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的问题就是，在竞赛任务书里，要求体育场有一个可开启屋顶。以前的体育场没有屋顶，因为体育场主要就是举行室外比赛的地方，体育馆才是室内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满足人类越来越多的需要，甚至是看起来不大合理的需要：一个体育场居然要盖上盖子，这也被视为世界上大型体育场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次竞赛有13个来自世界各国建筑师的方案，大家为这个可开启屋顶花了很多心思，有飞起来的，有转起来的，五花八门，异彩纷呈。我们的这个可开启屋顶，可以说是其中最简单、造价最低，也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我们觉得可开启屋顶不是这个体育场最主要、最应该表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附属的功能，为了开闭幕式和赛后大型演出时的全天候需要，而大部分比赛的时候是不需要闭合屋顶的。因此，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最简单的，像推拉窗一样一开一合就可以了。这时需要两条平行轨道来提供这种开合滑动的可能性，这两条轨道实际上是两根巨大的平行梁，以承载活动屋顶和承受它滑动时产生的应力。这个可开启屋顶，在图纸上看不大，但实际上有一万多平方米，因为它要覆盖的是超过一个标准的国际足球赛场的面积。
外罩是放射状的、没有明确方向的环形，而两条平行滑轨梁却有固定的方向，这在美学上是矛盾的，一个圆形加上两条平行线很难看，建筑师接受不了，虽然在功能上可以成立。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又在美学上可以成立？我们做了多种探讨。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编织结构，两条平行线隐藏在里面，不仔细看您看不出来。
张：就是误导你的视觉。
李：对，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学上的处理，同时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又能满足功能的需要，提供给可开启屋顶需要的两条平行大梁。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出现一些次一级的结构来加强主结构，立面上那些斜向的大楼梯梁也被编织进来，并延伸到屋顶，于是鸟巢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张：就是这两条平行线导致了这个编织结构？
李：可以说它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刺激点。
您可以看出鸟巢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因。设计的出发点是最原始、最功能性的，但它最终激发了建筑师的潜能，最后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被大家称作“鸟巢”，或者是刚才张洁老师那种独特的描述。
所以有人问我，你们如何做出这样一个很前卫、很先锋的设计？
我总是回答，恰恰相反。从我参加这个设计的经历来看，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设计。可能因为大家现在不用这种朴素的办法做设计，反而觉得新奇了。甚至有很多争议，说这个设计是一个“实验品”，被列为“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验场”建筑之一，总之是不适合北京。面对这些批评我心里很踏实，因为我们的设计从那样一个起点出发，而那个角度是无可辩驳的。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技术的挑战、资金的挑战等等，但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即使建筑师再自信，也不能在它建成之前给出最后的结论，也可能到时人们会发现很多失败之处。我们总说建筑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因为建成之后，就很难再更改它，人总是有想不到的地方。
张：在通过这个设计上，是不是相当困难？
李：技术上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先由评委评选，评委中有将近一半是当代国际上很著名的建筑师，他们会用当代的、国际的眼光来判断每一个参赛的作品。
张：由设计师来评选？
李：确切地说叫做专家评选。另外还有一半是国内的著名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还有体育专家和政府的代表。评审团最后从13个方案里选出三个优秀方案，我们这个方案是被评审委员会推荐实施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然后进入公众参观、评论、自由投票的程序，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展出。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北京2008奥运会的主会场，所以老百姓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我在电视上看到随机采访不同的人，有说很好，也有说不好，然后激烈批评的，各种意见都有。在公众评选中，我们以微略的优势领先，并不是绝对优势。最后是政府拍板确定。我听说大多数领导很喜欢，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眼光、视野都很不错，而且不是单纯只听专家的。
张：有过争论吗，与瑞士的两位建筑专家。
李：有很多讨论，也有些争论，因为在设计过程中他们会不断问我的看法。
张：争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比如一个“形”总会有不同的做法；如何设计可开启屋顶，包括平行线的处置；外罩的形状和网格与看台之间的空间应该是怎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大家进行交流切磋。而我对他们来说，除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角色提供判断之外，也会关注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视点，因此每一次讨论会上，他们必不可少地要问到我的想法。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讲很神秘，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兴趣，比如国画、瓷器、玉器等，还有中国的园林，甚至园林里草皮、卵石的砌法，他们都觉得充满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同时，将来这个设计会拿到中国，被中国公众、中国评委审视，而我代表中国一方，和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会直言不讳地发表我的看法。比如说对某个“形”，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有时这种联想足以摧毁我们这个作品，这时候如果我意识到，就得特别及时地指出。
张：比如？
李：比如看似一个马桶，或是一顶警察帽子的形状。因为中国人很善于联想，也很在乎这种联想的结果或指向。并不是说它不好，也很难用合理不合理来界定。而西方人就会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跟马桶，或跟警察帽子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体育场。
张：有过这样的设想吗？比如像一顶帽子或像只马桶？
李：只是一个比：方，但有类似的情况。虽然并没有那么绝对，但我个人感觉到不好，有点危险。本来是一个起点很好的设计，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中国人的小忌讳，而失掉它。
张：您和他们的差异，比如年龄上的差异会不会有代沟？
李：没那么严重。虽然我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建筑师，但我们国家的大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我也在国外学习过；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与国外的建筑师交流合作；还有很多的文献可供研究……所以可以和他们在同一个语境里对话。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对话将是不平等的。如果对方认为你的意见是从一个低层次提出的，他不一定会采纳；如果他觉得我们处于同一语境，他就会信任、认可我的意见。所以我们真正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就像PierredeMeuron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团队，像一个足球队一样，每个人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的是守门员，有的是前卫，有的是后卫，有的是前锋，每个进球都有所有人的努力，却又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但在我个人看来，毋庸置疑的，这里面一定有灵魂人物，就是瑞士的两位建筑大师Herzog和DeMeuron。
张：有那么多建筑师走出去参观学习，为什么回来后却弄出那样丑陋的建筑，甚至我们在中学就学过的“黄金比例”，有的建筑师都不能掌握？
李：现在中国的建筑量实在太大了，建筑师这个队伍实际上是供不应求。这么大的建筑量，需要很多人来做设计，但是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建筑师。出去看了一圈的建筑师也不一定都一样，因为每个人看建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东西，不同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感受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渗透到心里、会影响到今后自己对设计的判断，有的人看完以后可能没什么感觉，或者说看完了以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
张：你对建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李：我对建筑的理解是，当我们要做一个建筑时，冥冥中它其实已经存在那里，它就是那个最合理、最美、最应该为这个题目而存在的作品，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从冥冥中发现出来。我相信某个东西，有很多促成它实现的潜在逻辑，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创造。当然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这不像雕塑家、画家那样，几乎完全是由内心而来的创造。我认为对建筑师来讲，发现是第一重要的，再加上自身的创造。那么，有多大成分是发现的创造，有多大成分是自己内心的创造，是很难计算清楚的。
张：你的内心创造是什么？
李：是自己内心跟冥冥中那个东西的搭接，当我找到它的那一刻，这个创造就来了。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称建筑师是一个老年人的职业，因为它需要很多的经验。我这个年龄如果在IT业，就是一个老人了，但对建筑行业，可算得上年轻，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理想中的建筑，就像您说的，不论专业的人看它，还是非专业的人看它，总会给人心灵上的感动，这是最高层次的。但这个美不单单是漂亮，可能是宁静，也可能是单纯，从外面进到里面，它的光线、空间的变化，会给你一种诗意，或者一种让你思考、愿意在里面停留的感觉，甚至给你一种莫名的感动，你一旦进入这个建筑，以后会久久地想到它，而且希望再次进入，再次受到这种朝圣般的洗礼。
但是怎样去发现它？有时你设立了一个标准，却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是个人功力的问题，因为建筑师不是个人性的劳动，需要很多人的参与。比如业主是不是有这么多钱；是不是支持你的想法；施工单位的技术如何；会不会得到理想的材料……很多因素，都需要我们去工作，去努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建筑师自己的内心。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建筑来。其实理想的建筑，应该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而不是这个建筑表达的某种理论、某种实验或超前性，尽管这有它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等等，但并不是建筑的最好境界，我越来越坚定这个信念。建筑界有一位建筑大师叫路易康，就是开头我提过的LouisI．Kahn，我们把他称为建筑师里的诗人、哲学家，最近我参观了他三十多年前为孟加拉，一个很穷的国家，设计的议会大厦。巨大的单纯的空间，光线从上面洒下，纯净至极，直抵人的内心，你觉得这个建筑和这个人是贴合的。就是说，最终决定这个建筑的还是这个建筑师，是这个人，而不在于多少的技巧或者手法，不是在这儿，而在你的内心，在你对这个世界的领悟，不仅仅是对建筑专业的领悟，是对整个世界的领悟，对人的领悟。
所以你的敏感程度、你的追问、你的思考……或者你内心的世界，所有这些素养，最终决定了你怎么表达这个建筑。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兴趣，比如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相对总难做好？因为年轻时你不可避免地喜欢时髦、喜欢热闹、喜欢丰富、喜欢被大家关注、喜欢被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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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很多人老了还是这样。
李：我觉得经过很多的阅历和学习，才能体会这种简朴的美，什么是一个建筑最核心的东西、什么是最美的……我说我还处在学习过程中指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看透这些东西，领悟到这些东西，然后用什么东西和它搭接，最后可以控制它，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来。
张：你说的搭接，还有技术上的考虑吗’？
李：我说这个搭接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是感觉上的。但是过于神秘化也不好，我觉得这种搭接，不是坐等，而是被需要的那些具体条件所推动，它们会触动你，你的脑子装满了这些东西，然后在某个时刻得到这个搭接。而且反过来你会发现，原来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张：从建筑本身来说，鸟巢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但却给人以空灵之感，能解释这一点是如何搭接的吗？
李：Herzog先生是比较有艺术气质的建筑师，有点飘然物外，但保持着非常敏锐的感觉。一个东西，底下的工作人员、建筑师可能会花一个星期做出来，他五分钟就能判断，这个东西应该往那个方向发展，还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这种判断有时是有理由的，有时是没有理由的。
张：那些成功的判断很可能是没有理由的。
李：最伟大的可能就是没有理由的，最顶层的可能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像我们这个层次，大部分还是有理由的。我们就是找到它，让它成立。这和人的天分有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天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证明。
张：天分不是培养出来的，它像矿藏一样埋在什么地方，等待一个激发，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个激发点在哪儿。我还想请教有关你们美学和文化上的差异。
李：这种差异反映在每时每刻，包括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一样。
张：仅就设计来讲。
李：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判断上的一些差异，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思维差异。而对设计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对设计和艺术的判断，或者对一个好建筑的判断，差异是比较小的。
张：对有些人差异可能还是很大的，看看街上那些劣等作品。
李：这不是文化的差异，这个是人的差异，素养的差异和视野的差异。
我发现，我们对欧洲某个小镇，甚至欧洲某个山坡上的建筑都去过、都熟悉，反过来对我们中国的东西并不很了解，尤其我们这一代以后。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我叫做不纯粹的中国文化环境里，因为我们的文化被种种原因异化了，我感觉就是有点不伦不类。相比而官，同样是现代的东方文明，日本的文化环境保持得很好。并不一定就是传统，其实文化不应该有传统和现代之分，文化是从过去走来并一直延续下去的东西。中国在这方面差一些，尤其在大城市里。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关注这一点：什么是中国真正的文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文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在这么忙的情况下，去年11月还带着工作室的建筑师在苏州作了一个星期的调研，其实就是每天轮换在那些江南名园里待一天，细细品味、体验这些园林，理解那些逝去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张：也去看看宋代的画和明代的家具。
李：我们慢慢会有这样的涉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它们蕴涵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我们拥有那样独特、有价值的文化，可是现在流在我们的血液里的还有多少？这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很大的本钱和机会。除了刚才我说到的建筑师自身的天赋，中国文化也许正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我们努力要研究、体会、弥补和提高的。
张：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
李：我坚信自己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我会比较谦虚一点。建筑师不是艺术家，我们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另外，我们这个团队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是一个牵头的，要让每个人都能积极主动地把能量发挥出来，我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恰当的为人处世的态度。
张：如果你不是：领导一个团队，仅就自己而言……
李：我不喜欢每时每刻都有太大的压力，希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