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皇族，无论男女，不管老少，全体绑赴东城街市，斩首。又挖掘一任帝刘渊及三任帝刘聪坟墓，砍下刘聪人头，焚烧皇家祭庙（这是一幕可怕的巨变，即令成人应付出代价，孩童何辜？晋书？刘粲载记形容当时惨景：「鬼大哭，声闻百里。」）
靳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悍也最成功的政治鲨鱼之一，他的鲨鱼性格和鲨鱼手段，尽善尽美，造诣之高，使人叹为观止。只端出一副忠贞嘴脸，献出三个美丽女儿，就把刘聪、刘粲父子，戏弄了个够。靳准用主子的手，诛杀拥护主子的忠臣义士，等到主子把自己的忠贞干部铲除干净之后，他只轻轻一击，死主子就被掘坟，活主子就被砍头。
靳准为什么发动这场政变，是一个谜，从他杀人掘墓的行为，可看出他对汉赵帝国刘姓皇族恨入骨髓的程度。不过什么事使他如此恨入骨髓，没有人知道。
这个谜底，如果能够揭开，将提供我们更多和更宝贵的启示。
游子远事件
汉赵帝国（首都长安）将领解虎、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尹车，跟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氐民族部落酋长句徐、厍彭（厍，姓。音she「射」）
等结合，阴谋叛变，事情泄漏。解虎、尹车，全被处死。汉赵帝（五任）刘曜把句徐、厍彭等五十余人，全部诛杀，于是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所属氐民族部落，纷起叛变，推举酋长句渠知当领袖，自称大秦王国，改年号平赵（削平汉赵帝国）。四山所有的氐民族、羌民族，以及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少数民族部落、羯民族部落，群起响应，人数多达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在白天都紧紧关闭。
因劝阻诛杀，而被囚禁的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游子远，上书提出建议，刘曜把他的奏章撕碎，咆哮说：「这个狗娘养的大荔（蛮族一个部落）奴才，不愁自己马上没有命！竟敢再胡说八道，嫌死得太晚是不是？」喝令左右，马上处斩。中山王刘雅等，进言说：「游子远被囚禁监狱，大祸难以预测，而仍不忘向陛下进言，忠心至此，已到顶峰。游子远早上死，我们当在晚上死，用以显明陛下的过失。天下人都舍弃陛下，远走高飞，陛下将跟什么人在一起？」刘曜的怒气才稍稍平息，下令把游子远释放。刘曜下诏，将亲自统军讨伐句渠知。游子远说：「陛下如果能采纳我的谋略，叛乱可以在一个月内平定，大驾也不必亲征。」
刘曜说：「不妨说说你有什么办法？」游子远说：「句渠知并不是胸怀大志的人，打算称皇称帝，有非份之望。只不过畏惧陛下的刑杀，逃生救命而已。陛下最好是宽宏大量，大赦天下，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受到前日解虎、尹车牵连，被没收到仆役管训署（奚官）的老少家属，都应释放，使他们互相招引，恢复正常生活。既有生路，有什么理由拒绝归降？」刘曜大为高兴，下诏大赦。任命游子远当车骑大将军。叛变的部落，遂全部归降，虚除权渠也请求归降。
从上古到二十世纪，中国几乎全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儒家学派的历史学家，更一向认为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神圣合法。五千年来政权的转移方法，不外两种：一是不流血手段，一是杀人如麻。对于和平转移，儒家学派斥之为「篡夺」；对于枪杆子里出的政权，则歌颂它「得国最正」。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但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输入中国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却始终如此。
问题在于枪杆子出来的政权，当然在玩枪杆的人控制之下，而军事和政治，迥然不同。威尔斯评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军人所能了解。」偏偏靠枪杆起家的领袖，习惯于枪杆万能，对于任何反抗势力，只知道镇压，不知道化解，而且即令知道化解，也不知道病根何在。他们只看到人民反抗，而看不到人民反抗的原因。于是儒家学派史学家替君王指出原因，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份的缘故。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就更凶不可当。
我们可在刘曜身上，看到项羽的阴魂，他把政治问题，当作军事问题，所以除了暴力镇压外，想不出第二个解决方法。而刘曜的运气比项羽好，刘曜遇到一位忠心耿耿而又智勇双全的游子远。不过从游子远在生死边缘折腾这件事看，使人接受一种新的观念，是多么艰难。对于这项沉，唯一的药方是，再也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选票箱里出政权。
司马睿斩蔡豹
晋帝国徐州州长（刺史）蔡豹（时驻下邳），自被徐龛击败，准备返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请罪；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舒，阻止他不准前进。晋帝司马睿得到蔡豹撤退消息，派使节前往逮捕。王舒遂乘夜把蔡豹军包围，蔡豹误以为是敌人突袭，率部众反击，后来弄明白真相，听说是诏书命令，才停止行动。王舒把蔡豹押解到京师（首都建康）。司马睿遂斩蔡豹（年五十二岁）。
蔡豹当徐州州长（刺史）时，对内抚慰将士，对外号召部众，远近敬重。以这样一位官员，而竟被绑赴刑场斩首，依史书上所呈现的资料，可以肯定又是一场冤狱。如果说因为他曾攻击政府军，罪不可恕，但那是一次误会，在澄清误会后，立刻服从。而且，司马睿一听说蔡豹战败，不分青红皂白，便立即下令逮捕！
晋帝国自开国以来，临阵脱逃，全军覆没，丢城失土的将军，多如驴毛，有谁受过诛杀？蔡豹不过一败之罪，何至严厉至此！
观察司马睿反应的迅速，可以察觉到他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复仇心情：「这一次你的小辫子可算抓到我手！」现有史料虽不能解答这场冤狱的原因，但已足够显示它是冤狱，凶手就是司马睿。
「妖言」「忠言」
前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一任成王）、西平公张茂，兴建灵钧台，仅地基就高达七十二尺。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人阎曾，深夜敲公府的大门，喊叫说：「武公（张茂的老爹张轨）派我来问你：「为什么劳动民众，去筑高台！」」有关单位认为这是妖言，请斩阎曾，张茂说：「我诚然劳动民众，阎曾说是老爹吩咐，向我规劝，怎么能叫妖言！」下令停止兴建。
「妖言」「忠言」，只看从哪个角度了解，用哪种心理评估。专制封建社会上，无法诉诸公道，完全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决定，假如他们有私人恩怨，假如他们的层次太低，「是」和「非」就恰恰相反，「妖言」会成为「忠言」，「忠言」也会成为「妖言」。大分裂时代中这种恰恰相反的现象，尤其严重，但也正因为严重，才造成大分裂时代。
周凯招祸
晋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敦起兵进攻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最高监察长（司空）王导，率领他的堂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王邃、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度、高级谘询官（侍中）王侃、王彬，以及王姓家属二十余人，每天清早，到宫门外等候降罪。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周凯（音y「倚」）进宫，王导向他呼救：「伯仁（周凯别名），一家大小，一百余口老幼男女的性命，交到你手！」周凯连一眼都不看，一直进宫；晋见司马睿后，竭力保证王导忠诚，营救保护，十分恳切，司马睿听信。周凯喜爱饮酒，于是，喝了个酩酊大醉，才拜辞出宫。王导仍在宫门，再度求他救命；周凯不但不理，反而对他的左右侍从们说：「今年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斗大的黄金印，挂在手肘后头！」回到家里，又上书竭力说明王导无罪，言辞恳切。但王导并不知内情，对周凯痛恨入骨。王敦攻占首都后，从容问王导说：「周凯拥有很高声望，请他们当宰相级官员（三司），应该可以胜任。」王导不回答。王敦又问：「如果不给他们宰相级官位（三司），难道只能当国务院总理（令）或执行长（仆）？」
王导又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这样，只有诛杀。」王导仍不回答。王敦遂下令斩周凯。
对人有再造之恩，固不可以表功需索，但也不可以羞辱戏弄。如果说恐怕刘隗、刁协之辈，得到消息，从中破坏，则血淋淋的诟骂，并不必要。假如王导发现面临绝境，全家男女老幼一百余口，同时服毒自尽，岂不违反周本意？
王允之呕吐故事
王敦的堂侄王允之，十岁左右，王敦爱他聪明机警，总是带在身边。王敦常常彻夜欢宴。有一天，王敦又在深夜饮酒，王允之不胜酒力，先到帐中睡觉。王敦跟智囊钱凤，在灯下磋商叛变事宜，王允之完全听见，立刻警觉到大祸临头，就在床上呕吐狼藉，衣服上、脸上，全污秽不堪。钱凤告辞后，王敦忽然想起帐中有人，急举灯来看，发现王允之呕吐得满床都是，深信确实大醉，不再起疑。
正巧，王允之的老爹王舒，升任司法部长（廷尉），王允之要求看望老爹，王敦送他回京（首都建康），王允之遂把王敦、钱凤的阴谋，告诉王舒。王舒和王导共同奏报皇帝司马绍，暗中戒备。
王允之小子这桩传奇的遭遇，在历史上留下佳话。然而，我们怀疑它的真实性，一个十岁左右的顽皮娃儿，不过小学四年级程度，即令他再聪明伶俐，也不可能了解两个大人的谋反谈话。因为任何谋反言辞，都不会出现赤裸裸的谋反字汇，出现的全是义愤填膺的控诉，王允之小子如何判断分辨？即令可以判断分辨，他又怎么会想到危险？王敦如果当了皇帝，王允之就是亲王，他如果想不到他的前途如锦，也就想不到亲爱的叔父大人会杀他灭口？这不是一个十岁乳臭未干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层面。
即令王允之小子聪明早熟，他又怎么能够呕吐得出来？而又呕吐得那么多？
多到衣服上脸上，一团肮脏。王敦和钱凤秘密磋商的声音，小子都听得很清楚，而呕吐的声音，王钱二位，岂没有发觉？何至后来才恍然惊悟。最可疑的是，皇帝司马绍在听到王导等的报告后，才暗中戒备。好像是如果没有小子通风报信，就没有戒备似的。难道司马绍从不知道王敦的危险性？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任命郗监当兖州州长（刺史），目的就是对付王敦。
我们觉得根本没有王允之小子呕吐这一回事，从头到尾是一场骗局。王导和王舒在小子回京（首都建康）之后，教导小家伙一番说词，用来向皇家展示忠心。
王敦如果成功，他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件事就不会再提，反正奏报是秘密性质，了无痕迹可寻。而王敦万一失败，先布一个棋子安置在要害之处，不但可以免祸，还可以嚷嚷得天下皆知，忠肝义胆，照耀千秋。说来说去，官场上混世政客的小动作、小布局而已。
和稀泥
陶侃、温峤起兵讨伐苏峻时，号召各地方政府各军区（征镇），各率军入援京师（首都建康）。湘州（湖南省）州长（刺史）益阳侯卞敦，却按兵不动，而又不供应勤王军给养，仅只派一位大营指挥官（督护），率数百人随从大军行动而已。政府和民间，对卞敦这种表现，大为惊骇叹息。等到苏峻之乱平定，陶侃弹劾卞敦阻挠军事行动，观望胜败，不赴国难，请用囚车押解京师（首都建康），交付司法部（廷尉）审判。王导却认为大乱之后，对有罪的人，应宽大处理，遂调卞敦当安南将军、广州（广东省及广西省）州长（刺史）。卞敦宣称有病，不去到任。于是召回中央，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兼宫廷供应部长（少府）。
卞敦忧愁羞愧，逝世；政府恢复他原来的官位，追加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
司马光曰：「卞敦位居封疆大吏，兵力和粮秣，都十分充足，可是面对国家覆亡，却端坐在一旁，观看成败。人臣的罪恶，没有比此更为严重。结果既不能明确公正的用刑罚制裁，反而更赐给他高官贵爵荣耀，作为回报。晋帝国政府纲纪混乱，可想而知。负这个责任的，岂不是王导！」
中国官场文化中，王导先生属于和稀泥型。这一型官员，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头头是道；而且除了贪赃卖法外，其他严重的缺点不多。最大的特征是喜爱「与人为善」，像一个云游四方、乞讨为生的托钵和尚，广结善缘，当赞扬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赞扬别人，当帮助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帮助别人。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不得罪人，永保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忠于君王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君；忠于奸臣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臣。最后，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
问题在于，说他是「好人」的「大家」，并不是小民，而只是官场里打滚的一撮政客。小民的哭泣和愤怒，他听不到，船舵和桨楫损毁折断，他也看不见。
他从不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用纸包住。尤其恐惧任何改革，一则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一则是唯恐怕财团地主不高兴。于是，善良的人被压榨，正直有作为的人被排斥，恶棍所向无阻。是非黑白，全部颠倒。司马光直率的指出王导是晋帝国纲纪混乱之源，事实上，这种混世的「好人」，也是中国五千年来纲纪混乱之源。
陶侃跳起来
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州长（刺史）
刘胤傲慢自大，专心经营私人商贩，累积财富有百万之多，纵情享乐，不顾政事。
三二九年，兵变。变军首领郭默，把刘胤的人头，送到首都建康。宰相（司徒）
王导认为郭默骁勇善战，难以控制。于是大赦，把刘胤人头悬挂朱雀桥示众，任命郭默当江州州长（刺史）。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陶侃（时驻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听到消息，跳起来咆哮说：「其中一定有诈。」下令动员讨伐。
正巧，郭默派使节呈献美女及绸缎，并抄写皇帝任命他当江州州长（刺史）的诏书，呈给陶侃。参谋官及幕僚，都劝陶侃说：「郭默如果不奉诏书，怎么敢做出这种事。一定要进军的话，也应先行呈报批准。」陶侃厉声说：「皇上（司马衍）
年纪还小，诏书不由他亲自作主。刘胤受到政府尊重，虽然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但也何至于动用极刑？郭默仗恃他的勇猛，所到地方，贪污残暴。认为大乱刚刚平息（指苏峻之乱），法律纲纪，十分疏阔，才利用这个机会，翻云覆雨！」派使节前往京师（首都建康），奏明出军情形，并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州长就教他当州长，难道杀宰相就教他当宰相？」王导这才命人把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的刘胤人头取下，回答陶侃说：「郭默盘据长江上游，不得不隐忍包容，为的是争取时间，使政府得以秘密集结部队。等你的大军到达之时，中央大军自会会师。
岂不是克制自己，保全大局之策！」陶侃笑说：「其实，这正是姑息养奸。」
陶侃被推举领导西方勤王军时，最初是不肯，继之是准备抽出军队；在势阻粮缺，成败关头，他甚至威胁要打道回府。君王的安危固不当一件事，国家的治乱更置诸脑后。可是一听说刘胤丧生，反应之速，前后判若两人。只因如果不予郭默严惩，刘胤的遭遇，就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说来说去，只是绕着切身利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