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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个把月，每天的太阳总是像酒醉鬼的脸红通通地东升西落。入冬已久，毫无寒意。朗朗的天空，暖暖的阳光，徐徐的微风，很多人都认为，今年的冬天只怕是没雪落。
岂料昨夜，一股西伯利亚寒潮的前锋，像一头张牙舞爪所向无敌的怪兽凶凶地翻过了都庞岭山脉，然后一无阻挡地呼啸着俯冲下来，占领了我眼前这个世界并歇斯底里地施展着它的淫威。
远处的山峦、森林、村落，在晨色中像死人一样苍白。猝然脱落的树叶和田垄中残留的稻草，像送葬的纸钱在风中飞舞，显得十分悲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面对昨日温暖和善的太阳公公突然翻脸成今日要吞噬一切冷酷无情的魔鬼，无不惊恐万分。
车站的停车坪内，大客车发动了引擎在热车。司机有时在空挡上踩几脚油门，汽车便会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屁股后头便会喷出几缕强劲的黑烟，像要推动汽车赶快逃离这被魔鬼占领了的地方。
在这个见不到一点太阳光彩只有风在叫在吼的早晨，旅客们都低着头，掩着脸，上身向前屁股向后地弯着腰在客车前排好队，检票员开始检票上车。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老头儿，被灌饱了北风，坐在那里，双手抱头，咳得脑壳上青筋直暴。看着他咳得死去活来的样子，我倒是着急在这被塞得快膨胀的车厢里，他那口黄痰到底会吐在哪个角弯里。谁知他舍不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劳动所得，咕咚一声吞入肚中。嘴里还嗒嗒响着，好像是吞下了一颗多味果。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事与我毫不相干，却又让我非常地恶心。
司机三十开外，瘦高个。他坐在驾驶室，双手正捧着一大杯热茶在慢慢喝着。检票员仔细地清点着车内的人数，关好车门，跑到车的前面，突突突地吹着哨子，面向客车挥舞着一面肮脏破烂的小绿旗，客车便徐徐开动了……
我把衬衣和罩衣的衣领都翻了起来，把手袖在袖子里，眼睛朝窗外望去，不愿搭理任何人。外面开始下雨，可以听到夹在雨中的冰粒敲打在玻璃上发出的声音。远处的一座座山峰，在雨雾中迅速消失。路旁没有落叶的野生杂木，像长在巨人身上的长毛，有的倒向一边，有的在拼命摇曳。雨越下越大，使人感到很害怕。乘客中有人在跺脚，有人在唏嘘，有人在咒老天。
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虽然像钟摆不知疲倦地左来右往，但是瘦子司机还是几次躬起身来一只手掌方向盘，另一只手用一块干净毛巾把挡风玻璃里面的雾气擦了又擦。他边擦边自言自语道：“这段路杀气重，莫碰鬼。”他说话的声音蛮大，是有意说给别人听的。说完话，他又用左手把头发从前额往后用力抹了三下。也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听到和看到了的人，都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没多久，车便到了道县县城。在一家饭馆前，瘦子司机大声嚷道：“请大家下车吃早饭，尽量快点。”听他这一嚷，我本能地就产生了抵抗情绪。怎么会在这里吃早饭呢？此时，莫说我口袋已无一点银子，就是有人请我在这里吃鱼翅、燕窝，我丁点都是吃不下的。每次经过这里，我的心情骤然就像做细伢子的时候听老人讲那些恐怖得很的鬼故事一样紧张，甚至毛发倒竖浑身颤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年轻的一代对这些往事，似乎从书、电影、电视中看过，也似乎听哪一位老辈人说过，虽然心存许多的困惑和不解，然而他们并不需要去探究，去明白，因为现实并不要求他们。毕竟那些，不过是往事。现实要求他们去探究、去明白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可是上了年纪的人，一提到“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立马就会想到“浩劫”，立马就会出冷汗，立马就会想到屠宰场，立马就会想到集中营，立马就会想到疯子、迷信、疯狂、个人崇拜、歇斯底里这些词。1966年5 月开始，1976年lO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宣告结束。由于领导者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并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这场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内乱。
当北京乱了，上海乱了，全国各地都乱了，毛泽东的家乡乱得更邪乎。就在这里，就在我现在坐在汽车上的地方，就发生过耸人听闻的“道县大屠杀”。贫下中农成立类似“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等造反组织，就可以操纵生死大权，就可以把四类分子或者是被他们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抓起来，杀！杀！杀！一顿乱杀！就可以把他们的亲属抓起来，杀！杀！杀！一顿乱杀！
甚至还以“父亲病重，速归”。“母亲病重，速归”。等等使人丝毫不会怀疑的电报信函把他们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子女骗回来斩草除根地杀！杀！杀！一顿乱杀！杀了多少人？砍了多少人？活埋了多少人？烧死了多少人？沉入河中又有多少人？只有阎王老子晓得。
这次“道县大屠杀”，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火速派部队前往平息。事后多年，据参与平息这次事件的一位军代表说：“在那段日子里，整个县城都被腥风血雨所笼罩。浮在河面上的尸首，被太阳曝晒后，都肿胀得如大小不一的球，堵塞了拦河坝。造反派的头头们，不得不派人站在拦河坝上，每人用手中长长的竹竿瞧准一个戳一个，将尸首戳沉下去，让这些冤魂从拦河坝下的涵孔中流向一个虚无缥缈阎王老子欢迎的地方。”
又事后多年，我还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户四口之家，儿子和女儿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后生和大姑娘，可是父亲是富农，由于家庭出身，儿子娶不进，女儿嫁不出。在大屠杀中，父亲早几日便成了刀下鬼。他们家已被民兵日夜把守，逃是不可能的事情。入夜母子三人抱成团哭够后，母亲对她的儿女说：“我们只能活这一夜了，我要你们兄妹成亲，我要亲眼看见你们那个。”
说完，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放声大笑。儿女依了母亲，兄妹睡到一张床上。下半夜，母亲看见她的儿女抱在一起，而且还睡得蛮死。母亲抱来很多稻草，堆放在她认为是最容易燃烧的地方，均匀地淋上不多的油，然后从火塘里取出火种，很从容地引燃多处着火点，才轻轻地扑在她的儿女身上……
我没有下车。我惧怕见到这里的人，我惧怕听到这里的人讲话的声音。出门在外的人，我更惧怕碰“鬼”，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冤鬼。对于鬼，谁都是别无选择地心怀恐惧。就像瘦子司机这种老开车的在这段线路上行驶，都特别谨慎小心一样。我想起这些使我颤栗的事情，仿佛空气中都掺有令人窒息的添加剂，我浑身打起了哆嗦。
吃过早饭，旅客都到车上坐好了。瘦子师傅侧身清点了一下人脑壳，按了几声喇叭，汽车便又像一只兔子，朝前蹿去。
我点燃一支烟，依然是侧头望着窗外，依然是不愿搭理任何人。我利用这对我来说是无人打扰的好时光，可以触景生情，聊以自慰；也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想想我该思考的问题。车过了道县，雨好像是停了。天上虽还不能说是转了晴，但光亮了很多，好像在安慰我说：“雨是不会下了，有没有太阳出，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是一个长期被捆在紧张和沉重精神锁链之下的人。所以，我特别需要的是快乐。天长日久，这种特别的需要使我自身对快乐有了一种“制造”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还有它的特殊性。
我愈痛苦，它愈快捷体现，愈高水平发挥。这种本能何以而来，自己也讲不清。我敢肯定，父母没有给我。他们遭蹂躏时，只会嗟叹，只会流泪，只会忍辱负重。若干年后如果和“达尔文”老先生见了面，还得请教请教他。像现在我坐在车上，我冷，我无以求助，但我绝对不会后悔把毛衣脱给了“同龄嫂”。如果能顶到长沙，那什么都好说了。既是中途突发高烧病倒了，有“雷锋叔叔”把我送进医院也不怕，因为我还有身份证和作家证以证明我是个好人而不是流窜犯。大不了要家里电汇一笔钱来，治好病再回家。于是我对自己说：“冷，这辈子也是冷得够多的了。今天，就再冷一回过瘾的！”
在我心中，有一只被我称之为“幸福之篮”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平日我收集积累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既是像现在又冷又饿，有的人可能就受不了啦。但是我把储蓄的幸福拿出来重温一遍，不但爱的光辉马上就会充溢我的心灵，还可以使我分分秒秒尽情快乐。如果饥寒要来与我的幸福短兵相接。我敢断言，饥寨一定会大败而逃。
三十多年前，是我们插队第五年。队上原有五位知青，后来投亲靠友和转点先后走了三位。村子里就剩下我和运兰了。相依着同吃一锅饭（粥、红薯汤和野菜等），同点一灯油，同说长沙话，同唱知青歌。就在这个时候，运兰的父母揣着运兰的放大相片，拜托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给女儿牵线搭桥。于是，有工人，军官，汽车司机，火车司机，都被相片上运兰那清纯漂亮的容貌，响当当的工人家庭出身所倾倒，寄来了很多承诺能从糠箩跳到米箩的求婚信。
运兰看完信后，不以为然地递给我，我坐在火塘边，一方面为她有一条活路而高兴；另一方面想到生活中的惟一知己，日夜渴望能成为自己妻子的人，即刻就要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想到她走后我的孤独，我的痛苦，我的悲伤，再也不能阻挡的泪水溃堤似的刷、刷、刷地从脸上流下来。
运兰递一块毛巾给我，笑着说：“哈宝！五年了，你还看不出我的心是属于谁？你就像梁山伯，只会哭，只会痴，你就没勇气对我开口说一句我爱你？”顿时，一股爱的暖流涌遍我的全身。
第二天，我俩手牵着手，一路歌声一路笑，到公社去登记结婚。
后来，妻怀孕了，我每天都用手摸摸妻的肚子。小家伙在蠕动，仿佛即将破土的春笋，挣扎着要到外面来看蓝天，看白云。
我把耳朵贴在妻的肚子上，肚内有咚、咚、咚的响声，仿佛小家伙在说话：“爸爸，妈妈，别急！别急！我来给你们放牛啦！”
妻要生孩子了。山路崎岖陡峭，曲曲弯弯。妻总是喊肚子痛，我背着她，她用手搂着我脖子的力气也没有。我不时将越背越下沉的妻向上耸送，每一耸我就甩下一把汗，妻就喊一声哎哟。急中往往生智，这也是我一辈子值得炫耀的一次聪明，我蹲下来像马一样，让妻骑在我的双肩上，抓着我的头发，我口里还嘚、嘚、嘚地朝医院飞奔。
我有了女儿，又有了儿子。在极艰苦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忽然间觉得他们长大了，能得他们的力了。那是在回城后，我和妻曾卖过三年黄泥。每天我和妻比太阳起得早，用板车到郊外山上挖好黄泥，然后拖到城里去卖。平常都是把孩子留在家里，有一次，孩子要同去，挖好黄泥后，两个小家伙在后面和妈妈拼命地推。以往，拉着近一吨重的板车，我背如虾，汗如洗。这一次，我背直了蛮多，汗少流了蛮多。忽然间我觉得儿女长大了，我有帮手了，我能得他们的力了。哈哈！
再后来，随着生活的好转，孩子都顺利大学毕业，成了家，立了业。有一天，女儿见我不断修改文稿，手都写肿了。她和女婿为我买来电脑，先教我A 、B 、c ，再教我打字。我有了那东西，写起书来真方便！
又有一天，儿子和儿媳递给我和妻一片钥匙说：“爸爸，妈妈，请你们搬家。你们苦了大半辈子，也该享享福啦。”我被他们领着到了新家，这让我和妻住了多年袖珍得如同鸟笼子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叫辽阔。我的乖乖！四房两厅。一间是卧室，一间健身室，一间是我的书房，儿媳指着最后一间说：“这间是客房，以后你们的老知青朋友来做客，可以请他们过夜。”
儿子笑眯眯把他妈妈领到客厅，指着电视机说：“人上了年纪，眼睛不太好，电视机大一点，看得清楚些。这叫海尔背投电视机。”妻乐得直打哈哈，在这样的房子里打哈哈如同唱美声，特别好听。我睁着惊恐的眼睛问儿子：“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家具，这么好的装修，哪来这么多钱？”儿子说：“爸爸，您放心，我们比你更‘兔子的谨慎’。股市赚一点，朋友借一点，银行按揭一点，所以你和妈妈的享受就应该早一点。”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说我听完儿子说的话，心里头快活不快活？
想想这些，这只是我在“幸福之篮”中随便信手拈来的几件小事。我在这只“幸福之篮”中，还储蓄了很多的经典笑话，你信不信？我讲几个给你听听。
刚到生产队插队落户时听社员说，生产队的男人总是没本事把自己女人的肚子搞大。只有师傅和另外两位才有本事把自己女人的肚子搞大。乍听这话，并不在意（因为那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女人的肚子是怎样大的。我作过调查，在我们那一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还不满十四岁。在我们到人世间的十几年中，粮食定量，猪肉定量，蔬菜定量，什么都定量，只有水不定量。后来又过了三年苦日子，有些地方，绝对不止三年，可能是五年、七年……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以我为例，不夸张地说，下乡前饱饭都很难吃一餐。再加上高压政治，天天讲阶级斗争，家庭出身，搞得人神经兮兮，惶惶不可终日。真可谓一身如鸟啄，哪里还有闲心去游宝塔！还管你女人的肚子搞得大搞不大）。细问，才知全村的男人们都饿得五痨七伤，长期不是胃亏肉，就是胃亏饭。既是跟老婆困觉，那东西软如蚯蚓，充其量不过是条泥鳅。
蚯蚓泥鳅只能在洞口边嗅嗅，进不了洞又怎能把老婆的肚子搞大呢？师傅是生产队的队长，另两位一位是会计，一位是仓库保管员。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有仓库的钥匙。他们可以在月黑风高之夜到仓库去偷谷，去偷油。所以他们有饱饭吃，肚子里有油水。
所以他们才有本事把老婆的肚子搞大。那一年，生产队除了这三位的老婆的肚子是挺挺的外，其余的女人的肚子都是瘪塌塌的。
师傅常给我们上“忆苦思甜”的课。有一次，全大队的知青都到齐了。那位提拔他人党的书记也在场主持。知青们都老老实实地低头坐着，都明白这是丝毫不能懈怠的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师傅在台上哭是哭讲是讲：“……我爷爷讨过饭，我老子讨过饭，我也讨过饭。但最苦是1960年，我差点活活饿死。”那位书记连忙纠正他说：“同志，是1940年。”他还鸭子死了嘴巴硬：“不是1940年，是。1960年。”那位书记连忙对大家解释说，他中午酒喝多了，接着就把他轰下了台。他还在台下大喊大叫：“中午我没喝酒，还说我酒醉了。我记死了，明明是1960年嘛！”台上的那位书记，简直被他弄得尴尬得下不了台。虽然这种尴尬是人类一种最虚假最不可细思细想也最滑稽可笑的尴尬，但台下的知青都能理解他们（这也难怪我的师傅，他说的：1960年，也就是后来被当局所承认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用牙紧紧咬着下嘴唇，生怕笑出声来。第二天知青见面，谈起此事，都开怀大笑。但彼此都看见，每个人的嘴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