些儿童对性的见解是非常值得加以收集和验证的。在经历过这样一种经验之后，儿童对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便丢失了，对多数人来说，这种正确的态度也很难在今后的年代里出现。看来，对于如何向儿童解释性秘密的问题，大多数学者，不管他们自己是男是女，都认为应当向儿童进行性的启蒙教育。然而他们提出的种种建议——关于这种启蒙应该何时进行和怎样进行——往往又很愚蠢，所以只能使人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他们看来，在这种事上冒险并不值得。从我所读过的某些文章来看，Ｆ。Ｅ。艾克斯坦发表的那些写给他九岁的儿子的迷人的信最为典型。这些信所展示的是一种习惯性的教育方法：先是尽量拖延，使儿童晚知道有关性的知识，最后只好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向他们吞吞吐吐地解释，虽然只是讲出了事实的一半，而且为时已经很晚，却还要以一种严肃的语言和故弄玄虚的神秘口气去解释。人们总是以“我怎么可以向孩子讲这种事情？”这样一个问题为理由，而对父母不去做这件事持同情态度。因此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求父母向孩子们讲这些事情。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这里，而是一开始就不要给儿童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那些有关性生活的事实要比其他一些不适于他们理解的事实更神秘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开始就要从容地或自然地对待性的知识，使之像儿童应该知道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得到正常的理解和探索。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们提到关于性的问题时，学校和教师不要有意地设碍和干涉，在那些讲解动物世界的课程中，应当把生育和繁殖这一重大事实包括进去，而且还要给予应有的强调和重视。与此同时还要指出，人的机体在这方面与高级动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家庭中的气氛不再压抑儿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就很可能会发生下面的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托儿所中，一个小男孩对他的妹妹说：“你怎么会认为孩子是由鹳鸟叼来的呢？
人是一种哺乳动物，你怎么可以想象一只鸟会生出别的哺乳动物的孩子呢？“这样一来，儿童的好奇心就不会变得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在每一个阶段上提出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满意的回答。儿童在十一岁左右就应该知道一些有关人类”性“活动的特殊环境以及这种活动的社会意义等知识。而在给儿童行按手礼的年龄将比其他年龄更加适合于接受性方面的指导。因为这个年龄的儿童已经完全知道了性活动的身体动作，因此更应该让他们了解一个人应该对这种本能的真正满足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在对儿童的性启蒙中，完全应该采取这种循序渐进的指导方式，这种教育应当是先由学校开始，中间不应间断。由于它充分考虑到按照儿童的不同发展期给予不同的性知识，所以能够成功地避免种种不安。我认为，法国人采用的方式在教育科学方面向前作出了重要的决策。在法国的教育中，已经不再使用问答教学法，而是先由国家指定一本入门书，书中对儿童将来具有的公民的地位、权利和应负的道德义务都作了一些基本的介绍。但遗憾的是，在这种基本教育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完全回避了性的启蒙。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教育家和改革者充分注意的大事。在有些国家中，竟把对儿童的教育全部或部分地交给牧师去作，这些牧师使用的方法当然不是有效的。因为没有一个牧师会同意人同动物在本性上是相同的说法。在他看来，灵魂不死是伦理教育的基础，因而永远不能够放弃。在这儿，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用旧瓶装新酒的蠢法。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假如不从根本上推翻现行体制，仅仅是从枝节方面着手改革，改革是永远不会有成效的。
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道德律条，设想自己是一种完全的思维生物，并从另一个星球上观看地球上发生的事情，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的一切对我们都将是新鲜的，而其中最能吸引我们注意的将是人类中性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尽管这两性之间有很多相似，但它们的区别却又是那么明显，所以即使是浮光掠影的一瞥，也能将这种区别看出来。在儿童眼中的两性，是否也是如此呢？看来，儿童并没有把上述基本事实作为他们的出发点。这就是说，他们刚开始时对两性间的区别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从记事起就知道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这近乎是一种十分自然和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一个小男孩对于他的姐姐（她只比他略大一二岁）也会持同样的观念。可以肯定，儿童的求知欲并不是由这一事实而自动促成的，只有当他与另外一个刚出生的儿童“遭遇”时（例如在他刚刚三岁时，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孩），才可能在其自我追寻（寻根）冲动的激励下，产生出探索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一时失去了父母的亲自照顾和关怀（他亲自经验到父母已经把原来对他的关怀照顾转移到了这个“新来者”身上，他对此很害怕），由于他从此之后，必须同这个新生儿分享原来自己独享的一切，所以很快便滋生出某些（敌视）感情，他的思维能力也会因此而大大加强了。一般说来，这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儿童总是对这个新来者表现出一种公开的敌对态度，并通过一种敌对的批评言论把它发泄出来（例如“让白鹳把他叼回去”
等）。
在偶然的场合，他还会对这个躺在摇篮里的小生命进行蹂躏和欺侮。一般说来，假如这两个孩子之间年龄相差较大，这种幼稚的敌对情绪就会大大减小。例如，如果过了许多年之后，小妹妹或小弟弟还没出生，他们就会十分希望有一个玩伴出现（就如同他们在别的地方见到的玩伴一样）。
受这样一种感情和思绪的刺激，儿童便会考虑人生的第一个大问题，即经常自己问自己，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的等。他的发问也许是：“这个极其讨厌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人生第一个谜（它的反响似乎就是出现在许多神话和传奇中的无数谜语）
这一问题的本身，也像其他一切问题一样，乃是某种急迫需要的产物，似乎他们探究这一问题的唯一目的，就是想阻止如此可怕的事件再一次发生一样。与此同时，儿童的思维这时已不受外部刺激的制约，自由地和独立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儿童还未受到过分恫吓的情况下，他们迟早会采取一种最简捷的解决办法——直接从他的父母或保姆那儿得到该问题的答案，因为对他们来说，父母或保姆乃是知识的源泉。不用说，此类方式多数会遭到失败，他们所能得到的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对其好奇心的严厉训斥，或是用一种神话般的故事搪塞过去。在德国，父母们常常这样回答：“孩子是鹳鸟带来的，鹳鸟从水里把孩子叼了出来。”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多数儿童都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答案，并且对其持一种怀疑态度，虽然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公开表示出来。我认识一个三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在听了保姆的上述回答后，竟背着保姆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大湖岸边的城堡上，想从这儿观看水中究竟有没有“孩子”。我所认识的另一个孩子，同样不相信这一故事。为了表示这种不信任，他慢腾腾的回答说，实际上，这件事他知道的比谁都更清楚，带来孩子的不是鹳鸟，而是苍鹭。从上述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儿童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关于鹳鸟的传说。经过这第一次被欺骗（或搪塞）
之后，他们以后便不会再信任成年人的解释，他们已经隐隐地观察到成年人是在向他们隐瞒一件犯禁的事情，却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为了继续揭开这个秘密，他们只好在暗中进行调查。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也就意味着经历了第一次“心理冲突”。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在本能中感到而且十分欢迎的，却无故地受到成年人的斥责，甚至是被骂作“淘气”或“顽皮”。由于这种想法与那些被成年人批评因而成年人自己也无法接受的观念恰恰相反，所以这种“心理冲突”的产生是根本不可避免的。在这样一种“心理冲突”发生之后不久，又会产生出另一种“心理分裂”
：心理中分裂出两种理念，一种观念被誉为“善”的或“好”的，它的出现即意味着思维的停止；另一种变成一种极强大的意识，观念由于不断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所以总是提供出新的证据。由于这些新证据并不被重视，所以总是被压抑，从而变成无意识的，精神病人那无法解脱的核心情结也就是这样形成的。后来我通过对一个六岁男孩分析以后，又获得了另外一种无可辩驳的证据。通过这种证据，我进一步认识到，母亲在怀孕后，身体的某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是无法逃过儿童那敏感的眼睛的。儿童已完全有能力把母亲渐渐变大的肚子同一个婴儿的出生联系起来。在上述例子中，当这个男孩的妹妹出生时，他已经四岁半。在他四岁零九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能用准确的比喻表达出自己对性问题的清晰理解，当然了，他对这种早熟的知识，一般是秘而不宣的，而当他向父母提出问题而受到斥责之后，他的这种对性问题的好奇心便受到了压制，以后也就渐渐忘却了。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有关鹳鸟叼来孩子的寓言，其实并不是代表着幼儿对性的看法。事实上，儿童通过对动物性生活的观察（动物很少隐瞒其性交过程），以及对动物的经常接近，对上述鹳鸟的故事早已不相信了。他们通过独立的观察得到，幼儿是在母亲身体内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他们一直用心思考的问题，便才有可能开始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逐渐地得到答案。但可惜的是，这种逐步进展后来又因为受到了阻碍而不得不停止下来，这种阻碍是由他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某些不真实的性理论所造成的。这些虚假的性理论，大都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特征，即虽然极为无聊，但每一种说法中却又都包含着点滴真理。在这方面，它们有些像成年人在解决那些人类理性难于解决的宇宙问题时的灵感的闪光。后来的事实证明，凡是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那些正确的以及切中要害的成分，一开始就与儿童机体中活跃着的种种性本能成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样一些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来自随意性的心理活动和偶尔得来的印象，而是性心理结构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这儿谈论这些典型的儿童性理论，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才能在所有那些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性生活的儿童中间发现同样的性理论。第一种这样的理论表现出对两性间相异点的忽略，对于这样一种忽略，我们称之为“特殊的原始注意方式”，亦即儿童所特有的注意方式。依照这种方式，他们认定所有的人，包括女人，都有一个像他自己身上那样的阳具。这一被成人视作正常性器官的阳具，在儿童眼里却成为了性活动的高贵区域，一种供“自身性欲”的重要“性”对象。儿童对这一器官作出这样高的评价，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与他的“自我”相似的人，竟然会没有这一重要的器官。有时，一个小男孩偶尔看到他的小妹妹的生殖器时会大发议论，这种议论表明他的上述偏见已经大到足以影响他的视觉的程度。在这种时候，他并不在说自己的妹妹少了什么，而是反复地唠叨（似乎是一种自我安慰，又好像是在自圆其说）
：她的“小鸡”还小，但是当她长大一些时，“小鸡”就会很快变大的。这种认为女性也有阳具的概念，在儿童长大成人后也会在梦中出现。例如：在夜梦中，性兴奋常常使他梦见与一个女人交媾：他把一个女人掀倒在床上，正准备性交时，却发现女人生殖器部位有一个阳具。这一景象往往会使得梦突然停止，性兴奋也随之消失。远古人类制造的种种雌雄同体的形象与儿童的这种性观念其实是十分相似的。我们注意到，对多数正常人来说，这种雌雄同体的形象并不会引起反感，但是，如果让他们看到某个真人身上的这种雌雄同体性器官，一定会引起他的极大恐慌。如果这种认为女人也有阳具的观念，在儿童头脑中“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