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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 ※ ※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第十四章 “电子中心论”
就在“二十三条”印发全国之后，陈伯达正忙于为毛泽东收集全国各地贯彻“二十三条”的情况，一个神秘的女人从北京坐专列前往上海。
此人便是当年的上海演员蓝苹。自从在延安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后，她蛰伏了20多个春秋。此刻，她活跃起来，正在抓“京剧革命”，树“样板戏”。她这次前往上海，明里说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暗中却是去寻觅“棍子手”，写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文章……
陈伯达对于江青此行，毫不知晓。照理，这位“理论家”是“棍艺”娴熟的棍子手，何况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却甩开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张春桥，选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开陈伯达，自然有她的原因：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可以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呢？她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而陈伯达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理论家”一点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着，他忙于提出“电子中心论”。
那阵子，陈伯达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其实，他的这番“宏论”，并非他的首创。他是从日本、从民主德国那里，接过了这一口号，并企图在中国加以贯彻。
1965年3月5日，陈伯达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发表如下谈话：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苗头。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些什么连锁反应？
为此，要研究一下：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与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应该这样考虑一下，抓电子化会怎么样？不抓电子化又会怎么样……
1965年3月24日，陈伯达又对中国科学院发表谈话，再度强调“电子中心论”。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无非是强调要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强调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他要求电子工业搞20年规划，迅速把电子工业抓上去，希望在未来20年，中国的电子工业得到大力发展，他的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
然而，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一错百错，“恨屋及乌”，把陈伯达提出的“电子中心论”，也作为“大批判”的对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
经过对“电子中心论”这么一连串的“批判”，最后归结到“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国流行着“因人废言”。否定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便是“因人废言”的一个典型事例。固然，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是有远见的。如今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电子”工业确实起着“中心”的作用。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