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盯着我干什么，难道不认识了吗？”她笑呵呵地问道，有点儿调皮的样子。
“想不到你会这么漂亮。”我由衷地感叹道。她朝我微笑着撇撇嘴，“我也想不到你的嘴这么甜。”我知道夸一个女孩儿漂亮，是很老套也是很行之有效的恭维手段，无论是女孩儿还是女人，保准百发百中，好使。可是，我声明，我绝对没有向她献殷勤的意思，只是实事求是而已，显然，她是误解我了。
她忽地恍然大悟似的“噢”了一声，脸一红，她脸红的样子更是妖娆，她说，“你初次见我，正是我‘去武汉实习’的时候，那时候特狼狈，因此才给你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是不是？”我没回答，应该说，确实是那么回事。
要了几道特色菜，我委婉地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赶紧说，“你别多想，我只是为那次‘去武汉实习’向你表示谢意，那次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
“你已经谢过了，不是请我参加过午夜摇滚吗？”
“那怎么能算数！”她腼腆地笑着说。这时候，露着肚脐的舞娘跳起了印度舞蹈，一边跳，一边从餐桌中间的甬道穿过，脚铃哗哗响，像溪水的潺潺流淌。我们享受了一阵视觉大餐，注意力才又回到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半的话题上。
“你的男朋友呢，就是那个贝司手？”我记得她的男朋友弹贝司的时候，总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一副特陶醉的样子，而且身子还合着节奏前仰后合，挺像斯琴格日勒。
“我们要结婚了，就在下个月。”说起结婚，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她两眼放光，放着那种带着无限憧憬的光。那光有着某种令人想入非非的魔力，能够拖着别人朝超现实主义的虚幻空间走去，以为那里就是幸福的终极目标。
“我祝贺你们，祝你们新婚快乐。”我说。本来我可以调侃一下，比如装着很嫉妒她男朋友的样子，换作别的美眉，我肯定会那么做，可是跟她不行，我们毕竟还不是那么熟悉，保持一臂距离是必要的，所以我就显得有点儿假正经。
“你们呢，我是说你跟罗素有什么打算吗？”她歪着个脑袋，挺嬉皮士地问道。
“我们，还那样，”我说，“不远也不近。”我隐隐觉得她的话里似乎有什么潜台词。我相信我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总是恍恍惚惚而又略显朦胧。假如一天早晨醒来，突然感到心烦意乱，结果出门以后不是让自行车撞个大跟头，就是一脚踩在西瓜皮来个嘴啃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止一次了。
“你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以为她一定是在暗示我什么，脑际一旦浮现出这么一个念头，就浮想联翩，一发而不可收，沿着这个思路一直的琢磨下去。
“大概有半个多月吧，她忙，我也忙，所以就没有见面。”我跟她解释说。
“居然这么久，难道你不想她吗？”她严肃地说，看来她的确是在给我某种暗示，虽然对她所暗示的东西，在我的思维中还很抽象，没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
“想是当然想她，只是——”我纳闷地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你尽管告诉我。”
“不，没什么。”她忽然显得特慌张的样子，因为受了她的感染，我也嘭嘭心跳起来，而且仿佛冬天的雪花静静地飘落在心房及心房附近，然后就融化开来，让我觉得一阵阵的冰凉。她又说，“请别在意，我只是随便说说的。”
绝对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我想。也许是为调节气氛吧，她让菜给我，特别是那些素菜，说因为伟大的甘地是素食主义者，所以这里的素菜又叫甘地菜；又说她和她的男朋友常来这里就餐，平均每周一次，“相爱的人就应当常相见才对。”她得意地说。她的眼睫毛特长，说话时眼睫毛就很个性地一眨一眨的，不知道她的眼睫毛是不是人工的。
“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我压抑着自己莫名的不安，而且也不愿与人分享这种不安，于是我就故意伪装成十分开朗的样子。
“上午，我在操场上还见过罗素，她一个人练习投篮。”她蹙着眉说，“表面上看她挺欢快的，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孤独者。”
“出了什么不大愉快的事情了吗，罗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过呢？”我紧张兮兮地问道。
她慌忙说，“她没事，我说的只是她的一种状态，心灵总是漂泊不定，感情也找不到落脚点似的。”
“罗素天生就是个双重人格的女孩儿，我觉得。她一方面孤傲，对什么都持冷漠态度，一方面又疯狂，兴致上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全身心地投入，特别是对新鲜事物……”我极力想对罗素做一个理智的评价，可是做不到，我的神情和腔调中都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紧张、敏感而又忐忑不安的那种东西，掩饰是掩饰不住的。
“我希望你能够经常去看她，体贴她，照顾她。”她郑重地说。这下子，我终于听懂她的潜台词了，起码我认为是听懂了，破译过来，就是她在警告我——“我可能正在失去罗素，”或者是“我已经失去了罗素。”差不多是这样。
“罗素是我的好朋友，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真希望你们能成为一对，地久天长。”她说，“你要抓住她，紧紧地抓住她，不要让她再像无处抛锚的舢板一样了。”我发现，她是特诚挚的一个人。可惜，直到走出餐馆分手之后，我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上次没顾得上问，这一次又忘了，我只好继续管她叫“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
我知道罗素住的女生宿舍，晚上是不让男生进入的，所以，我在学校门口就给罗素打了个电话，听说我来了，她好像有点儿意外，特别的吃惊。
长长的走廊上有很多的人影融入夜色之中，而且多是一对对喁喁私语的情侣，把此时此刻的校园衬托得平静而清澈。我匆匆走过，罗素说她在宿舍的门口等我。
出了长廊，藤萝架下有三五个人围成一圈，都是年轻人，扯着脖子在唱，好玩的是他们不是唱《同桌的你》，怀里抱的也不是吉他，他们唱的居然是京戏《空城计》，而且绝对马派，二胡拉得也是有板有眼，要不是惶惶的心境支配着我，我肯定会停下来欣赏一阵子的。
快到宿舍区的时候，我又被一个精力过剩的女生拦住了，说是问卷调查。那女生有一双率直的眼睛，使人无法拒绝她。她问我，“一个人乘火车去旅行，百无聊赖的时候，正好乘务员送来一些读物，其中包括，A是文学名著，B是消遣小说，C是时尚杂志，D是少女漫画，你选择哪一种？”我选择了A。她把她的答案告诉我说，“你对爱情的态度比较谨慎，不求浪漫，但求稳定。”
我苦笑着拍拍她的后脑勺，觉得特有讽刺意味。我有过稳定的爱情吗？短短的一年之内，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孩儿，而且正在失去另一个，我他妈的简直成了失败者的代名词了。吉本芭娜娜在她的书中写到过一种翻车鱼，生长在水族馆里，总是缓缓地来回游动，没游几下就撞到墙壁上，就跟我一样，老碰壁。
“耷拉着脑袋想什么呢？”突然，罗素像幽灵似的从苹果树丛中跳出来，恶作剧地冲我大喝一声。她穿着一件睡美人睡裙，一脸的笑，不知怎的，看见她笑得如此的阳光，我浸透郁闷色素的心一下子变得透明了，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想你了呗。”我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忘了呢。”罗素吻了吻我的嘴唇，“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
“去我那里吧。”拥抱她的时候，我的手沿着她身体柔韧的曲线轻轻抚摸着，隐藏在心里的欲望开始摇曳起来，像海底世界里的那些生物一样，伴随着潮汐的涨伏而肆意地摇曳着。
“太晚了。”罗素沉静地说。
“太晚了吗？”我松开她，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看腕上的表，我的手表是一只波斯猫造型，两只夜明的猫眼越在暗处眨得越亮，“刚刚十点钟，正是喝第一杯鸡尾酒的时候。”
“明天要早起，所以，今晚要早睡——每个好孩子不是都这样吗？”罗素调皮地吐吐舌头说，“而且，因为没有车子，交通不便，我晚上也从未出去过。”
“你的车呢？”我问道。
“我把它卖了！”说完，她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似乎是失口似的，慌忙解释说，“啊，我的一个朋友需要钱，我想帮助他，就把摩托车卖掉了。”
“非得卖摩托车不可吗，你蛮可以从我这里挪用一些的。”我说，很像钻石王老五的口气，不过，我确实是真诚的。
“不，不，那不合适。你知道，我是不会那么做的。”依我的观察，罗素似乎没什么异常，这使我踏实了许多，那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渐渐化解了，也许是我超级敏感了吧，“去武汉实习”的女孩本来只是要跟我一起吃一顿饭而已，并没有准备暗示我什么，只能证明我是个无药可救的幻想家……
“你这个任性的恐龙妹，”我刮刮她的鼻子，“来，让我好好地抱一抱。”罗素就投进我的怀抱，让我吻她的耳朵、脸颊和脖子，还让我抚摸她的翘翘的乳房。我们坦然地做着恋人之间常做的那些事，跟以往一样，静谧的感觉悄悄弥漫着，有点儿像悠然而徐缓的日剧氛围，譬如《东京爱情故事》什么的——这种感觉太棒了。
“下周我就有时间陪你了，乖。”罗素咬着我的耳朵说，她呼出的温暖气息也许传递出的信息比语言更具诱惑，诱惑是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不仅如此，还有能令人诱惑致命的是她纤细的手指，她动着，特颓废的那种。
“饶了我吧，我是个意志薄弱者。”我有气无力地对罗素说。每次看到莎朗·斯通在镜头前面尽展风情的时候，我就总有这样的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有时，我太脆弱了。
“好吧，放你一马。”罗素稍稍用力地掐了我一下，才松开手。见我略微夸张地惨叫一声，弯下腰去，她貌似得意地笑了，像斯泰丽·琼森在《迷失东京》里的那种笑，因为这种稍嫌凄凉的笑，她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在电影里，斯泰丽·琼森扮演的是一位摄影师的妻子，摄影师常常忽略她。于是，她就怨妇似的徜徉在东京的街头，一脸的忧郁，只有拖着过气的电视明星老哈里斯在酒吧放纵的时候，才这样笑过，笑得暧昧而怡然，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况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罗素和琼森的表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我几乎把《迷失东京》的光碟看乱了。
直到我告别罗素，出了校园，都再也没有提到她的摩托车，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天大的疏忽，因为这个疏忽终于导致罗素离开了我。事实上，关于她的那辆摩托车的故事，远没有她说的那么简单……
都市的夜晚，到处都是把婚戒摘下来藏在兜里的男人和手包中装着超薄保险套的女人，街上、酒吧、舞厅、派对里，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说：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另一个说：是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一般说，差不多的一夜情几乎都是这么开始的。我晃晃悠悠地往家走，无心打个野食什么的，回到家，投了半个钟头的飞镖，才上床。
在书店里。
“闲来，读罗尔纲的《胡适琐记》颇有感触，胡适虽有几十架子书，但是不求藏书，更不谈版本，只为应用，而且他的书从不做编目，居然能清楚地知道哪一部书放在哪一架哪一格——这是我最为赞赏的聚书方式。书本来就是拿来读的，怎能为藏书而藏书呢？那是太老派的藏书家的做派，不可取。”
一个书店的老主顾因为读到了一本满意的书，兴趣盎然，所以跑来跟我来聊，分享快乐。他还特意带来了些纯正的法式棍子面包和鲜柠檬汁，让我品味。
老主顾说罗尔纲的这本书是三联书店出的。难怪，三联的书一般来说都是值得信赖的，跟中华书局的古籍和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一样。当然，上海译文的翻译小说和河北教育的大部头文集也都不错，买这些书时尽可以大方一点，即使是把腰包里面的最后一个铜板抠出来，也值。
像眼前的这位这样来跟我交换读书心得的人很多，几乎隔两天就有一位，但是我一点儿都不烦，因为我也有同好，发现一本好书，仿佛化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巴不得让世人皆知。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状态，我却理解。
“我要赶紧去买这本书，好好读读，”我说，“经你这么一通大肆鼓吹，我真恨不得马上读到它。”
“我一猜你就会喜欢，喏，”老主顾兴奋地从随身带来的公文夹里拿出一册来，“我自做主张给你代买了一本。”
“谢谢，”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书来翻看着，“说来好笑，我们其实是一些生活在别人精神世界里面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福，尤其是在阅读传记和回忆录之类的时候，每读一卷，就好像我们又跟着主人公活过一回似的。”老主顾特哲学地说道。
“按照你的逻辑，生理年龄只有三十岁的我，心理年龄岂不要有三千岁了？”我说。
“不错，就是这样，”老主顾频频点头说，“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所在，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我说，“常常在夜深人静，我抚摸书的时候，总会突然觉得自己是在抚摸着岁月，这是不是很奇怪，岁月能抚摸得到吗？”
“没什么可奇怪的，小伙子，这种感觉我也常有，我猜，也许所有的读书人都这样想过吧。”老主顾十分慈祥地说，似乎唯恐我被什么怪念头所困扰，才这样劝慰我。
我们的谈话被电话铃声打断了，铃声特急促，像百米冲刺似的，一秒钟都耽搁不得。电话是弟弟打来的。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弟弟平时跟我面对面的时候都没什么话说，更何况打电话呢。我只听弟弟讲了两句话，脸色就变了。
“糟糕，我母亲在街上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我得马上过去，真对不起你。”我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有点儿惊慌失措。老主顾安慰我几句，而且主动要求替我料理书店，我把锁头钥匙交给他，嘱咐两句，撒腿就跑了。
在出租车上，我不断地催促司机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司机说超速行驶交警会罚款的。在去医院的途中，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被恐惧打倒了，我怕我的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我似乎突然才意识到母亲对我有多么的重要。
“哥，你才来！”弟弟已经在医院门口等着呢，看见我，拉着哭腔说，显得特无助。
“妈怎么样了？”我紧张地问道。
“医生说，妈只是血压高和血黏稠导致的昏眩，问题不大，可是妈一直不醒，我简直快被吓死了。”只有这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稚嫩，毕竟他比我小九岁。
走进母亲的病房，母亲面朝白色的墙壁躺着，因为背对着光线，看不清她的脸，却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两鬓的白发，蓬乱着。在我们像两棵向日葵一样噼啪作响的茁壮成长的同时，母亲也老了，渐渐地枯萎了。
“医生还说，妈要输液，要输一种叫血塞通的液体才行，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只等着你来拿主意。”弟弟说。
“那还犹豫什么，医生让输，赶紧输就是了。”我让弟弟快去把医生找来，马上采取治疗措施。
母亲就在这时候苏醒过来。
看到我在身边，显然出乎她的意料，她露出惊喜和开心的笑容，那种笑容恐怕只有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