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你能提出更具体的证据证明被告确实对你造成精神伤害吗?」
「报告庭上,我的母亲可以证明她违反常态的生活。」男人指着女人说。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以母亲为挡箭牌的男人,他像泉仔一样,开口闭口就是:阿母说。他的母亲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石敢当」,踫到石敢当时别人只好绕开它。
虽然知道石敢当的存在,但我必须忽略它,我要我的道路看得到远方。
女人很快地转头向男人说:「你母亲怂恿你向我要钱,她会站在你那边,也会帮你证明任何事。」
「被告,我没有问妳话。」我温和的向女人说。
女人的眼眶已经有泪水了。
我记不起我是否曾经哭过?大概没有!不,有一次,我向高中导师说我是童养媳,那时怎么会一下子悲从中来?我从民‘国48年12月20日就接受这个事实了,事实存在十多年后才恍惚想起这个事实,这是压抑还是回想?
「原告,基本上一等亲的证词只能做为左证或参考,还有谁能证明?或是更为具体的事实?」
男人摇摇头说:「深更半夜我哪里去找人来证明?」
「所以原告的行为并不是让家里每一个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是不是?邻居呢?有没有邻居反应被告干扰到他们的睡眠?」
男人尴尬地摇摇头,但是他说:「她白天放着家事不做,全部都由我的母亲做,所以我提出赔偿也是有根据的。」
「我可以说话吗?」女人稍微举一下手问我,我示意她可以发言。她说:「清洁工作是我负责,包括洗衣、早上的打扫以及到市场买菜,就如我先前说的,我婆婆烧饭的时间有失常态。」女人很坚毅的说,她正准备当跨过石敢当。
我请男人的母亲上来做证,老妇人看起来十分精明。她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孙子吃些洗不干净、随随便便弄出来的菜。」
她的话不是我要知道的重点,我问她:「妳大约在什么时候做午餐和晚餐?」
「午餐只有我先生、我、她三个人,所以把昨天的剩菜热一下,再加一道青菜或什么的。」
「妳几点料理午餐?」
「十点。」老妇人看着左边墙上的时钟说。
「晚餐呢?」
「大约四点。」她的眼光还是没离开时钟。
「晚餐几点开饭?」
「七点左右。」
料理晚餐的时间是早了些。
「你们在哪一家医院看诊?我和医生谈一谈;下个星期四宣判,你们可以不必到场,判决书会寄给你们。若是不服判,收到判决书十五天内可以上诉。」
和医生谈过话后我判决被告无须给付原告精神赔偿费。医生说男人的母亲有睡午觉的习惯,通常从下午一点睡到四点,医生说他曾建议患者减少午休时间,患者说下午没事,只好以睡觉打发。
至于男人,精神科医师说他时常对公司有极大的抱怨,对于工作(或职场)有强烈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男人以自我的小环境看待社会的大环境所产生的,换句话说,男人和他母亲的精神官能症和睡眠障碍都跟女人无关。
女人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恐怕谁都说不上来。而角色的扮演又被主观的意识烙印着肯定与否定,对与错两极化的界定,要更改烙印后的痕迹似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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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母把我的角色界定为赚钱的工具,或者说是一间私人银行,而客户只有阿母一人;阿母几乎三、五个月打一次电话给我,她说:「阿桂,钱不够用。」然后就把电话挂断。如果我没有多寄一些钱回去,她马上会再打电话过来,除了数落我的不孝和不知思恩图报外,她还会说她头晕,需要钱看医生,若是不看医生她就会立刻死掉之类的话,我只好依她的意思追加一千元。
同事好奇的问我打电话来的女人是谁,我说是我的养母,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妳是该好好孝顺她,她肯让妳读大学实在不简单。」
是不简单,不过这是我付出极大代价换来的,是我不简单,不是阿母不简单,这些事──就不必对别人说了。何必在结痂的伤口好奇地把它掀起来看呢?看了又如何?只不过换来一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话罢了。
「番田村」这个地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在我的脑中、心中慢慢地、渐渐地萌芽,它以缓慢的速度侵袭我的脑,占据我的心。在遥远的记忆里那个地方的泥土路很窄,只比田埂稍微大些;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到两旁的草丛里,马鞭草硬得刺人,扎在身上有如针般的痛,杂草堆再过去些种的是什么呢?玉米?柠檬?柠檬树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听大人说那些树叫柠檬,夏天时走过时有股很好闻的香味,现在知道那是柠檬花的味道,在那个年纪走过那里心情会不知不觉地愉快了起来,芳香疗法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只不过那时没这个名词。那时候不存在的名词太多了,压力、舒缓、紧张、忧郁。
其他的地方好像还有一些牧草,牧草很高,有我一个人高,长着牧草的地是地主多得无法耕种,下田不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过去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我知道他们只需把多得不能再多的田地租给人家耕种,租金不必很高,积沙成塔,不想积的沙就让它长着牧草让牛吃,这也是一件功德。再过去呢?远一点的地方有一座桥,过了桥种芋头,这里就是番田村了,番田村的路宽了许多,再走十分钟就是客运总站。
番田村在什么地方?该从哪里的路弯进去?当时我搭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有超过一个半小时吗?我已经记不得了。
-为什么要想番田村?我的案件堆积如山。每天都得「抱」些回去看,看到夜深人静。费了时间想番田村就必须再多花时间看案件,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小李要结婚了,他的老家在美浓,同事包部游览车下去喝他的喜酒,他的太太是书记官,他们计划两年后生孩子,再过两年要买房子。有计划的生活像一幅构图完整的油画,只要将心中的色彩填上去,等它干了以后再涂另一层,它就是perfect的作品!
乡间小路再度勾起番田村的记忆,我终于去买了一份详细的地图,番田村三个字以红色的字体标在上面,我的记忆没有错!是有叫「番田村」的地方,它离阿母的家有五十公里,以当时客运车的速度而言就是这个地方!
我搭的是什么客运呢?它的车身有写字,写着我看不懂的字,我只记得它是土黄色的,现在可能不是这种颜色了?我上网查客运车的路线,其中有一条会经过番田村,它不再是终点站,番田村的下一站是寮仔后,寮仔后的下一站是过沟墘。我不知道过沟墘,或许曾听说过,但因为它比寮仔后偏远,所以不大有人提过它,它也就不会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番田村?或者说我回去那里有什么意义?好奇吗?怨恨吗?我给自己的解释是看看山上的妈妈,她的样子已经模糊了,我只记得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她都包着头巾下田,夏天则是多戴一顶斗笠,她的衣服也是捡爸爸不要的穿,女生都是这样子的。
我倒记得父母亲没什么笑容,母亲不包头巾的脸经常是忧愁的,父亲呢?好像是怨恨着什么!
对于父亲的印象又比母亲更为模糊了,我几乎一点也记不得,他抽烟,好像也下田工作。父亲总在太阳高照后才出门,出门时没带斗笠也没带锄头什么的。他长得什么样子?好像有一点胡子,邻居都说我长得像父亲,那么他该也像我这种倒三角形的脸,是不是?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弟弟叫财旺,每天大家喊的都是财旺的名字。
-肉是给财旺吃的。母亲拨开我的筷子。
-把财旺看好,别让他像阿坤一样掉到水田里去。
-财旺跑哪里去了?怎么没看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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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系列之26 终身囚禁 原创-詩憶。》
阿叶!有一个妹妹叫阿叶,她结婚了吗?嫁到哪里去?会不会嫁到隔壁村?妈妈说福气好的女人可以嫁到距离娘家很近的地方。姐姐叫什么名字?到阿母家的前几年还记得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从省道弯进来一切都不一样子,我坐车出来那天这里全是田地,眼光所及都是绿色的,现在有自助餐店、机车行、公益彩券,路边二楼或三楼的透天厝一间接着一间,面店、杂货店的招牌虽是三三两两,看起来也还算热闹,阿母老是用「山上的妈妈」来威胁我,现在我肯定她真的只是在吓我,这么大的改变她哪找得到?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使用「山上」两个字,路是平坦且直行的,没有上坡的感觉,也没有山的存在,用「山上」两个字可能是对我家的鄙夷,不是有句俗话说「深山林内」吗?
车子前面的跑马灯显示番田村到了,这么快?才三十二分钟;那天。。。。。。,那天已是二十多年的那天,物换星移,年华似水;「家人」仍在否?
虽然番田村不是终点站,我可以直接搭到寮仔后,可是我仍在这里下车,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间在记忆里的屋子;破旧的砖砌三合院、灰色的瓦片(有些已经失去踪影)、枯木色的门,房子后面是坡度不小、高度约有五十公尺的土堆(我认为不能称之为「山」),土堆长满竹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它就存在了。院子有竹子做成的晒衣架,以前,如果没赶在下雨之前收衣服妈妈是会生气的。妈妈这时候会打我,她说我们不像别人家有那么多衣服可以替换。
我记得要走很久的路才能到番田村,妈妈说是因为我走路不专心,东看看西瞧瞧地把时间浪费在路上。现在的脚程快些,可能只须十分钟,我以缓慢的步伐走着,我的脚可能微微地发抖,我以留意景色的改变说服自己,并不是发抖的脚使我走不快,而是我要仔细看看它改变了多少。这绝对不是近乡情怯!「故乡」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占一席之地,我的家该是荔枝树旁的那间房屋。
道路已经拓宽并且铺上柏油,两旁的田地也不如我记忆中的广阔,有些己改为网室栽培,有些则盖了精致的住宅,院子停有货车及轿车。玉米田消失了,我强迫自己把头转向左边,小土堆是在左边,所以──一间称之为故乡的家的三合院也在左边。
小土堆还在,上面仍旧是杂乱的竹子,而三合院也在那里,它比我当初离开时更为破旧,右边厕所上面的瓦片破了一个洞,竹制晒衣架倾斜地立在那里,上面没有晾衣服,屋子安静得像没有人居住一般。我站在路边静静地看着那间屋子,太阳晒得我直冒汗,我用手拂掉汗水,而汗水又很快地冒出来,这不是太阳晒的结果,它是体内的自然机制。
屋子的里外都是静悄悄的,财旺出去工作吗?父母亲依旧下田吗?看看时间,下田的人也该回来吃饭了,是不是在后面的厨房忙着呢?我站在大门口问:「有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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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系列之27 终身囚禁 原创-詩憶。》
一切都是安静的。
「有人在吗?」没有人回答。
(两位老人家辛苦了,财旺也很辛苦,快中午了还没回来吃饭。财旺结婚了吗?真难得!这年头还有年轻女子愿意下田。)我心里难过地想着,田里工作所得还是赶不上现在的物质需求。
我踏入屋里,屋内摆设一如我离开的样子,客厅向大门的墙壁有一个大而旧的神明桌,一张圆桌在神明桌前面,几张圆板凳围着桌子,这是我家的客厅兼饭厅;右手边是父母亲的卧房,左边则是我们孩子睡觉的地方,两个房间的床都是木板钉成的,父母亲的床上放了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比较新的衣服,只有破得太厉害或太小不能再穿时妈妈才会从房间里的柜子拿出向别人要的「新衣服」给我们替换;我们的房间则是大通铺,棉被、衣服堆在四周。
有个声音从父母亲的房间传出来,那是低沉沉地「嗯」了一声,我掀开帘子,瘦骨嶙峋、面色黝黑的人躺在床上,散乱的头发让我认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踏入房间,叫了一声:「阿母。」
妈妈抬头看我,茫然的眼神显示她不知道我是谁,枕头旁边有一碗不新鲜的稀饭。
「阿母,我是阿桂。」我趋前轻轻地说。
我呆呆地站着,除了要让妈妈想起我是谁外,我也要迅速地更正想法,妈妈并没有下田工作,她好像生病了。
「阿桂?」阿母喃喃地重复这两个陌生的字,这个名字离她太过久远,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唤起记忆。病人总需要多一点时间搜索记忆里的元素。
「阿桂,记得吗?」我弯下身体让阿母看得清楚些。
「桂仔?妳是说月桂仔吗?」
「是啊!我是月桂仔。」我的心里闪过一些喜悦,妈妈没有忘记我。
「桂仔,桂仔。」阿母伸出皮包骨的手,我握住它,母亲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的眼神还是茫然,那是一种不认为眼前的事是真实的茫然。
「生病了吗?阿爸跟财旺呢?」我摸着妈妈的肩膀,她病得不轻,肩膀上一点肉都没有,我只摸到她的骨头。
母亲哼了两声,喘了口气后侧着身体准备坐起来,可是她没有力气坐起来,她一再地想靠着侧身的力气坐起来,我伸出手扶她一把。
我指着枕头边的那碗稀饭说:「这是妳的中餐吗?」
妈妈点点头。
我端了起来,一股微酸的味道传到我的鼻子。放置过久或烹煮多次的食物都有这种微酸的味道,它界于**与否的中间但已经倾向**那边。
「这碗臭酸了。」我皱着眉头,语气有点不好地说。
妈妈紧紧地盯着我看,看我的时候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下来,她拉起我的手,「桂仔。」这两个字含有无限的心酸与惆怅,我感觉到二十多年的思念在这两个字中完全地倾泻出来。
她想要使出力气,然而她做不到。
「阿母,。。。。。。什么病?」
「癌。」
「什么时候的事?」我来不及悲伤,我要先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家里有癌症病人,却是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其他的人去哪里了?阿爸、财旺、阿叶?
难道没有人照顾她?看着那碗微酸的粥我的心里有极大的不满,但我马上知道我没有不满的权利,我不属于这个家,我是外来者,是访客。
「一个多月前。」
「几期的?开刀了没有?」
「不知道。」
「开刀了吗?」我的口气很急,拉着母亲的手也用力了些。
「没有,反正都会死,何必花这个钱?」
记忆在瞬间恢复了,阿爸玩天九牌!他不是下田工作,他是去玩天九牌!下田的只有妈妈一个人,妈妈的忧愁是没钱让阿爸赌博。
阿爸到现在一定还是这个样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家里的钱是赌博用的而不是让妈妈看病花的。
「阿爸呢?」我问了一个明知答案的愚蠢问题,这是反射性的问话,我不期待它有不一样的答案(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
「在番田村!」
我开始愤怒了,是天九牌让阿爸缺钱用,所以家里的女孩才会被「分」出去,当时的我以为种玉米和萝卜养不起我们几个小孩;看来事实不是这样。而时间的流转可能让父亲的赌性更为坚强与深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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