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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到走私团伙的人安排的宾馆，固定房间，是312。由于警方部署得比较及时，我们车的后面有民警的车跟着。刚一到312房间，没几分钟，警方就把312房间对面和左右的房间全面控制起来。后来我知道有几十个民警就分别在这几个房间里，一面观察对方的动向，同时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记者乔装采访，有一个尺度需要把握，你在拿到事实的同时是不是在引诱犯罪？比如说别人卖一部手机，你说光要这部手机不行，你给我搞部奔驰。别人说没有，你说看你报价是30万，我给你60万。可能在这个利益驱动下，他就为你搞到了奔驰，其结果是使犯罪情节变得严重了。我是法学硕士，我当然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带着疑问请示制片人梁建增。他也认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绕过，也必须解决好，让我马上请教中央电视台律师石村。与此同时，我跟郑东强局长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既能够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同时又最大程度保护我们安全，还能够不违法。方案确定以后，我觉得冒点险就比较值得了。
结果按照约定，第二天上午，对方电话果然来了，说由原来的在我们房间里见面，现在改成一个茶楼。随后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名叫圣淘沙的茶楼。茶楼的一个房间里坐着四个人，房间是长方形的，最靠外面的这面是一个门。对方四个人坐在两侧，把我们迎进门后，正对面的位子留给了我们两个。这个空间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就开始谈生意，我首先提出来要看货。对方就说咱们刚接触，我们这都是走私来的，没有货可看，咱们先谈价格。然后这伙人一定要让我们出示身份证。史料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我和白河山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等，也都被对方一一记录在案。
回到酒店之后，郑局当时认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伙，而且有台湾人，又不肯轻易地出手，说明他们对我们还有防范心理。那么需要进一步去攻克。他迅速部署了一些特警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同时在会上决定，让我们继续扮演买货人，然后警察在旁边选择恰当的机会来打掉这个团伙。这说明记者的每一步都是在警察的许可、同意下进行的，协助警方破案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自己的采访。
在焦急中等到第四天，电话响了，是飞机场接我们的那个人的电话。他说下午三点在浪淘沙茶馆再见面。接近3点钟，我电话又响了。对方说接头地点我们临时改变了，你们就在圣淘沙茶馆门口等吧。然后我和白河山又在那儿等，等了一会儿出租车开过来，我说去哪儿？司机说几分钟就到，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七拐八拐，到了另外一个茶楼。下车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看，发现郑局派来的民警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到了那个茶楼。
这里要交代一个小插曲。在北京出发之前，我们考虑到对方会核实我们的身份，上面写北京某某贸易公司。名片上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焦点访谈》办公室的一个分机电话。我和白河山，还有康锐三个记者到厦门采访的时候，办公室里这个电话旁边一张大纸写着这样的一些字：“注意，此电话危险，除了杨红之外，别人不要乱接。”特别醒目。就是怕对方打电话过来审核我们身份。后来得知，走私分子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果然有电话打到这个分机上了。根据原来的设定，是我的同事杨红接的，杨红天衣无缝地把这个事情给平复了，说确实是我们公司，我们这儿一个经理，确实在南京出差。这样我的说法和北京这边的说法一印证，对方就进一步相信了我们。
再说茶楼里。我和白河山在屋里边与这个走私团伙谈生意，外面另一位摄像康锐跟着民警等待时机，准备抓捕。后来我这个节目是平行剪辑的，所以剪得跟警匪片似的非常好看。对方就提出来收定金，他说也不用多，两万五就够了。
我说两万五也可以，就把钱拿出来了。我跟郑局有个约定，我说几句话，警察就破门而入。我说：“你看协议咱们也定了，这个定金我也交给你了，如果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货没有到，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但原来的约定是说：“你们如果不把货运到我们那儿，我就报警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话与原来的约定有出入，外面的民警就觉得举棋不定。过了大概几秒钟，十几秒。一点动静没有。我想可能稍有出入也不行。赶紧按照原来约定的方案又说了一遍。话音未落，门哐的一声被撞开，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过来，就把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控制住，很快就分开，把剩下四个人带走。
后来，郑局拍着我的肩膀说，显然不够老练，怎么能不按照约定的来，关键性的话不能有错。万一出击不够及时的话，可能会产生别的后果。我当然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事后一想，公安工作的确不能马虎，特别是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时候。我才亲身体会到公安工作的危险和不易。
后来经过一番侦查，这个走私团伙其实是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福建的安西、泉州、厦门一带利用手机中奖之类的谎言诈骗大量定金，已经用这种手法，诈骗了十几万元钱。
我也很感谢厦门警方对我们的积极配合，对采访的支持。后来郑局长送我们到厦门机场，就在我准备和郑局长告别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打了一个电话，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再，另外一个姓白。你让我的兄弟有去无回，我也让你有来无回。”在电话里我就跟对方说，我在厦门机场，你们来吧。我把电话就挂掉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当笑话一样跟郑局长谈了，郑局长笑了笑说，这些人气急败坏。没曾想为了慎重起见，他马上叫民警护送我们一直到飞机上，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又跟北京警方联手，要保护我们从机场到电视台，怕万一中间有什么麻烦。厦门一行，不仅完成了一个节目的采访，同时也交了一批作警察的朋友。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1999年年底，厦门远华案被揭露出来了，郑东强作为在风口浪尖的公安局长，在那么敏感的位置，没有被牵扯到这个大案之中，足以证明这样一位公安局长的自身素质。前不久，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只要我们好好把握，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更何况我是个老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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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老大”／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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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台州，我发现本组新摄爷王天琥有特工天赋，如早生60年，不是中共特科也是中统、军统。
先交代一下背景：1998年3月初，我与天琥赴浙江了解科级干部潘祖言为恶一方后又异地为官的事件。此人人称社会上的老大，与黑帮关系密切，曾多次动用流氓威胁，殴打举报其经济问题的群众，并屡次对记者施以盯梢的手段。
第一天费尽周折与举报群众接上头，白天将情况摸个大半，晚上又约好三名关键人物来宾馆采访，时间定在8时整。
7时30分，我自己先走出快餐店，天琥同志因牙疾未愈不得不多嚼一会儿。
7时40分，我回到宾馆，发现房间门口有一黑西装男子在徘徊。我与其错肩而过，入室后刚要打开电视观摩同仁作品，门铃骤起。开门后，见三男子立于门前，一前两后，后者其一为刚才所见“哨兵”。前面那位开口道：“我是潘祖言。”
此前已闻潘祖言行为多诈，估计此时他身上录音机已在运转（事后知果真），因此口头上既要不显慌乱，又不能露任何马脚。但看看潘老大身后两位一色黑西装的壮汉，忽地想起了上来时瞥见一楼大厅还聚着这么类似的一堆人呢！低头瞟眼手表，已是7时45分，三名群众随时可能出现在大开的房间门口。不！他们不会出现的，在一楼就会被……
潘祖言还在一边表白自己一边自我发问，试图录下一两句可做把柄的话。听他表达，思索答问和问话，随时检讨有无失语，用余光盯住两名并不安分的壮汉，在这一切的同时，我想了几个方案：赶他们走，不妥；自己出去到门口等，屋里没人不行；装作漫不经心，打天琥手机——不通；再打群众的手机，没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从7时40分起，我度过了地狱般的一刻钟。
7时55分，我快要绝望了，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突然，电话铃响，我在6只眼、6只耳的监视下拿起听筒，王天琥天使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虎子，我在楼下，我就不上来了。”
一阵狂喜心头起。但我只能面无表情地哼哼哈哈。天琥又压低声音说：“我在楼下挡他们，你明白了吧？！”“好，好。”放下话筒，我终于可以一心一意面对潘老大了。
据天琥事后讲，他进宾馆就看见了那几名黑西装男士，其中一人背对大门在和总台的小姐说话。见天琥进门，小姐冲“黑西装”微扬下巴，那人转身看了天琥一眼。一叶知秋，天琥同志经进一步观察，发现了“埋伏”，并断定屋中有人，在洞悉形势的基础上迅速做出了在楼下挡群众的决定。而3名群众凭和潘多年的斗争经验，发觉有诈，根本就没进宾馆。
虽是有惊无险，但小王的对敌斗争天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形之下，我考虑不捉，对这一“危机”是自作自受，险些让潘老大一展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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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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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镜头外面，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笑，人家却诧异：你还会笑啊？我猜想，咱评论部还有一些面孔也会让人有这样的不会笑的印象，比如，范本吉、再军、方宏进，还有刘涛、老曲，就算是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也难得一笑，你看过毛初明、黄洁、喻晓轩、萧津在镜头前笑吗？这样的职业，就尤其需要找乐儿，要不然，就可能让人内心受伤，就可能郁闷死，沉重死，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持久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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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狂欢／敬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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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平常好像没什么狂欢的理由。
更缺少狂欢的机会。
但，不是不需要狂欢。
在节目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镜头外面，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笑，人家却诧异：你还会笑啊？我猜想，咱评论部还有一些面孔也会让人有这样的不会笑的印象，比如，范本吉、再军、方宏进，还有刘涛、老曲，就算是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也难得一笑，你看过毛初明、黄洁、喻晓轩、萧津在镜头前笑吗？
这样的职业，就尤其需要找乐儿，要不然，就可能让人内心受伤，就可能郁闷死，沉重死，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持久的战斗力。
年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吧？
我加盟评论部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曾大感意外。当时，多半都是生面孔，那穿着雪白纱裙跳天鹅湖“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其中一个有点儿眼熟，那不是在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陈耀文吗？他是评论部早期杀手之一，听说，还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这手啊！那一只天鹅，黝黑健硕的，依稀记得那模样，是黑子吧？那次年会上的节目倒没什么传世之作，但那气氛！任何一个新来的，都会被年会的气氛吸引。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集体了，真好哇，与这些有趣、有识、有胆的人共事。记得孙玉胜在年会上诚恳致辞：“今天恰好是情人节，让我们大家互为情人。”接下来，是一片欢呼，或者叫，狂呼乱叫。看来，这位评论部第一代领导人，说出了同志们的心里话。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盼头。一年365天，就这天可以完全放松，开怀大笑，我们自娱自乐，不在乎什么喝彩或喝倒彩。没大没小没正经，荒诞。撒欢儿，洒狗血。年会好象最能激发出大家的聪明劲儿，创造力，友爱，热情，团队意识，荣誉感……平常报选题还要费一点脑筋，可年会的创造灵感如泉涌一般！年会的舞台上，群星闪耀，杨继红是他（她）们的优秀代表！最佳表演、最佳创意、最佳策划、丰功伟绩永存史册！我们的年会产生了多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杰作啊！不管是横向看神州大地，还是纵向看五千年风云，有哪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的内部联欢会能有这样的反响！如果检验一个人是真假评论部人，可以跟他谈年会，看他眼神里有没有那份默契，那份会意。年会的典故，几乎可以当成评论部的接头暗号了。如果要研究这个团队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年会及其现象，及其根源，及其影响，及其其他。
年会，浓缩了我们一年的欢乐，如果说，我们一年总在皱眉头，这一天可以眉开眼笑；如果说，我们一年都拘束着，这一天可以放纵；如果说，我们一年都彼此陌生，在一天可以熟悉。
有了年会，我们就理解了西班牙人为什么会有一个西红柿节，中国的小青年为什么借着每一个洋节找乐儿——人们需要狂欢。
咱们该庆幸啊，咱们有年会，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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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就要收获／水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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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
对这样一个历史和宿命般的定律以前我根本就不屑。然而，渐渐地，我发现这似乎真成了无奈的现实。来不来就会喋喋不休地大谈从前如何如何苦干加巧干、如何“24小时等你”、如何后半夜翻人家的墙，还有，那个时候又是多么地潇洒，吃方便面、打“面的”、睡办公桌。当然，还有那每到年根必定要大聚特聚一次的我们的年会。
至于年会精确的起始年月，它的发起人是谁，我没有权威的资料，只知道在1993年《东方时空》诞生后的那个兵荒马乱、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大家都做得很苦，很累，也很疯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有了一种逻辑：付出了就要收获。收获节目，收获表扬，收获银子，收获快乐。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快乐被那时的人们定位为一种极简单的方式——释放。于是，就像农民伯伯们一样，大家做出富余的节目，招呼齐兄弟姐妹，备足盘缠，憋足了一股大闹一场、不醉不休的劲头儿，找个城边儿的三星级酒店，安营扎寨，拉开了早期年会的序幕。
我参加的第一次这样意义的年会，大约是1994年《焦点时刻》组在西三环边上的紫玉饭店搞的年会。
那个时候评论部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年会只是各个栏目组自己张罗的聚会。年会前，通知说要聚会，而且有特别的项目，但仅此而已，其余保密。全组充满着神秘的气氛，每天就看见几个人在某个角落嘀嘀咕咕（就像现在年会前的景象）。那次年会的压轴是晚饭后的联欢，主题是抽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