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
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
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
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
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
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
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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