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进发。水手们告诉甘英说：「大海广阔，遇到顺风，要走三个月；如果遇到逆风，可能走上两年。所以，渡海的人，都带三年粮食。海上寂寞，容易使人害思乡病，常有人死亡。」甘英才停止。
甘英恐怕是个色厉内荏型人物，表面上雄壮如狮，豪气如虹，班超才派他担任这项重要的西方探险任务，结果他到了一个不知道地名的水滨，就抱头折回。
有人认为甘英所到的「大海」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最强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船只必须绕道非洲好望角，而好望角当时还没有发现）。所以，「大海」是地中海，较合常理。「大海」之滨，应该是今日的巴勒斯坦。如果这项判断正确，那就更证明甘英的报告并不可靠。他抵达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保罗，向罗马城出发之际。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绝不会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们片面之词（甚至可能是向他兜售粮食的贩夫走卒的片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繁荣忙碌，会证明去大秦（罗马帝国）并不困难，也没有危险。
班超似乎是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自己，或另一位部下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因为国势相等，所以那将是平等的接触。东西文化的文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直到中国最昏弱的十八世纪。
徐防
最高监察长（司空）徐防上书东汉帝（四任和帝）刘肇，认为：「东汉王朝设立十四家研究官（博士。一任帝刘秀在位时，核定儒家学派五经标准本，计：易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书经：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
诗经：申培、辕固、韩婴。春秋：严彭祖、颜安乐。礼经：戴德、戴圣），设有甲乙等级，作为对学者的一种鼓励（各家研究官所教授的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甲等录取四十人，当宫廷禁卫官「郎中」；乙等录取二十人，当太子宫禁卫官「太子舍人」；丙等录取四人，当各郡、各封国教育官「文学」）。
可是，我考察国立大学（太学）每次考试学生，都是用自己的意见，并不尊重各家的标准解释，互相私下包容，开辟奸邪之路。每逢遇到向他们征求意见时，大家就议论纷纷，你指控，我批驳，是是非非，一团糟乱。孔丘自称：「继承先圣先贤的旨意，自己并没有创见。」又说：「我年轻时还曾经看到史书上有很多缺文。」（孔丘年轻时还看到过史书上有缺文，年老时却看不到，因为都被人擅自补上去了。）而今，学生们不遵照标准本的原文章句，却自己妄行发挥，认为师父的道理，不一定需要遵守，自己的创见才合理；轻视侮辱传统经典，一时成为风气，这不是陛下当初遴选人才的本意。改变浇薄的习俗，莫如提倡「忠心」，这是三代（夏商周）的正常法则。专心而精密的研究师父的学说，是儒家学者最优先的工作。我认为，研究官（博士）跟厘订等级的考试，应该完全根据标准本，挑出五十个难题，命他们回答。解释最多的是第一等，引文出处明白的是最高级。
如果不依照师父的学说，而以自己的见解，互相攻击，都要纠正，肯定他犯了错误。」刘肇批准。
纪元前一四○年，西汉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灿烂辉煌、百花怒放的学术自由，告一结束。学术界成了儒家学派一家的天下，经过两百年的漫长培养，前有鲁丕（参考九九年），后有徐防，蓦然出现，花样翻新，更要求知识份子──当然是儒家学派的知识份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学派大圈圈，还不可以跳出「师承」小圈圈。
儒家学派自从献身政治，跟统治阶级合作以来，帮派即行林立。只因对儒家经典，必须有点特殊的见解，才能在政治上插上一腿。师父跟学生之间，不仅是教育关系，而且成了利益集团；两汉王朝时代儒家学派五经研究，最重家法，师父传授学问，成为一种标帜，只要他张口，立刻可以发现他属于某个门派。最后，东汉政府核定十四个标准学说，作为法定的知识规范，十四家之外的学说，全属左道旁门。
然而，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学者们仍可以小有出入，使奄奄一息的儒家学派，仍有微弱呼吸。想不到，鲁丕、徐防，出手一击，连这微弱的呼吸，也被窒息。从此，儒家学派的学者，不准有想像力，不准有创意。在二十世纪被视为宝的想像力，儒家却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价值连城的创意，却被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儒家学者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效法孔丘的「述而不作」。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以「圣言量」取胜，什么人的意见都有，独没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有自己的意见，即令正确，也是错误。
董仲舒是扼杀中国学术自由的罪魁，鲁丕、徐防则是扼杀中国知识份子复苏的凶手。从此，中国知识份子再用不着思考，因为圣人古人已经思考得很精密了，年复一年，中华人的思考能力，遂完全僵化，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末叶，所谓「八股文」，一脉相传，字字都是死尸。
这种精神在中华人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份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华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后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父。于是「尊师」跟「重道」同等，「师」与「父」
合一，有创见或企图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受到唾弃和诛杀。
儒家就是这种结构，不同的是，侠客用剑，儒生用笔，侠客用血遏阻，儒生则借用政治力量。柏拉图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高贵挑战精神，直到二十世纪，中华人学术界里，不但找不到，反而豢养出来成群结队的「护师动物」，眼里只有师承，没有真理。所以儒家的高级知识份子，最勤奋经营的一件事，就是广收学生，招揽门徒。学生门徒不但成了传播他学问的宣传员，也成了保护他荣耀的锦衣卫。
国家民族的叛徒是可厌的，但学术界的叛徒却是促使学术发出万丈光芒的火炬。一直在「师承」中旋转折腾，不过是终于要沉淀在酱缸缸底的虫蛆而已。
吉成事件
一○五年，东汉帝（四任和帝）
刘肇在章德前殿逝世（年二十七岁）。刘肇最喜爱的一位名叫吉成的宫女，她的侍婢联合起来，一口咬定吉成从事巫蛊诅咒。皇后邓绥命宫廷事务总管（掖庭令）审问，证据俱在，吉成也全部自动招认。邓绥感到怀疑，认为吉成是刘肇的侍女，邓绥对她不但宽厚，而且有恩，平常从没有发过怨言，何至在刘肇死了之后，施用巫蛊诅咒手段，不合人之常情。于是，把吉成叫到跟前，亲自询问考查，果然查出是吉成的侍婢们干的勾当。
吉成的罪行，铁案如山，已无可救。有人证：吉成的侍婢志（姓不详）等，众口一词，指控吉成犯下滔天大罪。有物证：就在地下掘出刻着皇太后邓绥姓名及生辰八字的木偶（心窝可能还插着铁针或铁钉）。而凶嫌吉成，既自动招认，又坦承不讳。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吉成的罪行，而邓绥怀疑。邓绥根据人性推测，当吉成得宠时候，对皇后尚且没有怨言，却在靠山倒下之后，冒犯皇太后，她追求的是什么？刘肇在时，把皇后咒死，她还有当皇后的可能；刘肇死后，把皇太后咒死，她岂能坐上皇太后宝座？
吉成面对人证物证，她只有承认，不承认只会换来苦刑拷打──甚至，她已经被苦刑拷打。她是天下最幸运的被告之一，得遇邓绥；如果不是邓绥，吉成跟她的家族，将有多少人伏尸法场！
任尚
西域（新疆省及中亚东部）总督（都护）段禧等，虽然保有龟兹（新疆省库车县），可是，其他各国仍然抵制。困守一个据点，跟中国本土的道路，完全断绝，连一份奏章报告，都无法送出。东汉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认为西域远在天边，又不断叛变，武装开垦荒田，费用支出，没有尽头，国家无力负担。决定撤销西域总督，派骑兵总监（骑都尉）王弘，率领关中（陕西省中部）部队，迎接段禧、梁情、赵博，跟伊吾卢（新疆省哈密市）、柳中（新疆省邻善县西南鲁克沁城）
屯田的战士，全部撤退回国。谨自七三年东汉政府收回西域，历时仅三十五年，到本年（一○七）再次全部丧失。五百年后的七世纪，中国再返西域时，西域已是另一个面目。
任尚在班超手中接到的是一个和睦的、依赖中国如幼童依赖父母的西域，数年功夫，便把全境搞得一片混乱，使各国联合起来武装反击。史书没有交代原因何在，但可以推断：贪污、暴虐、侮辱。我们不认为各国是在叛变，而认为各国是在抗暴。一个失职的驻外官员，往往是谋杀两国邦交的凶手；任尚，便是一例。
邓绥再雪冤狱
皇太后邓绥巡察监狱，亲自审问囚犯。其中一个洛阳县（首都所在县）政府寄押的囚犯，并没有杀人，苦刑拷打下，只好自诬，坦承不讳杀人。遍体鳞伤，骨瘦如柴，在竹床上，想向皇太后呼冤，可是恐惧身旁的审问官报复，不敢开口。就在被押下去之时，想到机会就要消失，忍不住抬起头，想要申诉。邓绥有点察觉，命再押解回来。盘问之下，得到全部真相。邓绥下令逮捕洛阳县长，投入监狱，判处他应得的罪。邓绥御驾还没有回到皇宫，上天及时降下大雨。
每一个被诬陷的囚犯，都希望遇到邓绥女士，然而，被诬陷的囚犯千千万万，而五千年历史，只出现邓绥一人，是这位洛阳囚犯之幸，也是千千万万其他囚犯的不幸。
西方有句俗话说：「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娘亲。」我们藉这句俗话说出我们的心声：「邓绥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我们盼望有一个独立的法庭和一个公正的审判。」这个愿望实现时，降落到人间的，不仅是及时雨，将是永久的祥和、平安。
韩琮
中国人韩琮，跟随南匈奴汗国（王庭设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万氏尸逐鞭单于（三十三任）栾提檀，到首都洛阳朝见；回国后，向栾提檀建议说：「关东（函谷关以东）大雨成灾，人民眼看都要饿死，正是翻身之日，可以发动攻击。」
栾提檀相信他的判断，遂起兵叛变。堤对其他蛮族而言，中国不是一个信义之邦。
但是，待南匈奴汗国不薄，当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穷途末路时，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匈奴压得粉碎，中国并没有那么做，反而引进塞内，派军协防（参考前五一年）。试看袁安的奏章，中国对南匈奴的经济援助，每年高达一亿九千余万，这都是中国人民的汗和中国人民的泪──并不是中国富足得多出这么多钱，而是剜肉般剜出这么多钱。然而，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一旦发现中国衰弱，立即翻脸。
翻脸无可厚非，中国不能盼望永远保持宗主国地位，匈奴也没有理由永远屈居下风。国与国之间，本来如此，在国力强大时，呐喊「道义」，不过一项动人的号召；国力衰弱时，呐喊「道义」，徒惹人哑然失笑。所以我们绝不抱怨南匈奴翻脸，但南匈奴翻脸之速，出手之狠，立即反噬，屠杀中国人民，这便是中山狼心肠。南匈奴满可拔营而去，北返故地，也满可以从此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
而竟采取这种卑劣手段，不知道怎么下得了手？一个民族品质低落到如此地步，不但使人愤怒，也使人扼腕。匈奴终于不能复兴，可在这上面看出原因。
韩琮身为中国人，竟然无缘无故教唆外国人和外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攻击，对自己的同胞杀戮，为了什么？只不过为了想从外国人那里，分得一点荣华富贵而已，他是资治通监上出现的第一个最卑鄙、最无耻，也最精彩的汉奸。
若说南匈奴是没有文化的蛮族，韩琮却是中华人血统。后来，当南匈奴再度降服之日，史书没有记载韩琮的下场，十分遗憾。宽恕是一种美德，但对韩琮这种出卖国家人民的虫仔，我们永不宽恕。
张伯路
一○九年，海盗张伯路等，攻击沿海九郡，斩杀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东汉政府派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巴郡（四川省重庆市）人庞雄督导州郡民兵讨伐，张伯路等投降。然而，不久又叛变入海屯聚。
张伯路为什么起兵？在什么地方起兵？攻击的九郡是哪九郡？又在何处投降？
稍后他一连串的再叛、再战，根据地又在哪里？我们全不知道，以及最后消灭，都好像在空中腾云驾雾，只见人来人往，不见脚下舞台。古代史学家缺少地理知识，观念模糊，使传统史学书籍，读起来十分困难。
虞诩
一一○年，西羌民变日益扩大，最高统帅（大将军）邓骘，主张放弃凉州（甘肃省）宫庭禁卫官（郎中）虞诩（音xu「许」）坚决反对，邓骘把虞诩恨入骨髓。这时，朝歌（河南省淇县）变民首领宁季等，攻杀县长等以下官员；一连数年，州郡政府，都无法镇压。邓骘遂任命虞诩当朝歌县长。这是一个明显的阴谋，朋友故旧们都为他担心。虞诩到任之后，制定三等标准，招募勇士；下令县政府官员，每人就所知道的，推荐保举：杀人放火，抢过东西的，属上等；伤人打架，偷过东西的，属中等；无业游民，不事生产的，属下等，共集结一百余人。虞诩摆下酒席大宴招待，赦免他们全部罪行。派他们加入变民集团，引诱抢劫，然后秘密通知县政府，埋伏等待，先后斩杀数百人。虞诩又派会缝纫的穷人，投奔变民集团，为变民缝制衣服，暗中把特定的彩线，缝到变民的衣服上，等他们到城乡窥探或有所行动时，都被逮捕。变民惊骇恐惧，四散逃走，认为神灵跟他们作对，朝歌县遂恢复秩序。
人生充满了艰难，乱世时更危机四伏。为非作歹，当然有为非作歹的回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善的工价，也不见得就是坦途。千年万世的中华人都应感谢虞诩，因他的一番分析，得以保持今日已成为中国心脏地带的河西走廊，他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知灼见，更有别人所没有的道德勇气，跟当时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对抗，也就是，他有胆量跟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唱反调」。
虞诩对邓骘设下陷阱的反应，态度是挑战性的。他没有诟骂邓家班王八蛋，没有诋毁邓老太婆「妇人与小人最难养也」，没有怪罪皇帝是吃闲饭的，也没有抱怨张禹毫无担当，不保护他这个贤才，也没有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更没有向邓骘表态，改行投靠。他所做的是立即挑起重担，不靠运气，不靠对手慈悲，而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盘根错节，不但不能绊倒他，反而更发挥他的能力。
虞诩是一代人杰，为我们立下可敬的尊严榜样。
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