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6＇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6＇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7＇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8＇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9＇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10＇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如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11＇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1＇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12＇傅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12＇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博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3＇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4＇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乌孙卑爰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15＇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
三年（丁卯、前4）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1＇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2＇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3＇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4＇有星孛于河鼓。
＇4＇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5＇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遗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