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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回到老家，陪着已经两鬓斑白的母亲散步去了昔日的池塘。它已经经历了一次具体而微的沧海桑田之变，油油的麦地，徐徐的清风。母亲说这里曾经是她和父亲最初认识的地方，当时他们都那么年轻勇敢，那时老家对歌的习俗还在高潮期，这个池塘就是他们对歌认识的地方。我猜想她来到这里时心中肯定是歌声一片，父亲当时放心我一个人在夜里去池塘，也许就是因为那里是他们心中最美丽的园地之一。
有关“池塘”一定还有许多。
如果一定要对它作一个命题判断的话，“池塘”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实体吗？可是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出现许多时候不是实体，而是观念中的现实。它是记忆观念的组合吧，但是哪个记忆更加具有精确的说服力呢？把这些“是”都悬置起来，面对虚空，虚空也在注视着阁下。
有关池塘，一定还有许多。也许真可以认为，“池塘”是一道风景。那么风景是什么？世界的问号还是言语的问号？
石
塔
石塔已经是过去的事物，它们依旧逐级升向今日的天空，象征过去的事物对现在丝丝絮絮的怀念，它们对现在、将来的怀念比许多生命更加长久，体现了自明的不朽，与眼前迅速消逝之物一起构成了世界变动不居的两种情绪。两种情绪之间张力的节奏与石塔伸向天空扭曲的弧度一起演奏了这个世界某部分的诗意存在。那么人与石塔之间的亲和力怎样在进行呢？
曾辉煌一时的南诏国（宋时为大理国）如今留下的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崇圣寺三塔，大理国多地震水火之灾，据说建塔的初衷之一是镇妖除魔，所以如今塔上还刻有“永镇山川”四个大字，在蒙蒙的灰尘背后还深藏着某种莫名的力量。现在的人们以为这是大理古国留下的最重要的文明标志之一。但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中还透露了三塔另外一些信息。我曾在一位已经去世的老艺人那里听说过，造塔之初曾经选了三个地方，另外两个地方是洱海另一端的两个小集镇，当局在选定造塔地址前命令这三个地方采取竞争的方式（如今叫项目夺标），哪个地方的匠人最先做出一个模型，就把塔的位置定在那里。他们分别用竹子编制、木雕、石刻完工，竹子编的模型又快又巧，于是就选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塔址。而木塔模型在漫长历史中已经杳无痕迹，三个石塔的模型如今还倚靠在那个小镇附近的一座山上，与“正式”的三塔相比它们默默无闻。如果没有这 个传说的解释，你在远处已经辨认不出它们的身份。但它们曾经是塔，是某种仪式的遗物。今天的石塔除了一具尸首般的物质空壳还有少许相似之处，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石塔。历史上的塔是人生活的日常部分，又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尽管在它依旧竖立的尸体上，我们今天的凡胎俗眼已经看不出蛛丝马迹，但这个当时庞大的建筑，曾经深藏着多少通向天国的欲望，这还是静穆的伟大吗？我们可以想象在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中它曾经热闹非凡，当今天的游人某日在自认为的一道风景下感叹时空变幻之无常时，历史的某一天可能在为建造这道风景费神不已。
历史之塔已经被删减，分化为消失的木塔、鲜为人知的石塔，和高高树立成为风景的三塔，或者还有更多。被留下的塔和被遗忘的塔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构成了人与石塔之间亲和力的两个向度，让世界和历史在记忆中沉浮是人类的习俗，是人与世界关系在某一方面的浓缩。
庙宇
喜欢追根究底，所以家乡往往成为起点，还要找家乡的某物作为谈资，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故乡。我的滇西老家大部分地方都是小盆地，每一个小盆地都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小世界。人们面对四面的高山想象着这个世界的模样。想像力像天风刮过，没有一个可溯的源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归宿，它们从来处来，去处去，在每一个心灵中泉水般哗哗流淌，在时间的触角之外。
庙宇却可以说是想像力的沉淀，它不断被时间夷为平地，被另一个方向的想像力“破旧”，也不断地被修复。它代表了除去人对来自同类权威的服从之外，还要服从于其他权威。就像造物主的一次劳累规定了星期日，一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也规定了在它的每十个尽头守卫的诸神。庙宇是诸神之家。东山脚下的万年青下有东山大庙，东方在四方中居于首要地位，南观音，北观音等次第相辅。
除了不断被刷新的塑像，人没有见过这些神的模样。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与没有露面的他们具有一样的生命力，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乱窜。当我们用“他们”来标识神的存在时，也无意中显现了这样的关系：“他们”在我们之外，在我们的传说中自由地生活，没有时间的外套，我的先辈那里美丽的仙姑到我坐在外婆膝盖上听故事时，貌美如初。无论是这样一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或者是更为具体的命名，其性质与我们为神树碑立庙的性质相似，在世界中，我们要一个神具体而微地与我们同在，在言语中，我们希望可以对神作适当的呼喊，听到自己呼喊的回声；来匹配这个热闹的世界。尽管这样可能使我们自身相形见绌。
对于生活的林林总总，庙宇里居住的神灵真的会让我们相形见绌吗？我居住了十几年的老家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在每个月固定的日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剌附近的某一个庙里烧香，他们祈求平安，祈求财运，有时候会将生活琐事比如家庭纠纷、邻里关系等等，也带到这个神圣的殿堂，隐而不现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光亮。那些只宇不识的老人能将我们望而却步的经文背诵得流水一般，在神的日子里，这些辛勤的老人放下经营了一生的活计，在庙里欢聚一堂，祈祷祝福的声音和外人无法听懂的经文与香雾一起，在那片平日里孤独安静的领域缭绕。作为那个地方出生的人，我由于外出读书而使那个迷人的地方变得陌生，如今只有一些零碎的记忆在很远的地方回响。古书上说，仓颉造字的那个夜晚风雨大作，表示上天压抑不住的喜悦。当那些经文在没有受 到文字束缚的老人那里音乐般流利地跳出，我就想是不是有一种更加圆满的方式通向神灵？语言文字这种既定的程式在哪里存在弯曲的局限？让我们的生活在其悖论中无法舒展开来？许多年前苍天的那次情绪波动是为他的子民找到一个表达自己和世界的通道而高兴，还是为我们进入一片预设的雷区而痛哭？
无论如何，庙宇是一个热闹的去处。春节规定了农村的情绪是高兴的，高兴就是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被自身的光芒淹没，有人气的地方转移了个体的视线，人人与我一样，同甘共苦；而有神气的地方使人们整体地暂时忘记自己的孤独和无助，把我们的痛与苦诉诸你们这些无所不在而又神形皆隐的家伙们吧，在我这个家乡的背叛者看来，这是一种赌徒的语气，我的眼界狭窄，在我看到的世界里，物质和精神的苦楚曾经只是布满我生活的地盘。而在那些小山包围，诸神守卫的地方，充满劳绩的人们从这个祖先早已开始建造的小庙里祈求到了丰收、吉祥，还有更多的东西在这里无法道明，这里成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与他们的饥饿、贫穷同在。在科技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我回家时仍然可以看到在大年初几日里，能走动的老人年轻的媳妇领着小孩，在小庙的泉水旁边聚餐，许多个不约而同的人家，在神灵的脚下开始另一种家庭沙龙。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由于我所在的地方路途遥远，几年才有一次机会与长辈和小辈们一道，去离家不远的小庙里聚上一回，我至少现在还是一个无神论者，由于我八十高龄的祖母和疼爱我的母亲的缘故，我在远离庙宇的地方爱屋及乌。
赌
徒
赌徒在农村是一个另类群体。有许多关于从前赌徒们的传说，年代地点已经语焉不详，无非就是早年富家子弟或者父母双亡，落草，发迹，有时会出现神助的情节，最后悲剧或喜剧的结尾，各个故事之间有许多交叉重复，没有章法，完全违反语言历来追求的精致或宏大的原则。但是赌徒们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义无反顾（只可能远远大于这样的修饰）的形象没有因此抹去，却移植进了今天的生活，在同一个命名下继续他们未尽的使命。那些千百年前的形象在今天的生活细碎中依然栩栩如生，与许多有待考证的“重要事件”相比，赌徒（有许多事物与赌徒是孪生兄弟）的形象是不是要显得真实一些呢？
如果你有幸见到如今农村的赌徒们，一定会感到惊奇，他们和小说中描绘的唐·吉诃德们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一样是生活中顶级潇洒的人物，赌徒比唐·吉诃德略胜一筹，所到之处没有风车和羊群，他们面临的更实在：赌局、赌具、输赢。我出生的地方赌徒的种类和关于他们的传说与其他事情一样多如牛毛。我的朋友中许多人在生活与赌博之间画上了精确的等号，并身体力行。当人在某种方式的支配下持续地推进他的生活，他一定坚信某个信念对生活的有效性；如果是许多人在前赴后继地遵守和实践这样的信念，那么就会产生在有限的区域内无限的真理。赌徒没有因为他们自身的特殊而放弃拒绝孤独的努力，赌博本来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件通力合作的群众性事务，但在赌徒那里专业化程度高一些，大大小小、正式的、非正式的、隐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临时的赌场，在它们营业的时刻也许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输赢钱财和由它带来的思考、沮丧或愉快使这些地方情绪高涨，赌徒在这里处于世界的中心。
描绘一个赌徒的样子是难的，丑的难度与美的难度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当二者在具体情景中含混不清，而有一种企图要使它们 泾渭分明，这种努力要延续多久？又能延续多久呢？为了得到小小的说话满足和我对他们说不清的好奇，我与许多人一样进行一次简明扼要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摩托车、微型车是农村上等赌徒的交通工具，他们穿戴奇特之处在于部分的时髦，手链、手机、西服、皮鞋等，这些来路不明的时髦表明他们在时代的潮流后面奔跑。他们的身影容易出现在偏僻小镇的小饭馆中，那是他们比较体面的去处之一。当然这是他们赢钱的时候，我也只能对他们的体面进行这种程度的描绘。因为只有这种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与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要把好的留在外面，不好的留在里面，家丑不能外扬，赌徒是那样另类，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为我们正常生活者不齿，但二者中间却有这么多互通的地方。这使人想到麦尔维尔写那些勇敢的水手时的话：在很多方面，这个可见的世界似乎是由爱组成的，但那不可见的一面却由恐惧组成。赌徒看不见的一半却成就了他们现身时的模样。
我一个儿时的朋友，在与我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年轻的赌徒，在他赢钱的时候，看起来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幸福，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道上狂奔，腰间或许还挂着从小偷那儿交易来的手机，有时在后面还带上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这样的形象在贫困的乡下简直就是反面英雄的化身，无数幸福的错觉是由他们制造，大家都感觉幸福就是得到了钱或者其他什么。我和与我一样落魄的小年轻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诱惑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到某个固定的赌窝去放纵一回，用自己好不容易赚到（或许从父母那里非法获取）的一点钱拿来去买回幸福，输赢都有机会，但至今都没有买到，所以现在我们还藏有当初放纵的想法，在不同的地方漂泊。我那位朋友风光了好一阵子，被警察抓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名声更大，在我出生的这个地方，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大家头脑中都有这种痼疾，只有进过几次牢出来的男人才是最可靠的，他二十多岁就出入自由，所以找到一个漂亮的妻子结婚了，遗憾的是他在后来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操作赌具的右手，不知道他当初的幸福感在心底还有多少存留，或许他幸福的光环只是被别人的眼光在那些特定的时刻赋予。
一样的事情现在还在不断地发生。
许多人也和我一样读书上进，保持对远方的忠诚，在自己划定的地图上旅行，但是还没有找到要停下的地方，也许真正的地方永远不会在地图上找到。许多赌徒朋友一定把我忘记了，还有人记得我，就像我也记得他们，但是他们更希望哪天见面时，让我的钱包变空，谁让你跑那么远，看啊，你挣到的那点点东西在我转手之间就空了。他们都不是赫赫有名的赌徒，我们之间的故事不会像先前那样栩栩如生地流传下去。
蚂
蚁
蚂蚁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卑微的象征，它在我们言语中出现时总是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饰物，我们喜欢把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比做“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拿“大象与蚂蚁”这样的二元比较来强调小的程度。这是语言中常见的“蚂蚁”。于是当我们想到蚂蚁时，很少会反映出蚂蚁是个什么样子，而是想到“小”，蚂蚁的真实模样被“小”抹得千干净净。世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小小的“蚂蚁”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这些落差使人总在说话与沉默之间摇摆不定。
卑微的蚂蚁在农村话语中是另一个模样，至少在我的老家，我熟悉的农村话语中， 蚂蚁不只是“小”的。蚂蚁在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是以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双重身份存在。这个故事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在水沟边上有些米饭，许多蚂蚁正在把它们一一搬走，许多蚂蚁因此落水丧生，但是劫余者仍然继续工作（就叫工作吧，除了工作，又能是什么呢？），神看见了蚂蚁的辛劳，就拯救它们，给它们一个有利于生存的技能，就是能预知暴风雨的到来。所以小学课本中才有蚂蚁搬家的故事。蚂蚁在这个故事中与大地充满亲和力，与神搭上关系，它还“小”吗？所以在这样的故事氛围中，提到蚂蚁总是充满敬畏之心。故事中的米饭是一个逻辑起点，民以食为天，蚂蚁的行为顺乎天意所以得到了恩赐，从而抬高了自己“卑微”的地位，可见物质生存条件一直是困扰人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它的讲述者是农民，我从外婆那里听到，我的外婆十年前就去世了。而在大部分人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神的年代，把这个故事放到无神的情境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蚂蚁还有可能被拯救吗？
那么蚂蚁“变小”，与相关的许多事情一样，是必然的。如果许多关于蚂蚁的“稳定”观念形式都被“小”的蚂蚁俘虏，会是什么样子呢？“蚂蚁”小的特征在我们的语言中统辖了它其他大部分义项的存在，体现了“小”的被弯曲后巨大的包容力，还有许多被弯曲的事物，以至我们都已经误以为真，却较少追究责任，对这包容力是非莫辨。
农民是农村话语的始作俑者，他们制造了蚂蚁的神话（这样的神话有许多，它们与蚂蚁故事有相似的命运），或许是体悟到蚂蚁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他们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