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获得的治疗成功，容易被当成是具有挑逗性质的。 假如消极移情占了上风，这种治疗成功就会像风中的稻壳一样被吹得不见踪影。 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耗费的一切辛苦和劳动都是徒劳的。的确，我们原以为是病人获得的永久智力的东西，他对精神分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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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对其效验的相信，全都一下子消失了。 他的行为像个小孩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能力，盲目地信任所有他喜爱的人，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 这种移情状态的危险明显在于病人对这种状态的性质的误解，没有把它们当成是过去经历的反映，而是看成了新鲜的经验。 倘若他（或她）意识到了潜藏在积极移情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就会确认自己已经陷入炽热的恋爱之中；一旦这样移情变化了，他就感觉受了侮辱和忽视，于是把分析学家当做敌人一样仇恨，愿意放弃这种分析治疗。 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下，病人都是忘记了治疗开始时他与分析学家达成的协议，对于继续合作已经毫无用处。 分析学家应该时时刻刻把病人从充满威胁的幻觉中解脱出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知道他以为是新的现实生活的其实不过是过去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这是分析学家的任务。 为了预防陷入一种无法获得任何征象的处境，分析学家应该注意不要让爱或恨达到极端。 只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使病人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而且不放过这种可能性的最初迹象，就会有所收效。依照上述方法谨慎掌握好移情，而且能取得丰硕成果。 假如我们成功地使病人看清了移情现象的真正本质——这通常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等于是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用来抵抗的一件强大的武器，把危险转变成了利益。因为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以移情形式所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比他用其它方法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如果在移情状态之外以行动来代替回忆，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适合我们的目的的理想行为是病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尽量表现得正常，只在移情中才表现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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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的反应。我们用以加强虚弱的“自我”的方法是以扩大其自我认识为开始的。 这当然不是全部内容，只是其中的第一步。 失去这种自我认识，对“自我”来说意味着屈服于威力和影响；这是表现“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牵制的第一项明确的迹象。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发挥出我们的智力作用并鼓励病人合作。 这项第一步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将为另一个更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中的动力因素，就算是在开始阶段。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为我们的工作收集材料——比方说，病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他的自由联想所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病人在移情状态中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释解病人的梦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病人因为失言或动作倒错（ｐｏａｐｒａｘｅｓ）而表露的东西。 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所遭遇过但却已经遗忘了的事，以及目前正在他身上发生而他并不知道的事。 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 我们要避免把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常发现的东西马上告诉他，也要避免把我们认为已经发现的全部现象都告诉他。 我们要小心考虑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们的某个解释，要等待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判定的。 我们往往要拖延到他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了解我们的设想或解释，以致只剩下最后一步时才告诉他，即使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假如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在他有所准备之前就把我们的种种解释统统地抛给他，让他不知所措，那么，我们的启发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激起一阵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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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抗，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为艰难，甚至会有彻底停止的危险。 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得当，那就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病人会立刻为我们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主动地记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内心活动或外在事件。我们的解释和他已忘却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就越容易得到他的响应。 所以，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变成了他的认识。提到反抗，我们就触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已经了解到，“自我”是以“反精神注入”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抵抗无意识和被抑制的“本我”的不利因素的侵犯，假如“自我”要发挥正常功能，这种防御就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自我”越感到受压迫，它便越紧张地依附于（仿佛处在惊惧状态）这种“反精神注入”
，以便保护自己的剩余部分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侵占。 可是这个防御目的无论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治疗目的。 恰恰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自我”信赖我们的援助而变得更大胆。敢于采取攻势以收复失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反精神注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抵抗的力量。“自我”惊恐地从这些仿佛危险的、有可能让人不快的任务中退缩了；假如要让“自我”不辜负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给他以鼓励和安慰。 这种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并在每一个新的疗程重新获取力量的反抗，被称作——并不完全正确——起因于压抑的抵抗（。。 。 。 。 。 。 。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ｉｏｎ）。
我们了解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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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
（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
，并最希望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其结果是无所谓的——不论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反对。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不过，这是值得的，是由于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挣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
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不正常的源由，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互助协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就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给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根源，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 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议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要”
，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即使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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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第一个原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既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 很显然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 病人不能恢复健康，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这样。 这种抵抗并不真正阻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实际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马上准备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代。 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够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伤心，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十分重要。 十分显著并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听任灾祸临头——这种人往往以这种态度来忍受自己的不幸命运。 在预防这种抵抗时，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只诱使病人意识到它，并企图导致敌对的“超我”缓慢灭亡。阐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更难一些，我们特别缺乏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一些神经病人，根据他们的所有反应来作出判断，自我保护的本能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他们似乎除了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目标。 那些到头来事实上走上自杀道路的人也可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假设，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了大量的本能发泄，其结果是释放了过量的、本该控制在内部的破坏本能。 这种病人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带来的康复，并竭尽全力抵抗治疗。 不过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善解释的病例。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正试图对神经病人的“自我”
给予帮助时而面临的情况。 那个“自我”已不再能完成外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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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包括人类社会）所赋予它的任务。 它的经历并不能由它支配，它所贮存的记忆绝大一部分都脱离了它。 它的活动受到“超我”的严格禁止，它的能量消耗在竭力抵御“本我”要求的白白的努力之中。 不仅这样，由于“本我”的不断搔扰，它的机体组织受到损害，它不再能够起任何正常的综合效果，它被相互对立的要求、被还未解决的冲突和尚未消除的疑虑弄得四分五裂。首先，我们使患者被这样削弱了的“自我”参加我们的纯粹理性的解释工作，其目的在于暂时填补患者精神财富的空白，把患者的“超我”的权力转交给我们；我们鼓励“自我”努力抵制“本我”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并征服与这种要求相联系而发生的抵抗。 同时，我们通过对无意识中强行闯入“自我”的材料和种种要求的侦查使“自我”恢复正常秩序，并通过追溯它们的源头而使它们直接受到批评。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为患者服务，既充当权威和他父母的替代者，又充当老师和教育者；但作为分析家，假如我们使患者“自我”中的精神活动程序上升到正常水平，使已经变成无意识的以及被压入前意识的材料发生转变，从而把它们再次变成患者“自我”的所有物，那么我们就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方面，有些理性因素的行为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比如，在遭受痛苦主动要求恢复正常，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启示有可能唤醒患者对知识的兴趣；然而他和我们配合所作的积极的移情要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和我们对抗的有消极的移情，由于压抑（亦即不得不接受施加于自身的艰巨任务而产生的烦恼）所致的“自我”的抵抗，由于和“超我”的关系而产生的负疚感，以及由于他的自身的经济上的深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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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导致的对患病的需要。 后面的两个因素是决定该病例应视为轻微还是严重的依据。 除此以外，还可能发现其它一些具有有利的或不利的意义的原因。 某种不愿抛弃其固恋的精神惰性，或利比多的迟钝，是不可能受到我们喜欢的；患者纯化其本能的能力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超越其本能的野蛮生活的能力，以及支配其理智机能的相对力量也同样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不会失望，正好相反，只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量的对比，亦即取决于病人身上能被我们号召起来发挥有利作用的能量和同我们对立的抵抗力的能量之间的比例，我们就会发现这所有一切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场斗争中上帝又是站在大部队一边的。 当然我们并不总是能大胜，但是至少我们往往能认识到不能获胜的原因。 那些一直是出于治疗学方面的兴趣来注意我们这番讨论的人听到我们这样的供认之后，可能会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通过心理学途径的疗效；我们暂时还没有其它方式。 未来可能会教会我们运用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对精神器官中的能量及其分布施加直接影响的办法，也许还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治疗方法。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比精神分析法更好的方法可以采用，正因为如此，即使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却还是不应该被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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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实例
我们已经对精神组织，对构成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各种器官和媒介，对活动于这个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对这个组织的各部分所负担的不同作用有了一个总的了解。 神经病和精神变态就是精神组织的功能表现出失调和紊乱的形态。 因为研究者从中调停的心理学方法似乎只对神经病产生作用，因而我们选择神经病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我们一方面努力对它们施加影响，一方面积累使我们看清其起因及产生方式的观察。我在继续描述以前，将预先叙述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 神经病（不像传染病或其它一些疾病）是根本没有特定的决定因素的，要想从中找出致病的刺激因素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转入往往被称之为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被公认为正常的、无法指出神经病人特征标志的状况。 神经病患者具有和其它人大概相同的天赋禀性，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也有同样的的任务要完成，那么为什么他们生活境遇要比其它人糟得多，困难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忍受更多的烦恼、焦虑和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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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伤脑筋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神经病患者的机能不全和各种痛苦必须归咎于量的不协调。 实际上，决定人类精神生活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原因应在天赋禀性和偶然经历的相互作用中找到，某个特定的本能也许生来就太强或太弱，或者某种特定的能力也可能在生活进程中发育迟缓或发展得不充足。 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所获得的印象和经历也可能对不同的人提出强弱不等的体力要求；以某个人的体质完全能处理的事情，大概对另一个人竟成为难以对付的艰苦任务。 这些量的差别决定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感到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太粗略，太面面俱到了。 我们所提出的病因学适用于精神折磨、精神痛苦及精神不健全等各种状况，但并不是所有这类形态都可以被说成是神经病。神经病有其具体的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痛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指望为它找出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采纳这样一种假设：在精神生活必须执行的各项任务中，有几项能让精神生活特别容易遭到不幸，因此就可以探寻出往往是极其显著的神经病现象的特别之处，而不必撤回我们前面所作的断言。 如果神经病人在任何实质方面都与正常人一样这个说法仍是正确的，那么对神经病人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