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太平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进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宁城破以后，由于王洪仁⒀跫煸⒂趵钊鹕⒀钔趵蠲鞒杀＜荩露荒翘欤酱锕愕拢缓笥墒睾莸亩峦趸莆慕穑谖逄煲院笄子牒莩悄冢⑶乙训弥彝趵钚愠晌倬竦南ⅲ愿姆夂槿诗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人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他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
劝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函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口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
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
“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渺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地，未免心有不甘。
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
“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然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
“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唯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着高！”他翘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
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提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畛域之分”的要求。
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太平军的集结地，各部军队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了，会作拼死决战，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伏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太平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
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唯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对手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对手，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的一个缺口，正可以激起对手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对手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赐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下了猢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太平军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
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
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的，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漳，与曾国藩的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李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地希望能俘获幼天王，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太平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
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伕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太平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太平军转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太平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重整旗鼓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勾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太平军的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主，夺辎重。
胡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被攻陷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退走。大队太平军分三路西撤，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天王，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进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太平军回击不利，黄文金亦病故于行军作战的途中。
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进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杀来杀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军台流，亦可大成气候。
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天王洪天贵福，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天贵福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辩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词更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
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
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俊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尽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
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
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
“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
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 *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兵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秀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攻陷湖州、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太平军对诸省的控制，以浙江为最，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
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力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战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战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族，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菏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了。
* * *收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镇压起义的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起义要平眼，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是：第一，南撤的太平军余部，第二是中原的捻军，第三是西陲的回民起义。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起义。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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