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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君挨个检查，发现那个４岁左右的男孩子还活着。
无法辨清这七个难民是不是一家人。可能是母亲亲手勒死她的孩子，然后自缢身亡；也可能她是受人之托，本想保护这些孩子逃难，在走投无路时下此狠手……
但王凤君夫妇能“辨清”一件事，“把孩子抱回家，当亲儿子一样抚养。”
这个男孩子叫王洪德，现为桦南县曙光农场工程师。
王洪德工作时，曾有“革新大师”、“猛士”的称号。
他曾驾驶过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任包车组长。
王洪德苦苦钻研技术。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业余机械修理工”，还是一个名震农场的“革新大师”！当那台Ｃ－４老掉牙的机器故障连连，眼睁睁看着小麦掉粒、大豆炸荚，他把收割机的“悬臂式”推进器改为“整体偏心式”推进器；把大豆收割机“纹杆滚筒式”改为“封闭滚筒式”；为了增大吞吐量，改装了玉米脱粒机等。此外，他给“康拜因”加配茎秆还田器，扩大了农场茎秆还田面积，为改良土壤做出很大贡献。
至于连续七天七夜工作，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已属“家常便饭”。
他那一大摞子红彤彤的技术发明证书、奖励证书，埋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啊！
有一个他用生命换来的故事，我不能不告诉我的读者。
这天，王洪德正在车库修车。一位同事粗心，把一个装满汽油的大盆烤着了。“噗”地一下，火苗蹿起老高。在场之人当即傻了。上有木质天棚。几步远就是车，那里停放着十几台车啊！王洪德抱起一条保温被冲了上去。油盆上边压着保温被，保温被上压着王洪德。火焰一次次从保温被中挤出来，又一次次被王洪德的身体挡回去！
王洪德的手太快了，被角当刀，一下下割断火焰，也割去一个让人后怕的事故。
这一切，王洪德只用一句话概括：“报效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１９９６年６月，王洪德赴日寻亲。人们以为他将一去不返。然而，他回来了。王洪德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可我更爱中国，爱中国的黑土地。如果不是那亲爱的养父母，我有几条命也不可能活下来。养母去世了，我要守在养父身边，为老人尽孝。” 二日本遗孤福地正博的讲述
我叫福地正博，中国名字叫王久德。１９３８年３月出生于日本国青森县。生父叫福地正造，１９４３年率全家来到中国黑龙江省讷河县。父亲在县城中学当教员，母亲在北学田开拓团小学教书。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１日，关东军将已经３５岁的父亲征入部队（此时，离“波茨坦协议”只有１７天，离日本裕仁天皇“８·１５”投降日，只有２４天！作者注）。
日本战败投降后，母亲率全家随开拓团向南徒步逃跑。途中带的钱花光了，带的东西也卖的卖、扔的扔。逃亡路上十分艰苦，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到了１１月，难民们被迫在一所空房子里住下来。当时东北的天气很冷，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又没有吃的，传染病很快在我们这群逃亡者中蔓延开来。我２岁的弟弟、４岁的妹妹、６岁的弟弟和母亲相继得病去世，五口之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１９４６年１月，我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继续向前走。我的双脚都冻坏了。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每走一步都疼得要命。一天我们走到一座县城，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住在龙华路民航大院，这是专为收容日本人而成立的临时收容所。这里集中了１００多个日本难民，大多数都身患重病，当时我也病得只剩一口气了。３月５日，收容所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准备领养一个小孩。她看到我重病的样子十分难过，便问我愿不愿意到她家去。难民们劝我说：“去吧，到中国人那里，把病治好了，就留条命。”这样，我便被那位中年妇女领回家。她就是我的养母安淑卿。我的养父叫王玉山，那年已经５２岁，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我来到王家虽然使养父母有了天伦之乐，但也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养母把我领回家时，我是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病孩子，而且得的是伤寒病，是一种忽冷忽热的恶性传染病。我经常大喊大叫，说胡话，吵得四邻不安，更不用说整日守护我的养父母了。当时养父母家生活困难，只靠养父摆小摊维持生活。他们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却东挪西借地为我求医治病。我吃不下饭，就给我订牛奶；睡不好觉，养母不怕传染，每天都搂着我睡。这一切就是亲生父母也难做到啊！在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终于痊愈了。但此后却留下了身体虚弱的毛病。二老为了让我吃得好、穿得好，能够健康成长，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顶酷暑，冒严寒，在街上摆小摊，卖香烟和凉粉。为收养我这个日本孤儿，二老多吃了多少苦啊！我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了，１９４７年又重返小学读书。在学校，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儿童，但没有人歧视我。学校成立少先队的时候，我是第一批队员，先当中队长，后当副大队长。
在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练单杠，不小心大头朝下掉在地上，摔伤了胫骨。后来又得了骨结核，全身许多关节都烂出窟窿，总往外流毒水。这可把养父母急坏了，养父为了多挣点钱给我治病，不顾年老体弱，只身到牙克石林区给人家做饭，结果得了一身重病回来了。回来后，还得带病上街卖菜。养母从我得病那天起就没闲着，领我南跑北奔，求医求药。有时钱花光了，就给医生磕头，前额都磕肿了。这样靠养母那颗赤诚的心，每次都能求得一些药回来。可是当我看到养母给人家磕头求药时，我的心如刀绞般难受。后来，我说什么也不去看病了。但养母仍一如既往，坚持出去讨药。即使身体有病，也硬挺着，三步一歇、两步一停地到处求医求药。为此，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养父母对我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当时尽管没有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但靠养母讨来的药，使我的病得到一定的控制，学业没有荒废。初三下半年，我的病情加重，走路写字都困难，被迫休学。这时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专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丰，虽然价钱很贵，但养父母还是找人给我买来１０瓶，终于治好了我身上的陈年老病，使我又恢复了学业。
从我上中学那天开始，就一直享受一等助学金。党和政府的关怀，养父母的培养，使我这名异国孤儿饱尝了人世间最崇高的爱。我暗自下定决心，决不辜负政府和养父母的恩情，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在高中读书时，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对我十分关心和重视，先后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１９５８年，我还作为齐齐哈尔市的惟一学生代表，出席了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省政府的奖励和表彰。１９５９年，我考入黑龙江工学院（即现在的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制造工艺及设计专业。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到毕业，我一直兼任系学生会主席。１９６０年４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４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先后担任系辅导员、系总支书记、教务处长、副校长、校党委书记。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仍享受一等助学金，学习和生活费用基本够用，但我养父母每月还是给我寄些零花钱。我毕业后，开始每月工资只有４２元钱。除吃穿花销外，剩下的钱我全部寄回家去。养母一再来信叮嘱我，说我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家中不需要我的钱。但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还是坚持每月往家寄钱。后来才知道，我当初寄回家的钱，养父母一分也未花，全部积攒起来，每月一包，都是十元的新票。在我结婚时全给我捎回来。看着这些钱，我难过地流下热泪。多么伟大的中国母亲啊！有恩不图报，养儿不防老，而老人家的生活却又是那么清贫啊！我结婚之后，仍坚持每月给老人寄去２０元钱，以表寸心。
１９６６年，我的养父去世。当时我正在挨批斗，但我还是请假回到齐齐哈尔，为养父送了终。养母每次有重病，我们全家都回齐市去探望。还在我读中学时，养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现在我的养妹也已成家立业，我们养兄妹之间一直相处得很好。
关于我的日本遗孤身份，不仅我本人和养父母知道，我的老师、同志、同学也都知道。但是为了不伤害养父母的感情，我们之间从来不谈这件事。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许多在华日本孤儿赴日寻亲。为了报答中国养父母的恩情，在二老生前，我一直没有向组织提出寻找生父的要求。但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却做了一些工作。１９８５年，我校一位进修的同志到日本，曾向日本参议院议员木村睦男谈及我的身世。后来木村议员给我来过贺年片。不久，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我校邀请日本消防协会常务副会长德田正明先生为兼职教授。他和我校的爱新觉罗·永和教授是伪满时期的大学同学。永和教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德田先生，他很激动，表示愿意帮助我寻找生父。同时对我的养母表示敬意。１９８９年３月，德田先生再次来我校讲学，其时我的养母刚刚过世。由于养父母均已去世，这时我心中寻找生父的愿望也就日益强烈起来。德田先生也希望我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于他回日本帮我寻找生父。我想起养母在病危期间，曾把我的原名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叫福地正？菖，最后一个字记不清楚了。于是我将姓名情况告知德田先生。
德田先生回国后，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我的老家。我的生父仍然健在，但对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曾于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４年两次来中国找我，先后到过哈尔滨、齐齐哈尔、讷河、伊拉哈等地查询，都没有结果。在哈尔滨他还到过与我校一墙之隔的黑龙江大学，也没找到我。临走时他还给黑大日语系一位女同学留下４万日元，登报寻找我，还通过日中友好协会协助查询，均无下落。父亲便认为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一样，早已不在人世。德田先生的消息，给他带来一线希望，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我寄来了旧时的照片。看到父亲和我儿时一起照的照片，我十分激动，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我恨不得立即把我的痛苦遭遇和幸福成长经过全都告诉我父亲，可是，我的日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便请永和教授代我写信，并附上根据我的记忆绘制的日本故居和讷河县北学田故居的地形图。不久我便收到父亲的回信。信中写到：
我的儿子正博：经过４０多年的岁岁月月，直到今天，我只能在梦中见到你。在我收到你来信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我一边读你的信，一边哭泣，泪水几度中断阅读。我每读一行，泪水都不断顺两颊流下来。我想，我对不起你们……请原谅。给你第二次生命的是你的养父王先生、养母安女士。我对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并祈祝他们冥福。我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一定要参拜他们的亡灵。我祝福你，战胜了幼年和少年时期体弱多病的苦难，得以生存下来，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并有了现在的地位。我衷心地期待你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我想这也是你养父母对你的期望。
１９８９年９月，德田先生来电邀请哈尔滨科技大学派代表团赴日参加日本全国青少年消防大会，并借机安排我与生父见面。我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家乡。父亲一见我便痛哭失声。他激动地说：“你养母这么伟大呀！对战败国的子女能这样关怀备至。真不容易啊！”他老人家还给我写了“永志不忘养育恩”几个大字，让我永远珍藏。父亲还领我到阁楼上看了死去的家族成员的灵牌。除我母亲、弟弟、妹妹的灵牌外，还有我自己的。他告诉我，“你是１９６０年才申请战争死亡的，没想到你还活着。我已向政府提出取消死亡的申请，正式恢复了你的户口。”我在家只呆了２０分钟，就回到了宾馆。到回国那天，许多亲戚到机场送行，有一个叔叔、一个舅舅、一个大舅母、表姐等。飞机起飞时我顿生感慨：我又一次离开生我的日本祖国，回到养我的中华大地。
此后，父亲多次来信，劝我回日本定居，并给我办完了一切定居手续，有效期二年。继母也说：养父母都已去世，你父亲已８０多岁，还是回日本定居吧！但是我内心里想，我回日本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很难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中国的教育事业又需要我，便写信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好意。
三日本遗孤森实一喜的讲述
我叫森实一喜，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五小学的教师，我的中国名字叫杨淑珍。我是在战前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
１９３８年１月７日，一列火车载着上千名日本移民开进了佳木斯火车站。在这批移民中就有我的父亲森实喜四郎。第二天，这些开拓民领着妻儿子女奔赴设在桦川县七虎力河边上的柞木台开拓团。父亲作为一名医生，虽然随大队到开拓团部，但却将母亲、姐姐、哥哥们留在佳木斯临时住所，间或回来小住几天。这处临时住所是用一层砖砌成的简易房屋，屋里有一条长长的炕，承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天气。况且，这刚砌成的简易房灰浆没干，室内阴冷潮湿，人在里边住不长时间就得了关节炎，腰腿疼痛，行动不便。我的母亲也满身是病，一个弟弟也于１９４１年冬活活病死。就在母亲伤心痛苦时，我于转年２月１日出生了，取名叫森实一喜。按说我的出生可以稍稍冲淡一下妈妈内心的忧郁，然而妈妈那时满身是病，哪有精力抚养我这条小生命呢？我名字中的这个“喜”字，只能是对母亲满腹忧伤的遮饰而已。再加上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节节失利，我们一家在临时住所的口粮也变换了品种，尽管手中有“一等国民”的“配给通帐”，但是领到的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大米、白面，而是搭配了一定数量的大豆、高粱米和苞米面，吃起来很不适应。对战争前景的忧虑和物质生活的贫困，使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这样熬过一天又一天，幸亏母亲身边还有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帮助，母亲勉强把我带到两岁半，这时已是１９４４年的夏秋之交了。母亲病得卧床不起，我呢，长的又瘦又小，细胳膊细腿，小肚子圆鼓鼓的，看上去就像一只蝈蝈儿，而且身上满是疥疮，头发也没剩几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恳求一位干杂活的中国老头儿，帮助寻找一户中国人家收养她可怜的小女儿。没过几天，那老头领来一位中年妇女，把我抱走了。母亲当时就哭昏过去，后来听说很快就死在那临时住所里。
遗留在三江平原上的日本孤儿，一般都是“８·１５”光复以后的事，像我在日本投降前一年被中国人收养下来，这确实是个例外。然而对我来说，倒也减少一重灾难，在养母家中平平安安地躲过了天翻地覆的“８·１５”大逃亡。我的养父名叫杨青林，是个赶车的车老板儿；养母名叫张英，是个家庭妇女。收养我时，他们都是３０岁的年纪，身边已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名叫杨淑琴。他们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