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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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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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庄严敞亮的人民大会堂内,今日既不是举行什么大型宴会,也不是举行欢迎某国元首的仪式,而是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三次会议后,国务院总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来自中外的一千余名记者,目光炯炯,全神贯注,期盼着,第一个抛出早已酝酿成熟的问题。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是欢迎各位新闻记者提出问题。现在开始”总理的开场白十分简短而明快。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何使农业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让12亿人民有饭吃?”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率先发问。
  她涉足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让亿万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呼啦一下便把整个新闻发布会推向了高潮。
  “这位小姐提出的问题”,总理严肃地回答,“切重了时弊。本次代表大会历时14天,三千多位代表,着重讨论了我国农业的大发展问题,代表们在提案中指出,农业的关键是抓落实,讲真话,讲实话”
  历时两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离不开一个“农”字,离不开12亿人的吃饭问题。
  1993年“两会”的热门话题是土地;1994年“两会”的热门话题是农业;1995年呢?“两会”的热门话题仍然是土地、粮食、农业、农民农业,被新闻记者炒得火爆。
  一年一度的三月,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集在首都,共商国事,共商农业。
  “菜篮子”、“米袋子”,这些老百姓每天离不开的家常事儿,竟成为“两会”代表们议论的中心,成为他们的心事儿。
  回顾历史,1987年农业部推出“菜篮子工程”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更使人瞩目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菜篮子”要实行市长责任制,“米袋子”要实行省长责任制。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市长、省长拴在“菜篮子”和“米袋子”上,要他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这不是国务院随心所欲提出来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发展到今朝今日,给人口众多的中国出下了一道难题。粮食,早就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
  为啥?不为啥!只因1993年下半年开始,神州突然一片惊恐,大中城市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不那么充实了,居民为吃饭而着急,种田人为粮食而担忧。古老的农业大国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
  粮食陡涨,菜价上浮,市场供不应求。“菜篮子”、“米袋子”是每个人的命根子,非同小可啊!一日三餐,谁能少一顿呢?“哪个省‘米袋子’出了问题,由哪个省的书记、省长负责;哪个城市的‘菜篮子’出了问题,由哪个市的市长、书记负责。”江泽民总书记严厉的讲话表明了中央的巨大决心。抓好“菜篮子”、“米袋子”不单单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它一头系着中央,一头系着千家万户的百姓。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工程”,是衡量和评价党和政府是否为百姓排忧解难的民心工程!
  1994年3月,“两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响亮地提出: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今年各项工作的首位!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任务十分明确:
  确保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搞好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形势逼人啊!
  然而,历史的遗迹,却不令人满意!
  天不助我!
  反观1994年的农业形势,更令人感叹!
  寻找1994年中国农业的脉搏,不难发现心律不齐,心力交瘁。自1993年出现了建国以来粮食生产高峰后,转过年来,农业形势受到了严峻考验。
  旱灾;
  涝灾;
  风灾;
  人灾
  土地第三次失控
  这一年累计受灾面积达8.6亿亩,成灾面积达4.6亿亩,灾害系历史罕见!
  三灾并举,受灾面积超过了三年前的江淮特大水灾;大幅度的农资、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幅度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浮。
  农业这个“基础”出现摇摆,社会承受力加大,人心忽然波动,怨声载道,社会不安。
  波动和不安的交织,涌现出1994年农业对社会的震撼力,也显示出它的特征和忧患。
  百姓急!中央更急!
  中央施出两剂良药。
  1993年底和1994年初,中央在几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布置全党行动起来,大抓农业,要全党全民高度重视农业!
  殊不知,天不助我,灾难接踵而来。
  天不助我,人助我否?国家作出一系列决策,去争取农民,激励“农二哥”的生产积极性。
  同年6月,国家正式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粮食提价幅度%,棉花幅度为60
  为39%。不可小视,仅这一项措施,就可让农民增加收入400亿元。
  这样的举措,便空前地激发了农民抗灾夺丰收的积极性。加之政府的重视,政策兑现,措施得力,农业科技人员的及时指点,挽回了部分损失。
  是人们没有预计到呢?还是市场经济规律在作梗呢?
  在国家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达到了建国以来的高峰。其原因,除受社会通货膨胀影响和粮棉提价的牵动外,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不顺,造成竟相抬价,失去控制。于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又日渐增大。
  似乎弄巧反拙!中央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意在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种田积极性。结果呢,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却受到冲击。
  事物的发展,让人失望!天不助我,人不助我,形势更加严峻!
  至此,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95年“两会”的议程更集中到一点:农业!农业!农业!
  12亿张嘴在呐喊:
  清醒“脑袋”,充实“米袋”!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居家过日子,粮从何处来?粮的多与少,丰收与歉收,是至关重要的。
  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
  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发展农业,保证农产品稳定增长,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础。各级政府要重视农业,切实加强领导,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农业丰收。今年要抓紧水稻特别是南方早稻的生产,力争粮食产量达到4550亿公斤以上,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有较大增长,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也要有较多增加。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继续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保证农业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农村各项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首先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今年中央用于农业的投入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也要增加投入,农业投入不得挪作他用。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增加资金投入和劳动积累。二是保护和合理使用耕地,稳定粮棉播种面积,坚决制止撂荒和乱占耕地的现象。各地都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并且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城乡建设要尽量利用非耕地资源,农村多种经营和住宅建设不得挤占粮田。三是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开垦宜农荒地,改造中低产田。有条件的地区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四是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预防,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五是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促进粮食供需的地区平衡和结构平衡。要坚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负责“米袋子”就是负责本省的粮食供应,这就要求保证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储备,调剂供求,稳定价格。六是促进农、科、教相结合,推广优良品种、节约用水、科学施肥和使用农家肥,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农业适用技术,对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技术进行重点攻关。大力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稳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队伍。七是积极扶持化肥、农药和农机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抑制价格上涨。八是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多渠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九是认真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多安排一些资金,扩大以工代赈规模,重点扶持贫困地区修建公路和基本农田,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十是继续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米袋子”问题像一座难以跨越的大山,摆到了各级领导的面前,不能掉以轻心啊!正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存心》中所言:“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本是千真万确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荀子·荣辱》)
  这是个很浅薄的道理。
  “米袋子”系人心啊!
  “上海有400万企事业职工,如果每人上班因抱怨‘菜贵’耽误5分钟,就要损失产值几百万元。”上海市农委张燕代表用这个形象的“小算盘”,谈都市与郊区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张燕代表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上海重点兴农的新招,早在1987年,上海提出了上策:“菜篮子工程大家建!”所有的企业,每人每月拿出5元钱,这样一年可筹措两亿资金用于“菜篮子”。如今已是第8个年头了,功效卓著。为防止“菜贱伤农”,上海还建立了“生产风险基金”,补贴农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个基金会没有失信于民,几年内已拿出400多万元补偿农民。市里考虑得周到,可以说,对农民体贴入微。农民进城,市民一百个欢喜。对农产品的收购,不打白条子,那是最起码的。买农民的生猪、牛奶必须付现金,且有明文规定。高档商品可以进入超级市场;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也设有漂亮的摊位,而且定人定位,发有专卖卡片,不收一分钱的管理费。农民竖起大拇指赞口不绝:“城里人视乡下人为朋友,阿拉干得更有劲!”
  “咬定农业不放松!”新疆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王乐泉与农业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农民的儿子,当过社长。当“官”不离土,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依旧恋着农业,主管农业,对土地仍然情有独钟。
  他用农民那种朴实的语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疆的土地面积全国之最,人均占有面积也最多。可提起农业,最为忧虑的仍是土地许多人不惜以牺性耕地为代价,牺牲农民的切身利益,占用大量的耕地,致使粮棉产量减少。”
  王乐泉谈到这里,眼圈都红了,脸上的忧郁显得更加深沉。
  头发花白的孙浮凌副主席成天都很忙。在1994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就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发表了成熟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4月份,他又奔赴农村,西行陕西,南下江苏,跑田埂,钻农舍,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着实考察了他们种地的难处与艰辛。
  回到京城,他立即着手写提案,把农民反映的农村种植效益低、农民不愿种庄稼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协常委会上正式提了出来。
  他和记者见面时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农业。他严肃地说,“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粮食是根本问题,农业是重中之重。”
  孙老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农业,始终把农业当作一件大事情给予关注。他说,依我看,农业不是一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5年把粮食增加到一万亿斤的事,至少到2010年农业都是重中之重。
  谙熟经济的孙老,如同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博大精深的理论,讲得津津有味。
  在理论上,孙老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他说,我建议应该像开发工业小区一样来开发土地,可以把荒地划出来出租使用权50年到70年,收入的钱,有计划地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可以省去国家的开支,又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同时,要严格控制土地的占用,减少土地浪费。我们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同样也应该把节约土地作为基本国策两会期间,会上、会下,代表们、委员们张口闭口无不议论一个“粮”字、一个“菜”字。
  政协委员沈桂芳把一份专家建议带到了农林界小组讨论会上。这份材料上面,密密匝匝地写着几位农业专家给中央领导的重要意见。
  1995年3月5日下午,北京西郊宾馆综合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政协农林界的委员。他们围着《政府工作报告》谈及的热点、难点问题,竞献诤言良策,最后聚焦到一点,就是如何大力发展农业,如何保证让“米袋子”丰盈起来。
  正在激烈的争论中,沈桂芳接过话题。这位刚卸下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研究员,拿出了该院教授梅方权写的一份题为《粮食生产需作战略性调整》的建议。
  沈桂芳委员对这份建议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我国到2000年人口将猛增到13亿,要能吃饱饭,粮食就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梅教授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将来粮食的增产幅度大,实际上大部分属于饲料。如何达到增产这个目标呢?当然有各种方法和思路。但是最迫切的是要作战略性调整,即从现在的以粮食---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二元结构”,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三元结构”,尽快实施“三元结构工程”。
  代表和委员们非常理解。过去,我国人畜不分的粮食生产结构,对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匮乏、粮食短缺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有效增长和粮食综合效益的提高。所以,粮食生产亟待作战略性调整,“三元结构工程”势在必行,而实施“三元结构工程”,将会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总体生产能力。
  在会上,安徽省农科院名誉院长李成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全国粮食输出量第一的安徽已采纳了实施“三元结构工程”的建议。会后不久,该省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上,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省委的红头文件中: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从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工程’。”
  人们难以忘怀的1995年,是中华民族的农业观念大转变的一年,也是全国上下齐心大造舆论的一年。
  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全国上下一遍呼声:农业、农民、粮食喊得震天响!
  1995年,一个崭新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确立;3月18日,“两会”在“咬定农业不放松”的口号声中结束。
  接着,在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全面落实加强农业各项决策,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至3月底,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踏上了南行路---江苏、广东等省,实地考察农业。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狠抓落实》,强调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意义和它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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