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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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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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
    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
    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待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
    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作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薰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呆一呆,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
    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
    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七五年,知青可以选凋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砣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屈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目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七○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人们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
    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支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支挂面一个价钱。是呵,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煳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那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部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
    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遗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第28章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
    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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