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皇帝孙亮拜谢后，回到他的座位。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亮先回后宫，孙峻起身也到洗手间，就在洗手间，脱下长袍，换穿短装，提刀而入，大喝说：「奉皇上圣旨，逮捕诸葛恪！」诸葛恪大吃一惊，一跳而起，急拔佩剑，还没有拔出来，孙峻跟助手已双刀齐下，诸葛恪顿时毙命。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得到事变消息，立刻用车带着娘亲，打算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孙峻派人追杀，斩首。
诸葛恪的兴起和败亡，是一篇寓言性的「聪明人的故事」。没有一个聪明人不学问渊博、言辞锋利、反应迅速，有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然而，一个可怕的缺点使上述种种优点，全化成陷阱，这缺点就是，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白痴。有此一念，使他不能提升到智慧的境界，世界在他聪明的眼睛下呈现出来的，完全走样。为了维护他聪明的形象，对不符合他愿望的事实，往往怒不可遏。
诸葛恪写的那篇文告，我们姑且称之为诸葛恪式的理论，可看出他竟对事实曲解到无耻的程度，本年（二五三），司马师四十六岁，司马昭四十三岁，不能算是儿童，而且在诛杀曹爽的政变中，已显示干才，诸葛恪却向国人宣称他们「幼弱」。对好友的谏诤，只在信件后大批数字：「仔细研读我的言论，就可醒悟！」
掌权不到一年，便膨胀到六亲不认；孙权批评他刚愎自用，一开头便露出端倪。
士卒患病超过一半，一半就是十万人，这是一个使人惊心的庞大数目，诸葛恪只要到各营走走，便可一目了然，不此之图，却闭着眼睛认为值日官有诈，要动手诛杀。如果值日官真敢向统帅谎报军情，当然应该诛杀，而竟没有诛杀，是因为诸葛恪明知道是真，只是不关心部属生死。
更荒唐的是，诸葛恪倾全国兵力，大举出击，竟没有精密的作战计画，走着走着，在半路上就转了弯，回头攻击临时选择的目标；这简直不像是两国交兵，而像是一场儿戏。战败回来，不但死不认错，毫无歉意，气焰反而更凶。诸葛恪希望用满不在乎的态度，挽回人们对他的敬畏。这一怪诞逻辑，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比起老叔诸葛亮街亭之败后的自责，比起敌人司马师东关之败后的自责，诸葛恪可是别出心裁。以至到了最后，他还狞笑说：「那些娃儿能干出什么？」
跟曹爽的「谁敢！」前后辉映，天下顽劣之辈，都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产品。
孟轲说：「愚而好自用，灾难必降临到他身上！」天下没有愚人，只有把别人当成白痴的聪明人。
丧服与哀思
晋王朝（首都洛阳）皇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把皇后（武元皇后）杨艳安葬
在峻阳陵。安葬之后，司马炎跟文武百官，都脱下丧服，改穿平常服装。国立大学教授（博士）陈逵建议，认为：「现在我们奉行的，仍是两汉王朝的一时权宜制度，而太子（司马衷）并不主持政府，应该为娘亲穿三年丧服。」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杜预，认为：「上古时代，天子和封国国君（诸侯），都要穿三年丧服，开始时都穿「斩衰」「齐衰」（「斩衰」是最重的丧服，粗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不缝。「齐衰」是次重的丧服，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缝平），但在死者埋葬之后，就脱下来，沉默不语（谅闇），只在心中悲悼，直到三年期满。
所以姬旦从不说：「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穿丧服三年」，而只说：「子武丁三年沉默不语」，这是「心中悲悼」的证明，羊舌肸（音x「希」）
从不抨击姬贵（周王朝二十八任王景王）提前脱下丧服，而只抨击他早早的就饮宴欢乐。这就是明白的显示：安葬之后，就可脱下丧服，所以错误只在姬贵不能沉默不语（左传〈前五二七年〉）。在礼教上，只要求内心感受。礼教，不是指赠送宝石绸缎（论语？阳货）；守丧，难道就只指披麻带孝？太子（司马衷）出则视察三军，入则监守中央政府，不能说他闲着没事。所以，应该在把娘亲牌位送到皇家祭庙，作最后一次哀哭之后，脱下丧服，沉默不语三年。」
司马炎批准。
司马光曰：「圆规可以画出圆形，直尺可以画出方形。普通工人没有圆规便画不圆，没有直尺便画不方。麻布丧服主要的意义是表现哀痛；然而，普通人如果不穿麻布丧服，则哀思便很难产生。诗经？素冠诗篇，正是如此（素冠：「乍看见你头戴白色孝帽／体形枯槁／难以承担忧劳。」「乍看见你身披白色孝衣／我心里无限悲戚／想跟你同行前去。」「乍看见你腿穿白色孝裤／我心里无限悲苦／想跟你同声一哭」）。杜预巧妙的利用经典，来附和人情，虽然似乎有道理，我以为不如陈逵的意见敦厚。」
怀念爹娘，出自天性，一个穷苦樵夫悲悼他的亡母：「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为何唤娘娘不应？」他何用穿三年丧服？又为什么一定要三年沉默不语？孔丘在回答林放的问话时，强调说：「与其讲究形式，不如内心悲伤。」
司马光之流的儒家学者，却偏偏顽强的认定：大多数人对爹娘都没有感情，如果不教他披麻带孝，便引不起他的哀思。所以，守三年之丧，穿三年之服，三年假装哑巴不说话，成了儒家系统寸步难行的痛，害得一些大儒，不断为它打斗，而又语无伦次。
无力感的悲剧
晋帝司马炎，娶杨芷当皇后。大赦。杨芷，是司马炎前妻杨艳的堂妹，美丽而又有德行。最初司马炎下聘礼时，杨芷的叔父杨理（音yao「姚」）上书说：「自从古代起，一家之中，有两位皇后，没有一个能保全她的家族。请求把我这份奏章，藏到皇家祭庙，有一天真的发生我所恐惧的事情，凭此免除灾祸。」
司马炎批准。
杨理面对必然发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灾祸，心情的恐惧和沉重，可以体会。然而，皇庙藏书，岂有作用？局势平静时，不会有灾祸；一旦有灾祸，一定斩草除根，谁还管他妈的什么皇庙？什么藏书（参考二九一年三月）？不过，问题是，杨理除了如此做外，又有何法？无力感的悲剧，才是最沉痛的悲剧。国如此，家如此，人也是如此。
人渣孙皓
二八○年，东吴帝国亡，末任帝孙皓跟他的太子孙瑾，用泥涂到头上，再把双手绑在背后，到洛阳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投降。司马炎派皇家礼宾官（谒者）解开他的绳索，亲自出临金銮宝殿受降，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邻国使臣，以及国立大学学生，全体出席典礼，传见孙皓，跟东吴帝国归降的高级官员。孙皓登殿，叩头，司马炎对孙皓说：「我设这座位，等你很久！」孙皓说：「我在南方，也设有座位，等待陛下。」贾充问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挖人眼珠，剥人面皮，这算什么刑法？」孙皓说：「做人的臣属，谋杀他的君王，奸邪不忠的，就用这种刑法对付他。」贾充说不出话，十分羞愧；而孙皓一点也不觉难堪。
司马炎心地宽厚，所以对亡国之君，至为优待。但对像孙皓这种人渣，应该予以合理制裁，世上才有天理和公道。不分是非的敦厚，只不过一个和稀泥的昏庸汉。孙皓现在已经失势，那些被他酷刑致死者的家属亲友，竟一个个像只老鼠，没有人挺身而起，给予适当的反击，则不但没有正气，而且连人气都已丧失。难道那些人真的就是蝼蚁，无怪孙皓对他们百般凌虐诛杀，毫不在意。
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司马炎曾经从容的问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孙皓所以覆亡的原因。
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刑罚太滥，大臣和将领，没有安全保障，覆亡原因在此。」有一天，又问吾彦，吾彦说：「孙皓英俊，宰相贤明。」司马炎说：「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覆亡？」吾彦说：「上天的眷顾，到此为止。天道运转，已另有托付，所以被陛下擒获。」司马炎欣赏他的回答。
薛莹忠诚正直，吾彦则是一个官场小僚，既图欺骗国家元首，又图欺骗自己良知；把东吴帝国千万愤怒的人心，和抗暴的行为，一笔抹杀；把暴君的覆亡，归之于上帝阿拉，既不得罪有权大爷，又可博得「温柔敦厚」美名，可真是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无耻之徒
二八二年，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逝世（薛莹原是东吴帝国官员，参考二六九年十月）。有人问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国（东吴帝国），恐怕是第一等贤才！」陆喜说：「薛莹只能说第四等第五等，怎么能说第一等？孙皓暴虐无道，吴国（东吴帝国）臣民，沉默不说话，隐居不当官的，才是第一等。躲开高位，宁居低位，用俸禄代替耕田，维持生活的，是第二等。
慷慨居官，体会国家，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是第三等。利用机会，不断促使政治改革的，是第四等。温和谨慎、不谄媚、不拍马，不过第五等。第五等以下，就用不着谈了。所以，吴国（东吴帝国）上等贤才，都被埋没，远远躲开麻烦。
中等贤才有声名，有地位，但却接近灾祸。观察薛莹的一生行事，怎么能算第一等？」
陆喜这篇评论，充份暴露出来传统知识份子神经质的卑怯。不管国家危机如何严重，不管人民灾难如何普遍，而只求明哲保身，所以才把冷血的下流动物，列为第一等，而把官场混混，列为第二等。认为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英雄豪杰，以及不断促使政治改革，不谄媚、不拍马屁的人，不过是一群大小傻瓜，只有远远躲开麻烦，才是光明大道。大小傻瓜接近灾祸，自应受到讥讽。
实践正义是一种能力，面对暴政，所有的知识、学问、道德、勇气，完全崩溃。对别人的赴汤蹈火，反而酸溜溜的在旁边说风凉话，陆喜提供给我们一个无耻之徒的榜样。
「凶人吉其凶」
晋王朝太傅（上三公之二），总司令官（大都督）杨骏，自当权以来，严厉苛刻，做事琐碎，独揽大权，而又刚愎自用，无论中央及地方，对他都十分厌恶。
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孙楚，对杨骏说：「阁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居于跟伊尹、霍光相同的高位，应该大公无私，至诚至信，虚心谦让。而今，皇族力量强大，阁下却不跟他们共同主持政府，对内猜疑嫉妒，对外树立亲信私党，大祸临头，指日可待。」杨骏不理。
胡三省曰：「杨骏的败亡，人人皆知，只杨骏不知。凶险的人总是把凶险当成祥瑞（凶人吉其凶），莫非就是指此。」
凡是凶人，一定会「吉其凶」，坐在炸弹上猛敲雷管的大愚若智之辈，对他得心应手的翻云覆雨，和因翻云覆雨而铸成的灿烂局面，连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聪明。却不知道每一次得心应手，都是对雷管的每一记猛敲。谁劝阻他不要再敲了，谁就是别有居心的叛徒，诛杀不赦。
然而，并不如胡三省先生所说的：「人人都知。」事实上，除了当事人不知外，摇尾系统也不知；不但不知，反而帮助主子猛敲，他敲得越卖力，主子越高兴，直到轰然一响。这种场面，历史上不断重复演出。嬴胡亥、项羽、刘濞、霍显、刘贺、王莽、公孙述、隗嚣、梁冀、董卓、孙皓……车载斗量，而以后更大量涌出，使人掩卷叹息。
又一群猪
二九一年，晋王朝发生政变，孟观、李肇，报告晋帝（二任惠帝）司马衷（本年三十三岁），诬称杨骏谋反，深夜写下诏书：宣布首都洛阳城内外，全部戒严。派人把诏书送给杨骏，撤销他所有官职，而仍保留临晋侯的爵位，返回私宅。一面下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金殿禁卫军四百人，向杨骏发动攻击。任命淮南国（安徽省寿县）郡长（相）刘颂当国务院法务部长（三公尚书），率军保护金殿。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段广（杨骏外甥），跪在皇帝司马衷面前，求情说：「杨骏孤孤单单，一个老翁，而又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但愿陛下深思！」
司马衷不作回答。
当时，杨骏住曹爽的故宅，得到皇宫发生变化消息，紧急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太傅府主任秘书（太傅主簿）朱振，劝杨骏说：「皇宫突然有军事行动，目标是谁，不问可知。定是一些宦官小人之辈，替皇后（贾南风）设计阴谋，对你不利。
你最好纵火焚烧云龙门（皇宫南门），用火势威胁，要他们交出主谋。再打开万春门（皇宫东门），率领东宫（太子宫）卫士及驻防城外的警备部队，拥护皇太子（司马遹）进宫，搜捕奸党，宫内震动恐惧，一定斩杀主谋，送出人头。不这样的话，无法逃出此难。」杨骏胆小懦弱，不能立即决定，推拖说：「云龙门，是曹叡（曹魏帝国二任帝）建造的，富丽堂皇，花了不少功夫不少钱，怎么能烧掉它！」高级谘询官（侍中）傅祗知道杨骏不能成事，立即报告杨骏，请准许他跟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武茂，一同进宫观察形势，遂对在座官员说：「皇宫不该成为没有人的真空！」作揖行礼，走下台阶。大家一看大势已去，也跟着走出来。只武茂还呆坐在那里，傅祗回头叫他：「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属？如今，宫内宫外，受到隔绝，不知道皇上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心安理得，坐着不动？」武茂蓦地一惊，才一跳而起。
杨骏住在曹爽的旧宅，事隔四十三年，历史重演。当年，桓范叹息曹爽兄弟是一群猪猡（参考二四九年正月）。想不到杨骏兄弟，也是一群猪猡；而猪不安于猪，却要「猪扮老虎」，徒供老虎吞食，牵累多少无辜。既可哀，又可恨。
徙戎论
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人江统，认为蛮族扰乱中国，应该早日断绝根源，把他们从内地迁出。遂撰写徙戎论，向政府提出警告，但没有下文。
江统的徙戎论，是历史上考虑最周密，计画最详尽，又最切实可行的一项伟大方案。晋王朝政府如果能够执行，将呈现划时代的民族大迁移的景观。以当时种种条件，一定可以完成。可是，晋政府的权力，这时握在以皇后贾南风为首的贾家班之手，贾南风不过一个泼妇，贾谧和郭彰，更是纨裤少年，三个目光如豆的颟顸男女，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连他们屁股底下坐的是一个火药库都不知道，又焉能知道国家百年大计。然而，也只有这时候才是千年难逢的良机，有力量执行这项伟大的任务。时机一眨眼便永远消失，过了这个村，便没有这个店。
不过，江统把灾难全部归罪于蛮族，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只看见疯子杀人，而没有看见是谁把致疯的毒药放到对方碗里；强迫蛮族喝下致疯的毒药，而痛责他们发疯，诟骂他们性情贪婪、凶悍残忍，是把事情本末倒置。恰恰相反，蛮族比中华民族朴实得多、纯洁得多，没有暴君暴官「性情贪婪，凶悍残忍」的迫害虐待，蛮族不会武装抗暴。这项虐待不除，纵然把蛮族全体驱逐，留下来的全是「善良」的中华人，难道就可平安无事？黄巾集团的变民，岂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暴君和贪官污吏，是中华人没有能力铲除的死结，此结不解，血脉不通。
而此结偏偏五千年来都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