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面粉，也就是将近六十吨，而这价格还是按照京师的粮价计算，明显是偏贵的。
如果是购买肉食或者干脆就说牲畜，此时一头牛的价格大约是六两到八两银子（分大小、年口等），而一口猪（分大中小）平均只要1。5两。
如果还要比较，那可以比较一下人工，人工便宜到什么程度呢？京城里头一个技术过关的正式工匠，辛辛苦苦干三个月，收入大概五到六两银子，一个月也就是二两左右罢了。
而高拱作为从一品高官，其理论上的月奉也不过是大米“七十二石”，大概是8000公斤出头。如今京师一石米的价格连一两银子都不到，堂堂从一品太子太师的正俸不过六十余两。当然，高拱身兼多职，并非只有一个太子太师这种荣誉职务的俸禄，但那是两说了。
所以不论横看竖看，这近千两银子对于高务实而言都无疑是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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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8章 又是香皂（上）
好消息还不止这些，张四维告诉高务实，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例银子是按张氏近支宗亲来算，每个月有二十五两，也就是说，下个月他将攒足一千两银子。
高务实心道，张家果然是盐商巨富之家，这月例银子的额度是自己在高家的三倍还多——他在高家也是有月例银子的，每个月是八两。现在两边加起来，他每个月的月例银子足有三十三两，差不多顶半个“太子太师”的正俸了。
其实他一个八岁孩子，现在又是跟在高拱身边，平时根本无需花钱，不过眼下大明都是这样的氛围，世家豪族子弟大多都是有例钱的，他自然不会例外。而高家虽然按照官宦世家的角度来讲算是颇为安贫乐道的了，高拱这些年在家乡也没有添置哪怕一亩地。不过高家毕竟数代为官，数十年一点点累积下来，在当地也算是一方豪门，又岂会少了他的一份例钱？
不过再怎么说，高家要论财富，跟盐商巨富出身的张家那是远不能比的，因此张家给的月例格外高一些也是情理之中。要知道，张家在商界的地位可是相当高，几乎垄断了著名的长芦盐场。而且张家在商场上还不是独立作战，而是协同作战，是张、王、马“三家联军”——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以及马自强家族的商业合作联盟。这三家的联合，几乎垄断了大明北部边疆的盐业市场，甚至在整个北方的盐业市场都占据着巨大的份额。
以高务实这个“后来人”的观点，他并不特别反对垄断，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使国家迅速富强的好路子，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直到他穿越为止，也没亲眼见过什么没有毛病的路。因此，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垄断，高务实是可以接受甚至还乐意推广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眼下的张王马联盟符合高务实的思路——高务实的看法其实说到底是十分功利的：你垄断不垄断我不在意，我只在意国家是否因此受益。
倘若你垄断的结果是自家富甲天下而国家毫无所得，那么高务实就一定会认为这种垄断要不得。反之，你垄断的结果是虽然自家财源广进，但国家也因此获利颇丰，那高务实就会认为这个垄断还算不错。
毕竟，商人不可能自己毫无所得给国家打白工，高务实相信有不知多少万分之一的几率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存在，毕竟海瑞海青天此刻就正在应天府跟徐华亭对着干嘛。但他却绝不会相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商人存在。
商人永远追逐利润，不追逐利润的商人是不存在、也不能存活的——除非他别有所图。
而张王马联盟，在高务实看来，就是典型的“自肥”型商业联盟，国家在其中几乎不能获得任何好处——至少应该说，获得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完全不在同一个利益层次上。
有明一代所谓垄断盐场，其实主要在于垄断盐引，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几乎延续了百五十年的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将粮食运抵边疆，官府则给予商人以盐引，商人越是能保证边疆军队食用乃至部分存储粮食之所需，就越有机会获得大量盐引。根据财富集中原则，时日一久，这些盐引就逐渐汇聚在极少数人手中，形成垄断。
这个方法看似国家也因此获利不少，至少边疆军队的粮食供应看起来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以高务实来看，盐商们获取的是十足的暴利，而国家的获利相对就少了太多太多，实在谈不上是公平交易。
张家是蒲州巨富，自然也就是晋商的一员。高务实对明末晋商是非常警惕的，因为历史上他们实际上成了卖国商业集团——所以清军夺取天下后，他们中的几大代表成了所谓的皇商。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晋商的大问题还不是国内垄断，而是走私，在这一条上，晋商所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在为大明掘墓。当然他也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譬如边军困苦，竟然要靠走私来获利而维持，可谓饮鸩止渴。而这里头，又牵扯到边军很多将领在其中谋取私利等等。
总而言之，光从某一部分人身上找原因、加罪名，其实都不全面，归根结底，高务实认为是明朝现行的政策已经完全落后、过时，只有改变政策才可能较好的解决——然而这一点，高务实眼下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他决定按照自己此前几年定下的规划慢慢行事。
至于张家这笔例钱的出现，对高务实来说基本等于一笔意外之财，这笔意外之财让他的计划似乎可以稍稍提前。那么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创收、敛财。
当然，作为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穿越者，他的创收敛财手段肯定不是打着高拱的名头去受贿——这太低端，也太作死了，简直有辱穿越者的名头嘛！
当年他好歹也是主持过一镇政务的人……呃，一个镇的格局小是小了点，但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怕只是一个镇的政务，在现代社会的那种大前提下，也足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了。毕竟不管是农业、工业亦或是各种各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以及各村之间关系的协调等等，都是需要他来安排、处理乃至督促的。
至于具体到赚钱敛财，作为现代人而言，可以运用的手段其实真的很多，只不过有些东西什么时候推出，这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譬如说，高务实知道火器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也知道明朝火器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甚至还大概知道某些火器的改良与革新应该从何处下手，但是他现在肯定不可能去做，原因很简单——你一个八岁孩子搞这个，恐怕不仅难以得到支持，搞不好还要被当做怪物，更糟的是很可能就此失去了推动火器发展的机会。所以说，好东西也必须在恰当的时机才能推出。
年龄，在目前来说，是他敛财大计的一个桎梏，这决定了他不能搞出太过于“高精尖”的产品。可是麻烦在于，简单的产品如果只是有些创意，生产难度太低而又没有垄断效应加持的话，是很难赚大钱的，因为很快就会被模仿。一旦有实力更雄厚的商人或者商帮看上这个生意，强势介入之下，他这个长江前浪就只好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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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8章 又是香皂（下）
所以，他要推出的第一件敛财产品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生产成本不能过高，否则他要是想直接开办一个造船厂趁着“隆庆开海”的东风去搞海外贸易，这个成本显然不是他手头这千把两银子的本钱可以负担的。这一条就决定他的第一件敛财产品只能是个“小玩意”。
其次，这件产品应该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而又不甚起眼，否则太容易模仿就没法保持利润，太打眼又会引起外界过度关注。
再次，这件产品的受众面不能太窄，否则即便这个小玩意能够依靠技术垄断而卖出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也会因为受众面太小而难以得到推广，作为商业时代的穿越客，高务实深知没有规模效应的工业产品，其总利润是很难保证自己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的——劳斯莱斯汽车不也被宝马收购了？法拉利不也有个母公司叫菲亚特？难道是劳斯莱斯和法拉利品牌价值不高吗？显然不是，只是受众太小，产品的量级不够，因此不能与具有更广泛受众群体的品牌比规模。这就和保时捷当年为何在一片质疑声中强行推出卡宴的道理相同——作为一家公司，它需要创造利润。
又次，这件产品最好能从上流社会往下覆盖。因为一旦上流社会对该产品表示认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且带动中产阶级使用，从而形成一种风潮，使其利润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持续提高。
最后，要推出这件产品，最好还有个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要能在很大程度上打消某些居心叵测之辈对其技术垄断和行销之后所获利润的觊觎。
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穿越者嘛，在这个技术条件或者能够创造出的技术条件之下，可以拿出来的高中低档各种产品，那么多小说里都有写到，随便挑几个自己还记得住的又不是很困难。
这第一件产品，就算要满足成本、技术、受众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对于高务实而言也没有太大难度，譬如穿越众最喜欢的肥皂，就能满足这些条件了。当然，最好是直接做成香皂，毕竟是要从上流社会往下覆盖嘛，做个洗衣服的肥皂虽然也很实用，可就远不如做成给什么皇室勋贵、高官显要之类人士及其家眷使用的香皂来得有逼格了。
不过，对于合作伙伴，高务实就要仔细想一想了。
理论上来讲，以高务实现在的特殊身份，如果能说服高拱点头，那么拉拢一批“高党”分子合作办厂，应该是最为方便和稳妥的。然而高务实却不想在第一件产品上就把“高党”扯上——高务实觉得在自己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之前，首要的目的是拆散两年之后的倒高三人组，为高拱在万历年间继续主政创造条件。而高党……说实在的，只要高拱在位，高党就始终会存在，根本不需要现在就着急上火的去搞利益结合。反之，高拱要是倒台，高党什么的，也就是星流云散的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高务实比较希望能够通过这第一件产品在完成自己初步敛财计划的同时，顺带也对拆散倒高三人组起到一定的作用。
倒高三人组里面，张居正是不用考虑拉拢的，这个完全没戏，政治斗争虽然无需硝烟弥漫，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超过战争，所以张居正不可能“为我所用”。再说，虽然很多后世的所谓专家教授拼命吹捧，说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给大明续命了几十年，但事实上，他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及更深层次，因此并不彻底，这一点在后世也是有公论的，说是改革，实际上顶多算改良。甚至高务实对张居正在隆万大改革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以及改革的实效都有很大的疑惑。
比如说，取消匠户轮班制是早在嘉靖八年就开始搞了的，明显和张居正无关。而最先搞一条编法改革，则是从嘉靖十年开始的，到了隆庆年间已经是“视田为陷阱”、“富者缩资以趋末矣”（来源《明穆宗实录》），可见一条编法的效果已经显现了。因此从整体上说，一条编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不是张居正的，甚至连高拱都只能说是继承前人的正确路线持续推进。
那么张居正都干了什么呢？嗯，他将一条编法强行在全国推广，而不是像嘉靖、隆庆年间，视各地情况而定。这是功绩吗？恐怕不见得。对于工商业发达，土地兼并本就比较严重的南方地区，适合一条编法改革的，嘉靖、隆庆年间已经改过了。而张居正推广的地区恰恰是土地兼并不严重，工商业并不发达，其实并不适合此项改革的北方和四川地区。
此外，张居正还推动了强行征银。嘉靖的一条编法改革，一直是维持缴纳粮食，而不是银子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自耕农被官商地主多次盘剥。而张居正的强行征银，既增大官员逼无地少地人口银两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交粮，无地少地人口没有收成，官员造假就难上许多——还给官商地主每年两次发横财的机会。
张居正还搞了考成法，这个考成法大体上就是，不管你税银是怎么收的，朝谁收的，只要是能收上来，就算是业绩合格，否则的话就是怠政、懒政，你就可能要丢帽子或者大帽子换小帽子了。而且这个考成法还继承下去了，到了崇祯年间，官僚拷打陕西无地少地农民，大体上就是继承张居正的遗志——结果陕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闯王。
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庆年间纳税民田是700多万顷，万历十年的纳税民田还是700多万顷。
最后，张居正还在实际上给了东林党出现和存在的土壤。东林党之类的官商利益网，在张居正排斥异己遏制民间舆论的条件下很容易滋生，顾宪成、李三才都是张居正时期得到官僚权力的。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对穷苦农民不利，对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为有利，所以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党一掌权，就马上给张居正平了反。
东林党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气节盈胸，但高务实作为红朝我党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贯是看不惯只讲个人气节而不讲国家利益之辈的——你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为国家高官，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国家要你何用？相对应的，纵然红朝也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回过头来看看，红朝抗洪抢险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群众先撤，党员先上”？是不是“书记退撤书记，书记不退党员都不准退”？至少高务实当年作为县高官的秘书，在危急时刻从来都是跟着书记顶在抗洪第一线，动不动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权利永远应该对应着责任。
当然，张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务实还是要肯定一条：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国库里头总算不至于要饿死老鼠了。
虽然高务实一直都觉得明朝的税收体制问题很大而且很杂，但归根结底，继续找农民收税肯定是个饮鸩止渴的蠢办法，只有扩大税源，尤其是商税、关税，甚至工业税等，才是正理。
张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农税上想办法，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强制收取货币农税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顶多只能算功过参半：固然有给明朝续命之功，但却也是在不断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层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着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就越发没有回天之力了。
所以对比来看，高务实认为高拱继续执政并不会比张居正做得差，而如果自己将来有机会掌握大权，虽然收取商税的困难可谓巨大无比，但他还是自信至少能做得比张居正要好。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劳驾您张先生挪挪屁股，一边凉快去了。
剩下的就是冯保和李贵妃，高务实能想办法拆散的只有这两人。
冯保这边，按说应该相对好办。太监嘛，就算平时喜欢以文化装点门面，但骨子里爱财应该是跑不掉的，历史上冯保也并没有多么滴水不进不是？因此，只要操作得当，拉拢他入伙还是有希望的。
难点在于李贵妃，眼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