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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10＇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当初，宰相李宗闵憎恨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罢免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殷侑精通经学，水平类似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议论朝政却不足以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殷侑议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想听。”后来，过了十来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对官员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中书门下干什么！”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不再说了。
＇11＇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1＇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12＇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2＇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4＇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出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做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损害儒家关于父子有亲的伦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乱时，皇族子弟都散处各州做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子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出宫，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于是下制：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宫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出宫嫁人；进士科停考诗赋。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15＇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15＇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16＇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16＇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