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池田幸子的女友河野樱于鲁迅逝世前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她回忆那幅木刻却是“苏联女共青团员的肖像”，乃“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女”，似不确。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曾撰文《我怕》，忆及此画，乃是鲁迅于苏联木刻展览会上选购的，后来苏联驻华大使将之托史沫特莱转送给鲁迅，鲁迅很喜欢这幅木刻，遂将之与《夏娃》并置在镜台上，史沫特莱曾问鲁迅何以要选中这幅木刻？鲁迅说：“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或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我不曾涉猎木刻史，无从知悉先前的“女性姿态”为何种样式，但想来这幅《拜拜诺娃》不似“共青团员”吧，甚至也不似我们稔熟的《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中的穿着蓝色水兵衫的冬尼娅，或者我们意识中的共青团员更应是粗犷的形象？
（《外国友人忆鲁迅》，武德运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
《懋斋诗钞》·周汝昌·胡适
淮 茗
1947年的一天，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周汝昌接到其四哥周祜昌的来信，让他帮助查一查敦敏的《懋斋诗钞》这部书。因为他偶然阅读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时，见胡适序言中谈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就想让弟弟在京城留意，试着找一找。
周汝昌接到兄长的来信，赶忙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想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
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该文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它说“康熙间八旗人敦敏”，后来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时，都改成“乾隆间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我与胡适先生》等书中对当年的这段往事讲得非常详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对这一疏误却未作交代。
文章发表后，被胡适看到。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书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一
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周汝昌还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吗？他本人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曾这样回答：
我认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至于另外的方式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就不会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现；没有《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学术道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
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他这样评价：
此诗集之发现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二十六年之后重新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起步，引发了此后波澜壮阔的红学发展局面，所关至为重要。
《懋斋诗钞》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曹雪芹的家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现意义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说的这种程度，则值得商榷，因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相继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红楼梦》、故宫曹家档案材料等珍贵红学文献被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懋斋诗钞》。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六首诗作中，有两首此前人们已经看到。
二
这里先对胡适等人寻找《懋斋诗钞》的经过进行一番回顾，说起来这也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是在撰写《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期间寻找《懋斋诗钞》这部书的。
1921年5月8日，张中孚致信胡适，介绍《雪桥诗话》中有关曹雪芹的史料。这是胡适第一次知道敦敏这个名字，知道此人著有《懋斋诗钞》。胡适检索《耆献类徵》，查到一些简略的记载，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5月16日，单不广给胡适送来《雪桥诗话》，其中有记载：
懋斋名敦敏，字子明，其《赠曹雪芹》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胡适由此得以核实张中孚提供的学术信息，并看到敦敏《赠曹雪芹》的部分诗句，这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5月20日，胡适又看到单不广送来的《雪桥诗话续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庵笔廛》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指曹雪芹——笔者注）的材料。
由此胡适开始寻找《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1921年5月20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同时让他帮助购买：
上举敦诚、敦敏的三书，南方能试一访否？此三书定较楝亭诗更有用。
对此，顾颉刚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廛》，《琵琶记传奇》，《懋斋诗钞》，《八旗诗集》，已写信到上海托人寻找，俟有回信再告。6月6日，顾颉刚给胡适写信，汇报找书的情况：
《四松堂集》等，苏沪均未觅到。
到了6月9日，事情有新的进展。这一天，胡适买到一部《八旗人诗钞》，该书收录敦诚、敦敏诗各一卷，其中收录有敦敏写曹雪芹的两首《赠曹雪芹》和《访曹雪芹不值》，以及敦诚的两首《佩刀质酒歌》《寄怀曹雪芹》。具体情况参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四松堂集》《懋斋诗钞》虽然没有看到，但胡适已看到其中与曹雪芹有关的部分诗作。随后，胡适将这一消息告诉顾颉刚，两人开始利用敦诚、敦敏的诗作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11月12日，胡适写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改定稿中，他再次提到此事：
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
尽管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胡适已经看到了敦诚、敦敏兄弟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作，并应用于曹雪芹生平的探讨。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没有放弃对《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的寻找。其间，胡适似乎向蔡元培求助过，也许是蔡元培看到《红楼梦考证》一文主动提供帮助。1922年1月4日，蔡元培致信胡适，谈及此事：
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以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询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年4月19日、21日，胡适在三天之内竟然看到了《四松堂集》的两个版本，即抄本和刻本，其中刻本《四松堂集》果然是蔡元培从晚晴移诗社那里借来的。胡适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
此后再没有敦敏《懋斋诗钞》的消息。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将其找出。自己当年苦苦寻找的书籍于二十多年后突然出现，且其中还有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诗作，可以想象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喜悦心情。了解了胡适寻找《懋斋诗钞》的过程，就会明白为什么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很快就给周汝昌写信，表示鼓励和祝贺。
三
在胡适寻找《懋斋诗钞》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据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介绍：
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了，因为吴恩裕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就已披露了此事：
听邓之诚先生告诉我，当初胡适考《红楼梦》时，曾托陆志伟先生问他有没有这本书。因为邓之诚先生自来就厌恶胡适，所以邓先生明知这个抄本收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却没有告诉胡适。因此，胡适始终未得见《诗钞》。却被周汝昌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
看来这件事只能用缘分二字解释了。胡适命中注定与《懋斋诗钞》无缘。如果当年邓之诚告诉他书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肯定会借来一阅，然后撰文向学界披露这一消息。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发现了。没有这一发现，周汝昌也就只能以“另外的方式”研究《红楼梦》了，其红学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种风景，这是可以肯定的。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一书收录有《（懋斋诗钞）的流传》一文，该文对周汝昌看到的那部《懋斋诗钞》的来龙去脉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今年（1972）夏，无意之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找到了这部钞本《八旗丛书》。原来此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出钱买的，在1947年末，就随同其他哈佛燕京学社的书由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移存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本书还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书库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后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我仔仔细细地把这部丛书翻检了三遍，重要部分还影印下来。不过这段话也有不够准确之处，周汝昌在1948年10月23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该书曾有这样的介绍：
《懋斋诗钞》，我原想使先生一见，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馆外。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不妨就机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
这说明直到1948年10月的时候，这部书还在北京，运到美国的时间显然在此之后，而不会是“1947年末”。
俄罗斯式的自杀
止 庵
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写道：“哥哥以前常这么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话他几乎像口头禅似的不离嘴。哥哥对俄罗斯文学心悦诚服，特别把阿尔志跋绥夫的《绝境》推崇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学，总是放在手头。哥哥预告自己自杀的话，我认为那是他被《绝境》中主人公纳乌莫夫所说的奇怪的死的福音所迷惑而说出的，不过是文学青年夸大的感慨而已。”然而不幸的是，哥哥“果然按他自己常常说的，在三十岁之前的二十七岁时自杀身死”。据《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记载，《绝境》1912年“出版时正逢俄罗斯社会自杀情绪蔓延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指责阿尔志跋绥夫挑起了这种情绪（普遍认为，这种指责是不无道理的）”。二十年后，遥远的日本竟又有一位读者因此而死。其实，阿尔志跋绥夫自己也曾自杀未遂：“活到十六岁时，我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射杀自己了。”他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即取材于此。
自杀本是俄罗斯小说中常见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兰别尔特，《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均自杀身亡。基里洛夫说：“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阿尔志跋绥夫《绝境》中的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与此相去不远。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笔下，自杀只是小说的情节之一，在《绝境》中则几乎构成了全部情节。纳乌莫夫曾被指责为“似乎在组织一个自杀俱乐部”，在他身边，前后有七个人物走上绝路。从这一点上讲，《绝境》堪称有关自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俄罗斯小说中的自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情势所迫，如安娜；一是思想所致，如基里洛夫。《绝境》所写显然属于后一类，自杀是一种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哲学。这种俄罗斯式的自杀，不能局限于世俗层面去理解。借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伊凡的话说就是：“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
《纽约时报书评》有篇文章，讲到英美读者“也许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小说里尽是些早该送进疯人院、或才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恰恰可以助长这个没有大碍的想法，更加证实了俄国无异于一所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院里的看护和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从灵魂涌出的洪流》）这番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绝境》。——关键在于，这些疯子非但行径怪异，还对诸如生、死、上帝、世界之类的问题深入思考、反复讨论；此类想法和说法，更成为俄罗斯小说的主体。这是俄罗斯小说令人望而生畏之处，也是它们最具魅力之处。在苦苦思考与认真讨论的疯子看来，欧美小说里的那些正常人未免太简单，太浅薄了。
提起阿尔志跋绥夫，往往就要讲到鲁迅。在中国，好像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译介和谈论这位作家，并且深受其影响。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让主人公N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句以后被他一再引用的话，出自所译《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之口。《绝境》中的“小大学生”奇日，也曾有过类似念头：“所有这些被津津乐道的幸福，这个黄金时代的一切，连同人类的全部未来，是否还能抵得上一个渺小、饥饿、屈辱的大学生所承担的所有不为人知的苦难呢？……为了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还需要多少同样渺小而默默无闻的幻想家，还需要多少鲜血与痛苦！……为了你们……未来幸福的猪猡……代价是不是太高昂，牺牲是不是太巨大了呢？……”对此作者写道：“这个疯狂的想法是如此突兀，陌生得连他自己都被吓坏了。就像粗暴地侮辱了最珍贵的东西，就像玷污了圣物。”当年人们读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大概正是此等印象。鲁迅在《译了之后》中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说来《绝境》同样如此。
这个“黄金时代”之前的年月，这个“思想黯淡的时节”，也就是通常所谓“世纪末”；阿尔志跋绥夫正是一位典型的世纪末作家。《绝境》所一而再、再而三描写的自杀，应该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记得在一个座谈会上，有论家批评鲁迅翻译选材不精，即举阿尔志跋绥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