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我的笔头走得畅快些。”他说：“你要保持耐心，善于观察。”失望之前，我突然发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小马竟是如此地帅，那就是从侧面仰视他。我把这个惊喜告诉他，他只是淡淡一笑：“有的人平视就够了，有的人必须仰视。”我问他怎么不踩着高跷过日子，这样可以多收到几封情书。
最后进来的人拖着个硕大无比的箱子。箱之大不好形容，反正足够把宿舍的其余三人装进去那种容量。但我看舞弄箱子的人足有一米八零的个子，白白瘦瘦的，不像作案那种，心里也踏实许多。来者发现宿舍里人气较旺，索性在进门的时候就对着里面鞠了一个躬：“大家好，我叫曾小明，来自辽宁鞍山。”后来，这位仁兄经过一番奋斗，夺得过“交大最佳辩手”的称号，再后来，他从学生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每天坐在电脑前颐养天年。几年来，我和曾小明达成的最大共识，是在生物钟的问题上——每天凌晨一点左右，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东区三幢306室必定有两个人坐在电脑前忙碌着什么。若以方向论，南边是曾小明，北边是我；以方位论，左边是他，右边是我；以附近的建筑为参照物，靠近女生楼的是他，稍远一点的是我；用耳朵分辨，打字快的是他，慢的是我；看影子分辨，高的是他，矮的是我；以气味分辨，脚气是他，烟味是我；用感觉分辨，细腻是他，粗糙是我；提问题分辨，严肃是他，认真是我。
说到此，新家的成员来齐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家会在同一间屋里住满四年。所以，我把这里看作是家。
当晚，睡在了交大。天气依然热得厉害，总是躺两三个钟头就要跑去卫生间冲凉。我梦见宿舍里放满了水，一直放到桌子那么高，只留着上半身呼吸和举哑铃。
第二天天刚亮，有人来敲门。来者有威武的眉毛，一把络腮胡子，像个家长。我问：“叔叔，您找谁？”他很尴尬地咧咧嘴：“我是住你们隔壁的蒋进，老家是江苏武进。我们屋邀请你们过去认识认识。”原来隔壁的人这么热情，大家应邀而往。
隔壁也住着四个人。
其一是蒋进。方才我们已经提过他的外貌特征，以后的文章中还会陆续提到他壮实的肌肉，在此我就不重复劳动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蒋进的饮食：他分外地爱好蔬菜，尤其是绿色植物。每次进食堂，可以不吃肉，也可以不沾一粒米，但是必须有菜叶子，而且那些被常人误认为根本不能提供能量的食物，却让蒋进长就了一副好身体。我们奇怪，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身体需要。得到这个答案，我们又怀疑蒋进体内具有部分光合作用的功能，只是皮肤长成黄色，必须不断从外界摄取叶绿素来维持生长。总而言之，蒋进是非常老实的人，可以托付他做一切事情，只是进餐馆千万别让他点菜，否则你就等着菜叶子伺候吧。
另一位叫任宇，长得眉清目秀，号称人见人爱。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不会吧！”一天他与女朋友散步，朋友夸其女朋友漂亮，他随口而出：“不会吧！”结果被粉拳暴打一顿，横于街头。另一句是：“拿话筒来！”只因他是音乐爱好者，动不动会扯开嗓子喊几句。然而，满足一段音乐的要素有四条——长短，强弱，音色，音高。就任宇的声音来说，基本能满足前三条，只是满足最后一条显得比较牵强。因此，我把他的歌声定义为乐音，也就是音乐里有待进一步组合处理的元素，而不是真正的旋律。但是人这种动物往往很神奇，当任宇手中握有话筒时，他又能把歌曲演绎得起伏得当，似乎是真正的旋律了。不过，任宇手握话筒的情况还可以细分为三种：一种是卡拉OK厅里，一种是班级联欢会上，一种是小便的时候。
还有一位叫刘硕，也有着粗黑的眉毛，再加上那把浓密的胡茬子，会让人怀疑，如果他连续三天在清晨没找到刮胡刀，就会变成萨达姆，一个星期没找到的话，绝对是马克思或者太上老君。昨天晚上隔壁宿舍排座次，刘硕年龄最大，赢得了“老大”的称号。其实他并没有我大，可惜评选的时候我不在，导致几年来都要违心地称呼他：“大哥！”他经常安慰我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认命吧！”我看自己的胡子没他那么长，由此也不敢表达心中愤懑，整天为此事郁郁寡欢。这种状况持续到大四，我终于找到一个放下心事的理由。因为有一天我在《诗经》中偶然看到一篇曾经很熟悉的小诗。诗是这样写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我想，硕鼠硕鼠，不就是大老鼠吗？刘硕的意思也就是刘大咯！多年来我叫他老大也只是称呼他的原名，根本不存在什么辈分问题。想到此处，心中一阵畅快。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李兵，他体重系数78。2，转体两周半就可以变出个笑话来。往后的日子里，我从这位兄台嘴边学到不少京味十足的语言技巧，比如：“你丫是不是人？”“这饭倍儿香！”但我学到手的只是皮毛，并不是李兵运用语言的天赋——天赋是学不来的。他嘴里经常冒出一些名言，针对特定的事情既有概括性，又能上升到哲学高度。比如我曾经穷得丁当响，李兵安慰我说：“有条件的人追求快感，没条件的人追求真理。”一句话讲得我暖洋洋的，误以为自己真的在追求真理。再比如，隔壁班有位音乐发烧友，有空喜欢跟人吹把散牛，吹的内容无外乎某张CD如何地好，某张CD如何地坏，这些简单的话题往往又被他扯到某唱片公司的录音师不够专业，录音的时候喜欢吃根香蕉之类的。李兵为了保护大家的耳膜，就劝导发烧友：“音乐不是CD的简单累加。”从此，该发烧友苦练乐器，最终成为交大贝斯手的一代宗师。
八个人在屋里寒暄的时候，忽然有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在门口喊：“大家好，我来晚了。”我们痴痴地看着来者，见他手里提着党卫军式的摩托车安全帽，匀称的身材，细细的眼睛，绝对不像中土人士。蒋进从人群里钻出来，挽着来者的胳膊说：“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来自日本的森一郎同学。以后我们在一个班。”大伙儿热情地向森一郎打招呼，对他充满了无限的兴趣，并七嘴八舌地问问题，一时间搞得他有些混乱。
“森一郎同学，你为什么叫一郎呢？”
“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
“拼命三郎就是老三咯。”
“对啊。”
“那山本五十六是怎么回事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说起这个森一郎，他上过报纸，上过交大的舞台，平时忙着打工，很少在教室露面，由于缺课太多，大三结束的时候不幸接到了留级通知。原本，他铁定心要留中国的，多读一年书也只是增加些文化素养，可惜同来的却不能同去，算一种遗憾。森一郎留级以后，我们经常小聚。同学们之所以喜欢和森一郎在一起，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平时有什么笑料，其余人会立刻大笑，但由于语言障碍，森一郎必须把汉语逐字地输入大脑，再转化成带有幽默色彩的脑电波，此过程往往比正常的中国人滞后两秒，此时，众人的笑声已经停止，森一郎一个人开始开怀大笑，嘴巴张得像鲤鱼；等他乐得差不多了，大家又被他那滞后性幽默惹得笑起来，也就是说，有森一郎在，一个笑话可以笑三次。
虽然是日本人，森一郎在本质上却很朴素。比如说，他抽烟的时候酷得像个牛仔，我们都叫他“牛仔酷”。他对这个称号颇有微辞，不时地教导我们：“你们不能光注意别人外表，你们要感受那种发自内在的酷。”我们听了他的教诲，十分惭愧，于是改称他为“内酷”。他还是不满意这个称谓，骂我们是“只关心穿着打扮的庸俗人群”。
谁说吹牛不是素质教育？
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人已经来齐，就去校园里逛逛吧。蒋进来得早，昨天有师姐陪他逛过，他就勇敢地充当了向导。
“这里是思源湖。很漂亮是吧？不过师姐说，独自一人少来这种地方，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那边是物理楼——闵行校区最高的建筑物。师姐说，没事不要去爬那个楼顶，尤其是晚上，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前面是包玉刚图书馆，师姐说，里面很有趣。”
“为什么？”
“师姐没说。”
敢情这师姐是家教做多了，专给小同学留问题的。也说不准她是要学大师，尽讲些有头无尾的话，让后人自己去摸爬滚打，继而在几年后带着无比崇敬的口吻说：“大师有言在先啊。”
从校门口走到宿舍的路有两条：大路和小路。大路会经过教学楼、食堂和女生宿舍；小路则绿茵葱葱，似乎静得有鬼无人。我已经打算好了，哪天头发洗得干净，心情愉悦，就走大路；哪天想浪漫一把，就走小路。这是我进大学来第一个长远的打算。
夜里，我们在宿舍的地板上铺一些报纸，坐在上面吹牛。
曾小明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东北音；唐文的普通话是发音不清，偶尔会东拉西扯；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时常感觉表达不到位，只能辅以手势；小马的倒是挺标准，但他很少说，只是抿住嘴听我们讲，然后呵呵地傻笑。
大伙儿对我的云南背景似乎很感兴趣，总是不停地提问题，尤其那个唐文，简直就是标准的《十万个为什么》。
“你们家是不是住竹楼？”
“我们住草房，山区的人才住竹楼。”我尽量满足他的求知欲。
“你们家养孔雀吗？”
“养，当然养。我们不养鸡，蛋也吃孔雀的。还有大象，出门不打的，骑大象。有一天我骑着大象去看电影，把它拴在电影院门口。谁知道影片太长，那家伙等我等得打起瞌睡来，一下站不稳，把人家的墙靠塌了，害我赔了二百五，回家后就饿了它三天。”
“真的？”
“你去了就知道。”
“你们那儿海洛因很多，是吧？”
“是啊，在米店里卖的。”
“你们那儿的治安好吗？”
“当然好了，我们也是法制社会呀，杀人要写检讨的哦。”
“哎，真是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去云南看看。”唐文嘴上这样说，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想：云南这小子想必没有开化，往后的日子里可要防着点儿。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当然咯。你们听过云南十八怪吗？”我问三人。
他们摇摇头，等着我往下讲。
“俗话说云南十八怪，见了你别怪。这第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为什么？”
“因为云南都是山，铁路都修在半山腰上，自然跑得慢了。”
“还有呢？”
“第二怪，三个蚂蚱一盘菜。”我的话一出口，看见曾小明显出难以接受的表情。“第三怪，草帽当锅盖；第四怪……”念完十八怪，我也奇怪了，自己原来出生于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地方，要不是出来看看，还以为全世界都一个模样呢。
“鞍山怎么样呢？”唐文又转过去问曾小明。
“我们家就是个巨型的工厂。以前还是很繁荣的，这几年下岗的工人比较多。”
说到下岗，几个孩子沉默了。
“现在工人日子不好过啊，当官的照样大鱼大肉。”一直不说话的小马忽然讲出一句。
说到贪官，唐文又想起什么，问我：“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不是你们那里的吗？”
“是啊，他家和我家只隔了个广场。”我终于对唐文讲了句真话。
“鞍山的冬天很冷是吧？”唐文接着问。
“还可以，就是出门麻烦一点。”曾回答。
“路不好走吗？大雪堆到膝盖，刺骨的寒风割在脸上，一不小心，还会被冻起来的冰面滑倒。是啊，这路的确不好走。”唐文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分析，看来他对东北的理解明显胜于云南。
曾小明乐呵呵地看着唐文，说：“你的，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更麻烦的是人的自身问题。”
“衣服穿得太多，行动不方便？”唐文接着分析。
“不，出门要多带一件东西——小木棍，以防上厕所的时候有液体冻成冰柱，要一边释放一边敲。”
“哦，我明白了，你们必须不停地敲击自己的腰杆，天太冷，人的新陈代谢总是很慢。”
“我敲你的头！”曾小明被唐文的创造性思维吓坏了，打算天冷的时候带唐文到东北跑个厕所，他会什么都明白的。
“扬州，来一段吧。”唐文把话题转到小马身上。
小马看起来早有心理准备，不过他只是抿住嘴笑，不言语。
唐文急了：“你倒是说啊。”
“不，今天我不说，等带你们去扬州玩的时候再慢慢地介绍。”一听就是深谋远虑的孩子。
“白天蒋进说物理楼顶有学问，让我们没事不要去攀爬。我最喜欢找刺激了，要不哪天半夜溜上去看看。”唐文向大家提议。
“我估计那里八成是闹鬼。”曾小明说。
“况且，夜里物理楼肯定关门的。”我说。
“那没关系，爬进去。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嘛，蔑视权威，挑战未知。靠，听着都爽！”唐文说话的时候大手四处乱挥，我们不得不紧张地避让着。
“我觉着，梁上君子的事情，能少做就少做，最好别做。记得初二的时候，我跟一位同学回家玩。谁知走到了家门口，那人却说，他没带钥匙，必须爬进去。我说，你爬吧。那小子又借口脚痛，让我代为之，并且向我许诺，爬进去以后可以先打开冰箱拿一根冰棍吃着，然后再来开门。那时的我虽然身手敏捷，但思维比较简单，没考虑什么就爬了。进去才发现，一位和蔼的中年妇女坐在客厅里打毛衣，看电视。她见我一边拍着裤子上的灰，一边往客厅的冰箱方向走，就主动向我招呼，问我从哪里来。我说自己是本地人，从楼底下来。那秒钟，她若不是嫌我太小，经不住折腾，估计早拿钢针把我钉在了墙上。最后，她让我下楼把她儿子叫上来，当着我的面暴打了一顿，草草地了结了此事，我也才侥幸捡了条性命。”我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并且至今怀疑那小子的脚痛是个假事。
“哈哈哈哈，若是到了物理楼顶，有活人打毛衣也就罢了，千万别是一个女鬼在打毛衣。”
唐文仍然想去一趟。
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地聊着，熄灯的时候，爬上床去接着聊。初出家门的孩子们，对一切都那么好奇。大家讲了许多，才知道各地的风土人情真是相差甚远——就像那天夜里，我与室友，与同学，在宿舍，在食堂，在教室，在路上，不停地说，笑尽人间可笑，叹尽世间沧桑。正是这许许多多的言语，构成我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它的影响，丝毫不弱于书本。
几天后，我们召开了第一个班会。我欣喜地发现，班上的女生还是那么多，那么漂亮。离开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对酒当歌，感叹从此不再享受男女一比二的待遇。而且有位过来人警告我说，交大这种理工科学校，僧比粥多，狼比羊多，你要做好出家的准备。今天到现场一观摩，才发现那哥们儿纯粹在瞎掰——班上九个男生，二十个女生，仍旧是一比二，和高中时没有区别。
看来俺不虚此行！（注：笔者读文科。）
领过新书，算是大学生了。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一段轰轰烈烈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