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第28部分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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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关、戚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之“杨”，即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是福建长汀县人，生于1914年，15岁那年，他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杨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内中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陈伯达转嫁祸水有关……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那种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个人名字，就连“理论家”陈伯达这两年也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却赫然署着杨成武的大名！

　　杨成武是将军，不是“秀才”，本来就不大发表文章，这一回怎么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实，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这篇文章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写的，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杨成武兼任总参谋部党委书记，政治部写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杨成武审阅。

　　杨成武正陪同毛泽东去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又与毛泽东一起飞往上海，杨成武顺便就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翻了一下，“尽是吹我的”，便随手写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于是，文章便转到陈伯达、姚文元手中。

　　在陈伯达看来，大抵因为此文“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泽东不便表态，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示，所以“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理论家”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正想找机会讨好毛泽东，便决定全文予以发表。为了加强这篇“重要文章”的“权威性”，陈伯达决定署上杨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杨成武感到诧异、震惊。

　　陈伯达向他解释了一通，说是署杨成武比署“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响亮得多。

　　杨成武知道事关重大，而又无法再向毛泽东请示，便改向林彪请示。陈伯达与林彪事先已经通气，所以林彪的意见竟与陈伯达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杨成武只得从命。

　　文章见报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跟康生、杨成武谈工作的时候，就说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这下子，陈伯达懵了：原来，他完全猜错了毛泽东的意思，作了错误的“酌处”！

　　杨成武诚心诚意地在会上作了检讨。

　　“理论家”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

　　陈伯达希望，这件事到此也就了结。因为《红旗》的“八·一”社论，弄得王力、关锋下台，如今千万别再惹风波……

　　可是，这篇文章是在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标题一时间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

　　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这一回，毛泽东的批评更加尖锐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寿辰。这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泽东送来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不悦地提起笔来，写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尽管毛泽东在“文革”中说了许多错话，而他写这一段批示时头脑是清醒的，这段批示迄今看来仍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很快作为文件下达，在全党、全国进行传达。　

　
　
　
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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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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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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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