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定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辘轧过草地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问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蹿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呵。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
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们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二十八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酗，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在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开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呵。
五月端午节；二十八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材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
可是我这时才二十四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伟大的受难者们
1969年17岁男
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1969年第一个报名支边——当干部带头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农村被强奸——忍辱负重终于入了党——写血书发誓留在边疆农场——79年知青大返城最后一个离开——今天的沉思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要想讲充分，几天几夜也不准够小我这个经历就特别浓缩了，行吗？
我着重说我在黑龙江支边那段经历吧。这以前我在学校，虽说也有不少感触，那算嘛呢？
跟我到黑龙江，在社会里一滚，这一比分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会里——这是我的体验。我喜欢文学，文学教绘我理解别人和自己，认识社会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学，它叫我太明白了，心里的负担也就更重。
我总想，为什么下乡这段在我或者我们这代人身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单纯的劳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在上山下乡独特的运动中，我们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虽然我们每个经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代表这一代的成长经历。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分吧？这也是我的体会。
我是68届学生。初中一年级赶上的“文革”。那阵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爸爸解放前得肺结核要死，老板把他踢出来。多亏解放，国家公费给他送进医院治好。一点不假，是新社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妈的家庭比较富裕，原先的丈夫病死了。解放后我爸我妈都在街道办的缝纫合作社工作。我爸认字，教学文化。我妈教缝纫技术，辅导刚走出家门的妇女学干活。这期间他俩有了感情。我舅舅是资本家，嫌我爸穷，强烈反对我妈再嫁。我妈还是照自己的意思跟我爸结合了。先生下我，后来又生了我妹妹；生活够难的。我舅舅就住在界北一个大四台院。我妈去串门，他家里人总是怀着一种戒备心，怕向他们伸手借钱。那么多年从来没接济过我们。我们孩子去玩，他家总以为我们这些穷孩子要偷点东西，找个词儿把我们轰出来。
“文革”一来，我舅舅这资本家无疑作为牛鬼蛇神被抄了。生活很困难，他又吃喝惯了；我妈每月都抽出几块钱送过去。那时我虽小，不过对人生道理却有个深刻印象；现在说就是对世态有了一些了解，也就对我父母特别敬重。他俩都是很厚道、很善良的人。
您想，照我这情况，对党对新社会对毛主席，在感情上还会有问题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起来，学生们都想参加红卫兵，但是呢，据说我爷爷有点问题——嘛问题？回头再说，您听了会觉得可笑。可那时我只能加入“红外围”，属于团结对象。那阵子红卫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都是高于子女；二等公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血统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纯又不是黑五类的子女，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外围。我的自尊心受到挫伤，觉得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别人没差别；但是呵，身分差别开了，有些活动不让你参加。比如批斗会呵、抄家呵、重要的政治活动呵，绝对不能去，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长，现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劲，要表现自己的赤胆红心。
1969年一号召上山下乡，我第一个报名参加，而且第一个贴出大宇报，要求到内蒙，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有两个去向，黑龙江是农场，按职工待遇；内蒙插队算农民。我这是想表明，我“红外围”也不比你们觉悟低。我们家也支持我去。当时丝毫没有被迫的意思。
一个青年就该和工农兵相结合，主席号召嘛！想法就这么鲜明坚决。现在恐怕被说成简单可笑了。
我这一表态，声势起来了，带动起许多人纷纷报名。学校也挺绝，对我这积极报名的，反而分配到黑龙江，也许是一种奖励，也许是一种策略，好挤得别人争先恐后报名，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