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命运- 第56部分

　　　　时间追溯到公元前385年，申不害出生在郑国京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荥阳市东南部的京襄古城一带。他本是郑国的低级官员，到了公元前375年，韩国攻灭郑国后，申不害便成为了韩国人。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韩国也担任了官吏。

　　　　到了公元前354年，魏国挥师攻打韩国。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韩昭侯和大臣们都束手无策。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拿着诸侯面见天子时携带的“珪“去面见魏惠王，并向他称臣。他解释道：“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意思是说，如今魏国强大，韩国弱小，要是韩国拿着珪向魏表示臣服，魏王肯定会更加骄傲自大。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其他国君的反感，韩国则会被同情。韩国虽然对魏称臣，但实际上是削弱魏国而增强韩国的权势。一番解释后，韩昭侯同意前往。他拿着珪表示了对魏王的尊敬后，魏国不但撤走了军队，还和韩国结盟。多亏了申不害的计策，韩国才转危为安。于是韩昭侯自此重用他，给他更多的机会来施展才华。

　　　　次年，魏惠王转而攻打赵国，一举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紧急关头，赵成侯向临近的韩国、齐国求助，韩昭侯才刚刚与魏停战，于是十分犹豫，便询问申不害的意见。不过，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和昭侯心中的答案不同，就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自己要好好考虑。

　　　　随后，申不害分别鼓动两位大臣，让他们对昭侯提出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则在一旁观察。揣摩好昭侯的心思后，他建议昭侯联齐救赵。由此，还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典故，那就是“围魏救赵“。

　　　　经过这两次事件，韩昭侯完全相信了申不害的能力，便提拔他为相，主持国政。

　　　　按照《史记》的说法，“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学习黄老之学，却在学说中主要强调“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刑名之学。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对内整顿政事，对外则在诸侯之间周旋，维护韩国的利益。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

　　　　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申不害掌管内政的十五年，韩国国力不断提升，诸侯都不敢贸然来犯。不过，申不害强调权力收归中央，由君主来行使。这一制度导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也就是说，如果君王英明，国家就能稳定发展。但如果君王昏庸，权力便会被滥用，国家也就会衰败，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商鞅则强调法治，连君王都要受此限制。这样一来，哪怕君主平庸，也无法影响靠法治自行运转的社会。秦国在商鞅所创造的框架中稳步发展，是商鞅变法成功的体现。

　　　　所以说，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了，但是树敌太多，最终为自己招来了巨大的祸患；而申不害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仍然增强了韩国君王的力量，导致历代韩国君王对申不害敬爱有加、子孙显贵。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纵观申不害的一生，真是“成也，术法；败也，术法。”

　　　　《易经》有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就是说乾卦的变化和上天的变化是相符的，万事万物都应当遵守发展规律。保桂事万物的和谐，就能昌盛吉祥。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天下就会祥和安宁。

　　　　无论是申不害，还是商鞅，都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改革家，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出自《庄子·盗跖》。不能以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他是不是个英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后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按成败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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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各怀鬼胎

　　　　历史进程到了这里，有些人肯定会疑问：三晋同气连枝，为何赵国和魏国眼看着韩国被秦国所灭？

　　　　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战役：伊阙之战，大家就会明白了。

　　　　公元前293年的某一天，数十万大军在洛阳南部的咽喉之地伊阙相持。年轻的秦国将军白起，在此迎击两倍于己的魏韩联军。他的对手是魏国老将公孙喜。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作“伊阙之战”。

　　　　人数众多的魏韩联军气势汹汹而来，却突然停滞不前。据斥候回报，联军主帅公孙喜与韩军主将发生了争执。白起感到意外，并肩作战长达十年的魏韩二军怎么会突然反目呢，难道有诈？

　　　　要知道，魏国和韩国在伊阙之战前做了整整十年的战略合作伙伴。从公元前303年开始，魏哀王与韩襄王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他们同气连枝，共伐外敌。

　　　　公元前301年，魏韩联军助齐侵楚，在垂沙之战中痛击楚师，掠得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公元前298…296年，两国锐师又佐齐攻秦整整三年，打得不可一世的秦昭王忍痛割地求和，魏国和韩国分别获得了封陵、武遂以及河外之地。

　　　　这是秦国自变法以来最大的败仗，也是魏韩史上罕见的中兴时期。

　　　　不料，秦国在割地求和的第二年大举反攻，先后派出司马错、向寿、白起三位悍将分别讨伐魏韩。经过两年激战，两国连丢三城。特别是秦将白起夺取了韩国三川郡重镇新城，眼看着就要夺回秦昭王割让给魏韩的河外之地了。

　　　　公元前293年，韩魏两国不甘示弱，组建了二十四万大军反攻。两国联军背靠周王室，驻扎在洛阳的南面屏障——伊阙要塞，封锁了新城秦军北上之路。这便是伊阙之战的缘起。

　　　　白起派出斥兵多方打探情报，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意外地发现了克敌战机。

　　　　这次合纵抗秦活动是由韩国发起的，魏国官史记作“佐韩击秦”。但联军主帅不是韩国人，而是在垂沙之战和攻秦之役中表现优异的魏国老将公孙喜。此刻，魏国和韩国正面临多年不遇的大危机。

　　　　魏韩外交蜜月期始于秦国威胁。魏哀王与韩襄王曾几次入朝咸阳。可是好战的秦昭王并没放过魏韩，还是屡屡进犯。两人明白独自抗秦没出路，于是结为互助同盟，后来又抱上了强齐的大腿。

　　　　三年前，齐韩魏联军猛攻秦国，秦昭王被迫以割地为条件向魏韩求和，魏哀王与韩襄王别提多高兴了。可惜两位老王恶气还没出多久，就双双去世，把抗秦的重担直接丢给了下一代。

　　　　两国领导人换届，朝野没完成整合，军心不安，民心未定，政令不太畅通，组织战争的能力有所下降。秦国君臣嗅到了战机，才休整了不到一年就再次东征。

　　　　秦将司马错攻魏襄城时，魏昭王请求韩国支援，但与他同年即位的韩釐王并未主动援魏。第二年，轮到韩国的武始、新城被秦兵围攻。魏国因对秦作战不利，也没出兵救韩。秦国先攻魏而后攻韩，显然是为了各个击破。而魏韩两国都是各打各的，直到第三年才痛下决心联兵抗秦。可见，两国新君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盟友关系不如先王在世时那么牢固。

　　　　当然，把黑锅全扣到魏昭王与韩釐王头上是不妥的。魏韩庙堂一直是抗秦派与亲秦派并存的。给齐国做小弟时是抗秦派得势，两位新君都入朝过秦国的新君，怕是少不了要权衡一下各派系的意见。

　　　　魏昭王与韩釐王需要认真考虑，到底是通过俯首称臣来换取和平，还是跟虎狼秦国血拼到底？如此一来，双方不可能像有多年合作经验的魏哀王和韩襄王那么默契。两国的决策过程可能一波三折，只是史书记载不详。

　　　　魏国只丢了一座边城，未伤筋动骨。韩国丢失的新城则是一座堪称边郡核心的大县，损失大得多。秦军若是从新城东征，攻入嵩山地带，韩国首都新郑危矣。

　　　　最终，韩釐王向魏昭王提议组建联军。魏国首都大梁有韩国做屏障，但西线的河东郡同样受河外秦军的威胁，于是同意合作。韩国是合纵的发起方，但魏国出兵多，所以魏将公孙喜获得联军的指挥权。但两位新君没料到，这个人事安排为联军埋下了隐患。

　　　　二十四万大军意味着魏韩分别投入了国内将近一半的主力兵团，对驻扎新城的白起部秦军形成了数量优势。可是，公孙喜在接到出任联军统帅的命令时，对战局并不感到乐观。他很清楚，魏韩两国新君急于树立威信，不甘丢失父辈刚赢回来没多久的土地，才会下如此血本做一次豪赌。这一仗背负太多政治考量，只许胜不许败。

　　　　尽管公孙喜久经沙场，与韩军多次协同作战，但对这次击秦心里没底。他曾经在垂沙之战中遵照联军主帅——齐将匡章的号令行动，在函谷关之战中又听从齐相薛公的指挥，率领魏武卒冲锋陷阵、破军拔城。但他缺乏做二十四万大军主帅的战斗经验。打顺风仗问题不大，一旦碰上硬仗，联军恐怕就会同床异梦了。

　　　　眼下，伊阙关南面驻扎了大约十万秦军。战国人所称的“伊阙山”是由伊河西岸的龙门山与东岸的香山共同组成的。韩魏联军主力南下，驻扎于龙门山和伊河之间，在对岸的香山通道也有布防；秦军北上进攻，东临伊河，西靠龙门山以南的丘陵山地，封堵住了伊阙关的南出口。魏韩南下不得，秦军也难以上攻，双方就这样进入了对峙状态。

　　　　该怎么打破僵局呢？公孙喜感到棘手。

　　　　魏韩联军不仅兵力是对方的两倍有余，又占据了伊阙要塞。饶是秦国虎狼之师敢死善战，也很难正面突破联军防线。魏昭王与韩釐王投入那么多兵马，显然是希望公孙喜能一口气吃掉十万秦兵。可是，两国官兵被秦军痛扁了两年，士气十分低落，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不能消除心理上的劣势。

　　　　魏军与韩军早已没有了三年前攻破函谷关的求胜欲望。公孙喜心知此战的胜负取决于初战。倘若初战告捷，联军会重拾信心，充分发挥兵力优势；假如初战告负，联军的斗志大概会一蹶不振，被白起小儿一举击垮。为此，公孙喜打算利用数量先发制人。由韩军打头阵，不断消耗秦军的实力，再让以逸待劳的魏军寻机发起总攻。

　　　　别看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国家，其兵器制造业在战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纵横家苏秦曾经指出，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利剑长戟可以“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韩军凭借“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的重装步兵一度获得“劲韩”之名。公孙喜认为韩军锐卒适合充当先锋。谁知韩军主将拒绝执行这一作战方案。

　　　　魏韩分歧：谁啃骨头？谁吃肉？

　　　　就实而论，公孙喜的决策还是比较合理的。魏国投入的应是离伊阙最近的河东军（伊阙战败后，秦兵横行魏国河东郡多年与此有关）。他们南渡黄河下洛阳，最佳集结位置在洛河以南、伊河西岸。而韩国兵马主要来自新郑首都圈，从嵩山地带进入洛阳盆地，渡过伊河与魏军会师。魏军主要从北来，韩军大多从东来，自然地形成了“魏军在后，韩军在前”的格局。

　　　　秦军大营设在伊阙关以南，首当其冲的正是韩军。魏军在韩军阵营之后，并不与秦军直接对峙。所以，主帅公孙喜才想让位置靠前且装备精良的韩军先同秦军交战。

　　　　问题是，韩国主动提议组建联军，本来就是怕自己势单力孤。现在魏军人多反而要让韩军士兵先流血。打赢了，韩军啃骨，魏军吃肉；万一形势不利，位于后阵的魏军也能弃韩逃生。在韩将看来，凭借有利地形防守要比跟虎狼之师打野战安全多了，至少能保持不败。所以，他坚决反对由韩军先出战，除非魏军能起带头作用。

　　　　那么韩魏二军兵分两路同时进攻秦军，行不行呢？如果是在洛阳南边的广袤大平原交战，也许行得通。但在伊阙山地，做不到。伊阙山谷的东岸和西岸都只有狭长的数里平地，中间有滔滔伊河相隔，山谷大概可屯兵七八万，装不下二十四万韩魏联军。

　　　　位置靠前的韩军几乎填满了山谷，而魏军处于伊阙山谷以北的地段，背后是通往周王畿洛阳的平原。假如是宽阔地带，两军可以从不同方向分头进攻。

　　　　可惜伊阙山地及往南的地形都比较狭长，只能容下一方打头阵。二十四万联军就只能轮流上阵，无法充分展开优势兵力。魏韩联军既无法两路同时出击，又不能全部挤在伊阙山谷，剩下的选择唯有让一军先出击，另一军随后扩大战果。

　　　　但是，韩军不愿先用其众，公孙喜又不肯把魏军调换到前阵打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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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人心不齐

　　　　两军没有必胜的把握，都想保存实力。于是魏帅韩将双双按兵不动，打算耗到对方先让步为止。

　　　　魏韩二军之所以在过去十年中配合默契，是因为甘愿接受齐国盟主的统一指挥。有骁勇善战的齐技击做主力，魏韩俩小弟有打赢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