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葵身体本来很瘦弱，跑起来慢腾腾的，像一只病乏的羊羔，眼看被看管园子或菜地的社员当场捉住，他就只好替大家背黑锅当替罪羊了。有过那么几次，那些社员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明明放下跑在最后头的向葵不捉，却反拼了老命撵上来逮我们。这种时候，我们都骂向葵真是没用。
总而言之，向葵是一个既无关紧要又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一点上又颇有些类似于村子里的某种人事格局，尽管那时间我还不大明白成人世界里的种种规则。在社员们中间，有一个人的存在的确跟向葵生活在我们之间的情形有点相似，也是既无关紧要又不可或缺。
我这里说的这个人就是住在队部那间低矮的小窝棚里的癞呱子脸。其实，癞呱子脸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大伙儿不知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个外来的穷困潦倒的流浪汉（那些年像他这样的流浪汉到处都是，他们经常出没在村子周围，哪个队里缺重劳力就会将他们收留下来给口饭吃），年纪在四十岁上下，或者更大一些。至于癞呱子脸，主要是形容他那张奇怪的花花脸。他的脸远比戏里的人物的油彩花脸还要稀奇古怪。
事实上，到现在我对癞呱子脸的印象已经十分的浅淡了，倒也不是说我是个很健忘的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还会记得住他这样一个人。
在一个村子里，的确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人物，我所深深记着的多半是这些有头有面的人。之所以说他们非常重要，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农业社里举足轻重，我们吃的每一颗粮食或每一片菜叶都得由他们一一分配，一户人家的吃食全在他们的手心里紧紧攥着。粮食多一粒少一粒，完全取决于这些重要人物的喜乐和心情，而分配的标准往往又是由每家每户全年的劳动力及工分总数目所决定的。那些重要人物在掌管粮食和菜蔬的同时，他们更是一年四季都像驾驭牲口的老把式那样牢牢地拽着套在大人们脖子上那根看不见的绳索，吆喝大家往东往西干这干那，他们则悠闲地倒背着双手，在田埂上吸着纸烟转来转去。
那时我们既战战兢兢地做着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又格外担心那些重要人物会抓住我们的一些把柄而要挟大人们。但是，那时候我们除了揣着一颗惶惶的“贼胆”之外，满脑子和满肚子里都是馋涎和饥饿。我们什么都想吃，瓜果梨桃玉米棒子毛豆秧子，反正，只要是地里长出的东西，树上结出的果实，成熟的或半生不熟的，没有一样能逃出我们的视线和胃口。不过，我们还是很害怕那些大人物的，因为一旦惹火了他们，我们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的。
至于像癞呱子脸这样卑微的一个外乡人，我们几乎没有怎么正眼瞧过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像—条猥琐的老狗，寂寞地守在那里。我到现在已很难清晰准确地描述他的相貌，或者说，他在我眼里只是—团非常模糊的印象，是浓雾一样的谜团。唯独还能记起来的恐怕就是他那奇异的肤色。他的两只袖子总是很长，几乎苫住了手背，不论春夏秋冬，他从来不把袖子卷起来，更没有穿过一件短袖子的汗衫。偶尔露出来的手背在人眼前迅速一闪，像黑夜中的一道电光，刺目惊心的惨白。他的颈根和两只耳叶的后部以及多半个脸庞也都被那种刺目的惨白曲曲歪歪笼罩着，他的头皮就像白色的搪瓷缸子那样雪亮雪亮的，头发也不是普通的黑色，而是像电影里外国人那样赤黄着。没有人告诉我们他的皮肤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弄成那样瘳人的白色。
当然，等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种病，一种常见的皮肤病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那时候我们却认为问题一定十分严重，严重程度一点儿也不次于当年苏修和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虎视眈眈。
与众不同的奇怪模样使他的存在成为一种白色的不祥，一只白色的神秘幽灵。癞呱子脸原先并不是村里的人，据说他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悄悄来到这里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庄，正如谁也不清楚他那可怕的白色皮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年冬天好像特别寒冷，村子里的那口老水井都冻死了，井台子周围结了山丘一样巨大的冰团，将井口围困在当中，离水井稍远一些的地方是一道道蜿蜒开去的冰凌子。水井忽然间成为一个发着白光的险恶的冰洞，使人望而却步。那口井就打在队部那排土房子前面，那几间房子就是队里的那些重要人物经常出入的地方。其中有一大间是库房，常年挂着一只将军不下马的黑铁锁，锁头有些生锈了，显现出鲜艳的氧化物的锈斑。库房的两扇柳木门平时是很少打开的，一旦敞开了门，必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很好的事，是可以让大伙为之欢喜一阵子的，比如分粮分肉分果子菜蔬什么的。分东西是天天都期盼着的事情，否则，家家就得喝西北风饿肚皮。
冬天的日子最难熬啊，粮食没有了，蔬菜也没有了，就连生了一柞多长绿芽子的土豆都吃得精光了。日子眼见就快撑不下来了，可库房门上依旧整天挂着冷冰冰的黑锁头，让人感到无比沮丧。
我还记得悬挂这把半尺长短的将军锁的铁门镣子（链环）有一个十分显赫的作用，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无坚不摧的瑰宝。我们这些孩子因为白天胡乱找东西吃，不管是树上的还是地里的，只要可食，都被我们想方设法弄到手生生地吞进肚子里去，可随之而来的是上火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溃疡，嘴唇口腔内壁和舌苔上都生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疱，一到天黑回到家里就疼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
那时候可不比现在有很好的医疗条件，生了病多数情况都得乖乖忍着。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便被母亲拽着手臂去队部刮那种包治百病的铁门镣子。挂着将军锁的铁门镣子又长又粗，母亲们都相信它能刮去孩子舌苔上的水疱。通常要用铁门镣子在舌苔上刮七七四十九下（为什么非要刮四十九下，我从没有考证过，估计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心一定要诚。心诚则灵。刮舌苔的时候得默默数着数，绝不能有半点声张和不敬的言词。
我小时候舌苔上经常生那种恼人的水疱，没少受过这种冰冷的“刮疗法”。母亲一般都是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悄悄出门的。在寒气逼人的夜色中被母亲紧紧拽着小手，脚下踩着硬邦邦的土路，有时头顶会有一圈皎洁的月光在深暗的天空里幽幽地闪耀着。我走得极不情愿。母亲却是满脸的肃然，像是要去做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一路上母亲都不跟我说半句话。等走到队部库房门前，母亲早迫不及待地将我推搡到那高高的门槛上。
母亲站在门槛下用双手稳住我的小身体，生怕我会掉下来似的。
她说你快刮吧，听话，刮完就不疼了。
我幼小的心委实惶惶惴惴的，一只手已经够到了那冰冷的门镣子，我甚至还有意碰了碰那把黑黑的铁锁，它竟纹丝未动。锁身在月光中浮着一层清冷的霜辉，似在不屑地嘲讽我们的愚昧。母亲又在下面催促了，还死站着干啥？你倒是快点刮啊！
我便顾不得许多，手里的铁门镣子已经在伸出来的舌苔上慌忙刮动起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母亲也在轻轻地替我数数。通常，我数着数着就数忘了，不知道下面该是第几下。只记得坚硬而又冰冷的金属在自己的舌苔上一下一下刮磨着，唾液都是咸涩的，舌头渐渐木了，僵了，最后完全变成一块硬邦邦的石头，动也不能动了。
当母亲宣布结束的时候，舌头好像完全不是我自己的了，怎么也收不回嘴里来。回家的路上，母亲问我还疼不疼。我木讷地摇摇头。我说舌头好像胖胖的。母亲说那是麻了，麻了就不疼了。果然，第二天那疼痛似在减轻，吃东西也觉不出什么味道，像在嚼一团棉花。再过上三两天，舌苔上的水疱竟自动消失了。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接下来我又开始跟着大伙儿一起寻找—切可以吃的东西以抵御无处不在的饥饿。
但是，我永远也无法忘却那个寒冷的腊月天。那天夜晚似乎星星很稀少，月光洒满了结霜的土地，我和母亲踩着薄霜覆盖的青白色小路影影绰绰地朝队部的方向走去。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跟着母亲去刮自己溃疡得一塌糊涂的舌苔，那天晚上以后，我再也没有采用这种古怪而又荒唐的治疗手段。事实上，那晚之后就连一向虔诚之至的母亲也不敢轻易再带我去那个地方了，她一定是受了巨大的惊吓。
那是我第一次碰见他，那个卑微的癞呱子脸。
这之前，我从来也不曾见到过如此可怕的一张活人的颜面。母亲一定是被他的样子吓坏了。女人的胆子毕竟很小。母亲后来一直近乎顽固地认为那晚自己撞到了鬼，就是传说中的白脸无常。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天色稍微黑沉—些，母亲断然不敢出门走动了，就连上茅房也要我们几个孩子陪着她出去。
许多年过去之后，当我读到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才真正见识了卡西莫多那副丑陋无比的怪相貌：“……那个四面体的鼻子，那张马蹄形的嘴，小小的左眼为茅草似的棕红色眉毛所壅塞，右眼则完全消失在一个大瘤子之下，横七竖八的牙齿缺一块掉一块，就跟城墙垛子似的，长着老茧的嘴巴上为一颗大牙践踏着，伸出来好似大象的长牙……这一切又都表现出一种神态，狡狯、惊愕和忧伤……”我这才试着重新回忆起那年和母亲在队部库房门前的一次遭遇——这对于年幼的我或胆怯的母亲都不啻为一场噩梦。
我得承认见识贫乏或愚昧无知通常是人最致命的问题，它无端地给很多原本稀松平常的人或事涂抹上神玄乃至恐怖之极的色彩。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跟神啦鬼啦的荒唐东西联系在一起，对所有反常的表象统统以人死后的阴魂之类的想象物来替代或加以描述，使人们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回想那些年整个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是怎么对待一个皮肤病患者的，我依然感到心惊肉跳，感到头皮发麻汗毛倒竖，也感到了一丝羞愧，仿佛过去的一切真的又在眼前重演了。
那天晚上，当我和母亲蹑手蹑脚来到库房门前并开始虔诚地进行一次溃疡治疗的时候，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那个猥琐的怪人，那个白花花脸的外乡人。或者说，他突然像一条伺机发怒的老狗从旁边的窝棚里警觉地蹿了出来。这之前，我们已经依稀听说村里新来了一个外乡人，就住在队部的窝棚下面，而且，是经过队里某个重要人物批准的，他可以住在这里，同时帮忙看管队部的房物，可是我们一直还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呢，因为白天他极少出门，总是蜷缩在窝棚里不知在做些什么。
天气实在太冷了。当时我刚刚伸出自己的舌头，手里的铁门镣子和舌苔稍微一碰，我立刻觉得它们之间似乎胶性极强地粘接在一起了，就仿佛一块塑料落在火红的炉盖上，顷刻间便融化了并合为一体。
而癞呱子脸正是这时出现在我和母亲面前的。他的贸然出现使这个寒冷的冬夜突然产生了某种虚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洞。或者，我和母亲犹如失了魂魄的空壳忽然凝固在这虚幻的夜色当中。我们像两只失去操控的皮影儿，又因为失去控制而变得僵死和手足无措。我看到母亲的脸在月色中发出刀背一样的一层青辉，她的嘴巴一下子就张开了，好像已张到了极限，有一种撕裂般的疼痛与惶悚在脸上迅速弥散开来。
……我不愿记起却又不能忘怀的还是他那张可怕的脸，在月光中，那是怎样的一种惨白啊！那种惨白越发显得鬼魅飘忽毫无逻辑，甚至于白得有些生冷和鲜艳了，那简直不属于常理中的一种颜色，使人无法理喻这一面孔竟会是一张活生生的人脸。
后来能记住的就是自己奔跑时慌乱的声音。我和母亲拼了命在冬夜中狂奔，铿锵又杂沓的脚步声鼓点—般响彻黢黑阒寂的村巷，快到家门的时候，母亲早就气喘吁吁的，她佝偻着身体接连用一只手背捶着腰身。我的舌头似乎有了知觉，我使劲咽着充满铁锈味的唾沫，嘴里有股令人作呕的腥味随着急促的呼吸不断弥散出来。
待回到家方才发现，我的舌苔上似乎少了点什么。我对着一块镜子照了半天，舌头上露出一片鲜红的血窟窿，显得十分荒谬，仿佛被什么东西咬去了一块。原来，当时自己大概太紧张了，竟被那该死的铁门镣子粘去了一块舌肉。我疼得哭闹了整整一宿，剧烈的疼痛和呜呜的哭号声使这个冬夜变得漫长而又不同寻常。哭声的背后是无边的恐惧阵阵袭来。那晚母亲搂着我睡，直到天亮她的身体仍在—个劲抖着。
翌日清晨，父亲到井边挑水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一柱浓浓的黑烟从队部门前升腾起来。井口旁燃烧着一堆炽烈的柴火，火光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在晨空中飘摇和咆哮着，封冻的井口正在慢慢地融化。融化中的冰在火光中熠熠生辉。父亲看见一只陌生的黑影正蹲在火旁，他的脸上闪跳着奇异而又古怪的红光。
父亲挑着空桶回来的时候好像说队部里新来了一个老哑巴，奇怪的是，他没有描述那张惨白阴森的鬼脸。也许，父亲并没有完全看清楚。也许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是不会感到有什么恐惧的。
母亲依旧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对我说，往后不许去那里耍！
当天下午，人们陆续从队部挑回来要吃的水，封冻的井口终于被烧化了。大伙的议论依旧跟那张丑陋的花脸无关。
乙
整个夏天，我们都把时光浸泡在清凉的渠沟里。水才是这世间最神奇的东西，水可以包容人的身体以及身体中的所有污垢和缺陷。它看似无形，却以巨大的浮力托举着我们赤裸而单薄的身体，让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感到自由自在，也感到夏日对于我们孩子的真正意义。
我那时候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鱼类或泥鳅什么变成的。我是多么迷恋这种在水中徜徉的感觉，同时，也痴迷于这种胡思乱想。在水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凫来凫去，活像一只只无忧无虑的野鸭子，如果给我们插上一双翅膀，我们一定能飞了起来。可很快，我的这种猜测和妄想就不攻自破了，自然老师在课堂里口口声声说我们人类是由一种叫做类人猿的家伙演变过来的，也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猴子。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些淡淡的忧伤。这忧伤弥漫了整个夏天，像水一样在我脑海中流动，让人闷闷不乐，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
猴子会凫水吗？我想它们肯定不会。它们只会在树上爬来爬去，只会傻乎乎地翻跟头做鬼脸！
在夏日阳光的广谱炙晒下，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都开始发红并由黄变黑，黑得有点不可思议。你可以清楚地听到阳光滑过水面和人的肌肤时所发出的细微的沙沙声，那种声音温暖而又舒缓，就好似一只慵懒的蝉虫蛰伏在茂密的树枝里的一声声轻轻的呜叫。把盛夏无限制地拉长。在水里待得时间久了，往往又会感到肚子里空落落的，会呱呱地叫，声音听起来很龌龊，仿佛流动的水会迅速消解腹内的食物并裹挟身体的热量，使人感到一阵—阵的晕眩或肠胃痉挛。
我们只好空虚无奈地爬上岸，懒洋洋地仰躺在晒得发烫的沙土上，两只手不停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