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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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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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角”，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来“炮打”陶铸，才有分量。
陈伯达开腔了：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后来变本加厉……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陈伯达和江青火上浇油，在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照片事件”。
当时陈伯达讲话的原文如下：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引者注：指的是当时“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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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照片事件”，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紧接着，1月10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首都造反派时，再一次发表批判陶铸的讲话。
在陈伯达讲完之后，康生上台说话了。康生惯于“翻老帐”，历数陶铸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错误”，康生的讲话中，透露了甚为重要的内幕：“陈伯达同志1月4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指的是谁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陈伯达和他！
面对着陈伯达、江青、康生所发动的“打倒陶铸”的运动，毛泽东如何表态呢？毛泽东讲过两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这段“最高指示”在当时曾被众多的传单所登载：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不过，毛泽东在1月8日说那段“最高指示”时，只知道红卫兵打倒了陶铸，并不知道红卫兵的幕后煽动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第二回发布关于陶铸的“最高指示”。这一回，与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铸倒台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据王力回忆，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
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是当时他讲的最重要的几句。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主席原来没有看到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宣部整理）。看到以后，非常不满。一月份陶铸刚被打倒，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但不赞成那么打倒。
仅仅隔了一个月，2月10日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他1月8日的讲话。毛泽东第二回的讲话，对陈伯达的批评是够厉害的。笔者询问陈伯达，他说，他也还记得毛泽东所说的“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批评。
陈伯达毕竟以“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陶铸倒了。于是，陈伯达也就从“第五号人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个“小小老百姓”，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野心！
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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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