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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如：（1）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列宁曾从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角度，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给我们的时代下过许多定义。后来斯大林概括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符合列宁的原意。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的情况已与列宁的预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根据历史发展的新特点，可把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并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些不同学术观点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有人否认帝国主义的存在，也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至少是一种糊涂观念。至于美国里根总统宣扬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似乎资本主义美国的制度反倒会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种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的时代观 （2）关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区别。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还说，“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之间的斗争，更多的不是表现为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发展到今天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3）关于国家主权、人民自决和民族自决等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某些国际问题时，明确认为独立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事实上，国际关系主要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由此产生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等原则，及与此相应的民族自决原则等。中印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上述原则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具有重大国际意义。（4）关于对外政策的根源问题。列宁在分析沙皇俄国时指出，“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个原理，这样才不致堕入外交手腕的迷宫，——这种迷宫往往是那些喜欢浑水摸鱼或者不得不浑水摸鱼的个人、阶级、政党和集团故意制造出来并且故意搞得错综复杂的”。后来他还多次论述这一点。但是，在当前国际交往中有些人往往有意无意忽视这点，否认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显然是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违反事实的。（5）关于内政外交相互关系问题。列宁说：“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我们历来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我们较少想到一个国家外交又会如何反作用于内政。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究竟带来多大危害，值得认真研究。邓小平说，“中国继承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质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在 1984年 5月会见外宾时又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在80年代，实际上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话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6）关于现代战争根源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只要社会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宁还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所有上述论断正确吗？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还适用吗？有人似乎以为根据二战后事实可以否认这些论断，认为私有制、帝国主义不再是战争根源，倒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边界、种族、意识形态等等成为战争的主要根源，这是又一种严重的误解。如果认真考察，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始终不放弃军备竞赛，第三世界中的冲突有许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也有大国插手的迹象。至于苏联霸权主义，绝非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归根结底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的、民族的原因。我们并不否认战争原因的复杂性，包括历史、宗教、民族种种因素，但是，霸权主义仍是导致战争的基本因素之一。（7）关于对国际格局的分析问题。分析国际问题要不要以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二战后长期存在的两极世界格局，以及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继续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如果离开矛盾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无法说清。事实上，这中间包含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运动。归根到底又可归结为经济因素的矛盾运动。其次，要学习我国外交政策并分析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及学术界的理论、政策、观点及外交实践。关于新中国外交的本质和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关于战争与和平是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观点，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关于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大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的主张，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以及把“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的思想等等，均要很好研究。此外，对我国一些外交风格，如原则坚定，策略灵活；不卑不亢，平等待人；说话算数，信诺守约；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等等，都需要坚持与发扬。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它们过去的外交实践和理论要很好研究。苏联学者过去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深度及论证之严谨，是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也承认的。例如列明主编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1966年中译本），阿尔巴托夫等集体编写的《现代美国的对外政策》（莫斯科1984年版）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当然，过去有许多教条的和其他错误的提法。例如，许多苏联著作一直沿用资本主义总危机提法，以总危机第一、二、三阶段来划分一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根本缺陷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这里我们暂不评说“总危机”的提法是否科学，这是一个可以展开学术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闭眼不看资本主义制度还有自我调节的可能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这一事实，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还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下去。这与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不矛盾，对我们确立国际战略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来一些苏联人又走到另一极端。有人根本否定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存在。有的急于抛弃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的观点，而提出什么“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把缺乏基础的虚幻口号当作现实目标去追求，招致了严重的后果。除苏联外，过去若干年东欧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对国际关系学也有一定研究。1988年由商务出版的波兰华沙大学教授约瑟夫·库库尔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书，是最有代表性的。作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作为出发点，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又有选择地利用了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有用材料，还汲取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和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论点、新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具有参考价值。第三，应当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过去在介绍引进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方面，国际关系是薄弱的一环。近年来开始有所进展。已翻译出版的（美）詹姆斯·多尔蒂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弗雷德·桑德曼编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可供我们批判性地吸收某些合理部分的两部西方著作。例如，它们反映了由于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给近年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学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概念、内容、准则、规律和方法。他们还注意用跨学科的方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采用各个学科——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战略、传播理论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的某些浅薄的理论，唯心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与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吸收外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古代文化中有着令世人瞠目的杰出之作。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孙子兵法》。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末期的孙武，一直有“兵学鼻祖”之称。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饮誉中外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曾运用孙子的战略思想，分析世界形势，展望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界战略格局。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方针，而“伐谋”、“伐交”、“伐兵”则是三种手段和途径，发扬孙子的“代谋”、“伐交”思想，尽量避免“伐兵”，对当今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现实意义。英国著名作家克拉维尔称《孙子兵法》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举世之作。1983年他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前言中写道：“我希望能把这部书列为全体官兵，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和大学里的人必读之作。因为《孙子兵法》的要旨是：战争的目的是和平。我坚信，孙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保护，使我们的子孙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富裕、成功”。（3）．要不断积累书目知识。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科学研究的特点，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就是具有持续性和继承性。任何人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都必须利用前人和当代人已经取得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著作不可胜数，如果我们不通目录学是不行的。那么多书，那么多史料，看什么？不看什么？先看什么？后看什么？什么精读？什么粗读？怎么办？这就需要目录学的指引。北师大老校长已故史学大师陈垣先生，从青年时期起，就熟读两部目录学的名著，一部是纪晓岚总其大成的《四库全书提要》，一部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陈垣先生是学医的，后来搞历史，没有读过历史系，但他入门入得好，一开始就看这两部目录学名著，然后根据上面的介绍去看书。如果没有目录学指引，那就要走许多弯路。下面介绍4条途径。第一条途径，看一些专门讲国际关系史的目录学书。现在外国的目录学比中国的发达得多。举两个例子，《外交事务参考书目》（Foreign Affairs Bibliography：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List of Book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这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最有用。这种书的编写方法，除介绍书名、作者、出版地点、出版年代外，还有一段评介，介绍书的内容、优缺点。其中主要是英文、法文、德文等欧洲文字的书，没有日文、中文书。看了这部书，我们要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就可以知道这10年都有过什么重要著作。还有一部1972年纽约和伦敦出版的《50年外交事务书目提要，有关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的新评价，1920—1970》（The Foreign Affairs 50—Year Bibliography New Evaluations of Significant Book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01970），也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目选。第二条途径，西方各种著作以及苏俄著作后面，一般都有参考书目。中国一些著作也开始有了。参考书目细分有两类，一种是简单的，只有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及年月，没有评介。第二种是详细的，实际上就是一篇论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