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喜怒哀乐的感受。
根据礼章记载，新年大酺同样安排在明堂举行，安排在祭祖、改元、朝贺、布政之后，于明年正月初五举行，正礼一天、副礼五天，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十。
这一场大团建，长达六天的时间，需要用到的诸部乐，其中大曲共需十部，正礼之日三部，于后五天每天一部，初十礼毕加一部，初八神都士民入观明堂再占一部。而在这十部大曲之外的时间，便要用诸小曲填充。
此前李潼虽然不知具体章程，但在翻曲之际也会问一问宦官杨绪等人有关礼节流程的问题。此前的他闲人一个，自问没有资格占据一部大曲的名额，所以目标还是定在中间串场的那些小曲。
可是现在身后站着薛怀义，目标自然要放得大义些，一定要占住一部大曲的名额，否则不够惊艳。
但虽然只是一场团建，礼章的制定也是非常严格。像是初五正礼之日三部大曲，都已经确定了下来。一首是清乐大曲《堂堂》，太后与皇帝御临明堂之际起奏。一首《采桑》，则为太后单独起奏。另有一首《破阵乐》，则是群臣登殿之际所奏。
这三部大曲，《堂堂》为南朝陈后主所制，高宗显庆年间再作翻新，为宫殿新用必奏曲目。明堂新进落成投用，循此定制。《采桑》则旧年武则天为皇后之际，亲蚕礼所用礼乐。《破阵乐》有一部分卤簿军乐的色彩，又是宣扬武功，今年朝廷镇压越王李贞等兵乱，耀武扬功，应有之义。
三部大曲不好取代，但其他礼日名额就灵活得多，至今都还没有定目，仍由司礼寺所隶诸署、内教坊、帐内等舞乐机构案习排演，甚至群臣都可制乐呈献，并在新年之前由文昌、司礼、春官等诸有司选定。
了解到这些之后，李潼也是暗呼庆幸。此前他只觉得有李旦诸子进献舞乐的例子，他要搞些舞乐呈献也很简单，没想到最后还有这么一层在卡着，居然连尚书省、礼部这样的台省枢要机构都参与其中。
虽然大家都是孙子，但还是差了一个老子。李旦虽然皇位被夺，但毕竟还是皇嗣，内外广受瞩目。他爸爸李贤却还埋在巴州，通过这段时间各方对他们的冷漠态度来看，如果没有别的渠道和助力，想舔别人都未必会给机会。
算起来，时局中真对他们一家念念不忘、给予足够重视的，还真是只有丘神勣这个死仇。毕竟这段时间，人情冷暖感受深刻，外嫁的女儿、卖野药的面首，统统不是他们一家边缘人能比的。
如果不是内心荒诞自嘲，加上丘神勣所带来的生死危机的刺激，李潼大概都要忘了他们一家在这时局中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眼下的他，也实在没有别的指望，只能寄望薛怀义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将他所编写的大曲成功搬上大酺的舞台上。
要达成这一目的，单凭薛怀义那不知因何而来的善意释放明显不靠谱，李潼需要更加笃定的把握，让薛怀义与这一部还未成型的大曲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将这些想法放在心底，李潼便开始确定整部大曲的思路。眼下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中旬，距离年尾诸有司选曲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按照后世有关资料，清乐大曲一般需要排习六十天，余者诸部三十天上下。可是现在翻新的大曲连影子还没有，留给李潼的时间已经很短。
虽然眼下借着薛怀义的威风，太乐署与内教坊都是人物配合，但如何将这些人物呈现出足够惊艳的效果，仍然需要高水平的掌控、调度与发挥。
他是用编制新曲哄骗薛怀义加入进来，所以文抄协律旧曲首先被排除在外，必须要呈现出一部大而华美的新曲。
这一部新曲，虽然连雏形都没有，但李潼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并确定了曲目名称为《万象》。
这名称拟定，摘取就是明堂“万象神宫”的官称，由此可以确定他的意图，就是通过这样一部《万象》大曲，将自身与明堂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登明堂而奏《万象》。
这一部大曲，要兼具礼乐与宴乐的双重属性。同时再考虑到该要具有的政治意义，还要增加上一部分佛礼法曲的元素。
李潼心知自己机会不多，把住一个机会便一定要利用到极致。
眼下虽然距离武周革命的天授元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宫墙之外虎视眈眈的丘神勣不会给他太多的时间，类似机会未必还能有，如果不想彻底沦为板上鱼肉，他就一定要在这次明堂大酺上赢取到足够的转机。
主要问题已经确立，剩下就是落实的问题。
在这么短时间内编制一部大曲，同时还要兼具这么多的内容，达成李潼想要的那种作用，对于久浸声乐的时人都是艰巨任务，考虑到他半吊子水平，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确定这一思路之后，李潼便不再考虑成败与否，唯一需要做的，只是试一试。
《万象》曲目拟定之后，李潼便将任务拆分开来，分作曲、舞、声、辞、器物等不同的任务小组，并由不同的专业人士去领衔完成。
曲韵是一部大曲的根本，李潼就算再怎么自负，也知自己不可能完成。眼下的他，虽然对于声韵、宫商之类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也止于欣赏，发挥无能。
所以采曲汇编的任务，李潼还是交代给专业人士如太乐丞白芬之类，规定这些乐官每天必须编拟、截取五到十段乐曲内容，并教授音声人演奏，由他试听选取。
舞的方面，李潼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那就是大胆采用威亚舞呈现出敦煌飞天的舞台效果。此前不用是没有必要冒险，可是现在他要把住一个机会，攫取最大收益，又何必再有这些顾忌。
其实关于舞乐的搭配，李潼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参考意象，那就是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虽然他脑海中，《万象》大曲的内容要远比《霓裳》曲更加丰富，但当中的一些舞乐节奏并表现形式，仍然大有可借鉴之处。
声的方面，李潼不打算采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伶人独唱或齐唱，而是气势更加宏大的多重合唱。
眼下曲未成，辞难著，音声人们无从练习，但多重合唱却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李潼便吩咐先直接拿来《投壶乐》《神仙留客》等唱辞丰富且婉转的燕乐旧辞，让伶人们先熟悉一下多重唱法中的层次感与氛围烘托。
辞组自然由李潼自己领衔，这也是他最大优势，并且将之作为自己在整部大曲中存在感最强烈的一个环节。
当然不用多想，既然是由李潼自己亲自作辞，自然也需要保留他的最大特色，那就是脱曲写作。先把辞写出来，如果曲调不配那就改，改不好那就换。诸音协我，而非我协诸音。
毕竟曲乐方面，周围这么多的人才，可以集思广议。但是在文抄方面，李潼虽有华篇无数，但却只有一个脑子，实在不好迁就。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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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颂圣台阁体
讲到曲辞的编写，李潼也有一番自己的考虑。
虽然眼下单从这方面而言，他就是绝对的大宗师，脑海中的储备全发挥出来的话，吊打全唐没有任何难度。但需要考虑的一个前提是，他眼下需要编写的是一部主题歌功颂德的燕乐大曲，而不是单纯属于自己的诗歌秀场。
代入这样一个限制之后，风格强烈、情感突出、讽古谤今者，通通需要排除。选诗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治正确，第二个标准是歌功颂德，第三个标准需要体格雅正，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要求，那就是需要风格趋同。
如果仅仅只是前三个要求，其实也很好满足，那就是贯穿全唐始终的应制诗。应制诗简而言之就是马屁诗，格式、趣味都非常趋同，而且这当中同样不乏佳作。毕竟就算是拍马屁，不一样的人拍出来效果不一样。
先不说上官仪这个初唐应制诗的大手子，他的孙女上官婉儿称量天下曾经有个著名的场景，那就是唐中宗李显时期一次御园应制品诗，律诗大家宋之问、沈佺期同样与会，宋诗尾联“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沈诗尾联则“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论为宋诗气盛。
由此可见，即便是拍马屁，风格情调也是大有不同。王维、李白那样的大手子，是一般人能比？
李潼虽然满腹华篇，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大抄特抄的机会，风格方面还是要维持相对的统一，起码不能变化过于明显。
那么有没有一种诗歌流派，能够同时满足这四个要求？还真有！
“华林芳景遍阳春，吉日游观命近臣。鸢飞乔柯啭娇鸟，蝶舞低枝映美人。翠含杨柳桥边雾，清泛芙蓉水上云。园实海芋皆化育，金瓮玉盘赐八珍。”
阳春三月，御园美景，挑选吉日命令近臣跟随游园。花木之间鸢飞鸟啼，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映衬得美人更加娇艳。桥边杨柳朦胧如雾，水上芙蓉像是彩云漂浮。园中的果实，海里的海鲜，都是天地孕育，如今盛在美器中被君王赏赐给群臣。
这首诗，没有名字，因为又是李潼拆骨扒皮之后的再加工，所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五律与明朝大学士杨士奇的七律，这一君一臣相隔近千年时光，各自诗文拼凑起来，意趣上居然没有太大违和感。
当然时令肯定是错的，但这也主要是说明这一类诗歌风格相类，内容空洞，个性全无，而且李世民的五律在格律对偶方面，甚至还不如杨士奇显得工整。
杨士奇自属于一个诗歌流派，那就是明朝的台阁体。台阁体在古代诗歌中属于一个冷僻小类，概括其特点，题材上颂圣德、歌太平，艺术形式上求骈俪、重声律、尚典雅，但在内容上则庸沓肤廓，万喙一音。
简而言之，台阁体是拍马屁专用诗体，形式华丽，内容空洞，而且还拍得很肤浅雷同。由此也造成了台阁体艺术生命并不长久，土木堡之变后便日渐消亡，以至于日后除了一些学术性质的研究，几乎没有了什么存在感。
但是，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台阁体诗歌几乎完全满足了李潼现阶段的要求，形式优美，声律工整，体格典雅，内容雷同。
虽然说身在大唐诗歌盛世将启的年代，居然去抄台阁体这种完全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诗体，实在是有点自甘堕落。但是文抄还是需要考虑自身的切实需求，他就算是抄成李白杜甫、柳永苏轼，有啥用？难道还真要去追求少王不寿诗家悲？
台阁体艺术生命力再弱，但还有着一段相对完整的传承脉络。可是初唐上官体真的是除了上官仪之外，基本上就算是断代了，但也足够让上官仪成为一时诗坛之冠。
李潼不是没有长远算计，但问题是需要先熬过眼前，日后才有机会不断的突破自我，引领大唐诗歌走向真正的盛世。
所以眼下抄台阁体，虽然是有些人行邪道、不学好的意思，但却完美契合李潼的个人需求。
台阁体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凡创作者都是三杨那样的台阁重臣，他们位极人臣，是真真正正有着沐浴皇恩的感受，因此他们的诗歌之中许多在旁人看来稍显肉麻的拍马屁，正好就是他们自身的切实感受。
试问，什么样的拍马屁，能够高明得过我自己信以为真，连我自己都麻痹了？
后世台阁体消亡，除了本身艺术格调不高，也在于明代三杨时期那种君臣上下和谐的关系一去不存，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深沐皇恩的切实感受、歌而咏之。
当然，台阁体虽然诸多好，但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实在太冷僻，使文抄的难度直线上升。
不过讲到这个问题，李潼真是要不乏自豪的说上一句：“不好意思，当年为了混文凭，选的就是这个课题！这些诗虽然生僻，但当年好歹也分析了一点七荤八素。”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学养基础，李潼才有信心编写《万象》大曲这样的曲辞题材。全唐诗虽然名篇诸多，但都风格强烈，感情丰富，艺术造诣虽然高，但还真不怎么适合拿来当四平八稳的面子工程曲辞去用。
台阁体诗歌，题材、内容和意趣高度趋同，如此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诗题，你甚至都分辨不出这百十首诗究竟写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应制诗通常需要定题、定韵，几首、十几首诗同韵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对这样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没有客气的道理，自然是挥毫如飞、文不加点、倚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项工作最难？
要判断这当中难易程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些从业者们各自社会地位如何。礼乐虽是国体庄重之事，但是当中乐工、音声、歌舞、器乐等等，绝大多数都属贱籍，甚至不能与籍外良家通婚。
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那就是隶属于太常即司礼寺的协律郎。
古代能够被称为“郎”的官职，几乎都不简单，协律郎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仅仅只是隶属太常的八品官职，但却是士人蒙荫、科举守选等解褐所任之官，是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所谓解褐，就是脱下身上短褐布衣、换上官袍的意思。
像是眼下忙于编制曲章的太乐丞白芬，虽然本身出身音乐世家，有一个历事数朝的父亲，但就算是其人已经担任了太乐署的二把手，较之初入官场的协律郎仍然差了一个等级。
唐代官场有校正不入，当守协律的俗语。讲的是官员解褐出任的官职，馆阁校书郎、正字乃是首选，协律郎则仅次于这二者。
经过这段时间在内教坊的厮混，李潼也了解许多曲乐编制的流程，太常曲乐分为两部分，歌辞与曲簿。这其中，曲簿就是舞乐曲调之类，属于太常各色番役乐人的本职工作。
但是歌辞却不归太常所管理，而是由两馆学士、翰林学士等台阁文人创作。这种曲辞分离的创作模式，背后逻辑很简单，那就是舞文弄墨，你们这些太常贱籍乐工不配！
李潼此前翻新旧曲，之所以没有阻滞，那是因为他所翻新的本就是小曲、杂调等散乐俗曲。但若想要新制或者是翻新大曲，他的曲子辞同样需要获得太乐令、协律郎等人的认可，选词入乐，才能正式存留乐府。
换言之，即便是李白、杜甫那种程度的文采，如果不能被官方认可、选词入乐而收录乐府中，依然还是个玩地下音乐的。
李潼编制《万象》大曲，本意就是要为了在帝国最庄严高端的场合上演，自然不能搞什么地下传播。
而且眼下时间已经很紧，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曲辞获得官方的认证通过，才能尽快协律入乐进行排演。如果在这方面被卡住十天半个月的，只怕就算编排出来，也要错过大酺。
所以典雅型美、大而空洞的台阁体，也是他眼下为数不多的选择。即便不谈薛怀义的威风好用不好用，谁要能在四平八稳的台阁体诗歌中找出毛病来，那基本可以断定是在故意找茬了。
脑海中自有诸多诗篇可以堆砌引用，省去了再去引经据典、苦吟雕琢的时间，只用了两天，一部长诗歌辞便铺设而就，这还是因为明代行文方式与典故应用与当下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真正的创作只用了几个时辰，剩下一天半的时间则主要是为了捉虫修改。
诗篇完成之后，李潼便即刻吩咐太乐丞白芬送回太乐署，交由太乐令等人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