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161部分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真正执掌大权之后的风格：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

　　　　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万历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张四维本来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势必也要进内阁辅政。

　　　　但张四维也是久经官场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时，他隐忍了下来，蛰伏于九幽之下，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如循吏”一般，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于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人亡政息，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详见本书前文）挂钩，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

　　　　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

　　　　国家大政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云南可行的，在辽东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坚定的推进决心，又要有谨慎的推进步骤，在推行的过程中要细心耐心的发现问题、审视问题、解决问题，而绝不能是忽视问题、无视问题、掩盖问题，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挽回。

　　　　郭朴未必会用高务实这种后世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二分论”辩证思维来审视张居正，但他并非不懂张居正这种性子的人掌握大权的危害，因此才有这样的态度。

　　　　高务实忽然从郭朴这两声“张白圭”中明悟过来：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一刻也不肯耽搁地随自己回京，心里其实已经同意起复，而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张居正！

　　　　高务实顿时松了口气，虽然郭朴是为了国家大局才同意回京，但那不重要，对于高务实而言，眼下一切的重点只在一条：保高拱，抑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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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上）

　　　　隆庆五年五月十九，太子伴读高务实回京销假。

　　　　事实证明，出门远行，不仅带着两百骑丁很有必要，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高务实这一路归来，托了高拱的福，即便带着高达两百人的家丁，沿途驿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着，丝毫不敢怠慢了。

　　　　当然，驿站虽然肯尽心尽力，架不住高务实这个队伍实在太大，大多数驿站安排不下这么多的人和马匹，只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

　　　　不过好在高务实出行的盘缠带得足够，每到一地驿站都会主动出钱，并且还比较大方，只需驿站方面跑腿安排，不仅不会亏本，还能从中小赚一笔，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缘。

　　　　当然，高务实如此大方，也不仅是为了一点路人缘，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段拉一下和驿站吏员的交情，然后抽闲暇休息之余的时间向他们了解一下现在驿站的真实情况。

　　　　历史上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明朝末年时，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站系统。原本在陕西当驿卒的李自成突然失业，失去生计的他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为了节省区区几十万两白银，却丢了天下。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仅高务实所知道的，明朝就至少有两次裁撤过驿站系统，之前的嘉靖帝和将来的万历帝都曾经或将要干。

　　　　问题在于，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裁出了余粮，而只有崇祯裁出了个李自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高务实也知道驿站系统花费巨大，是朝廷开支的一项大头，将来高拱不倒，也肯定是要向驿站系统下手的——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在考虑了。所以，高务实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这件事稍稍摸个底。

　　　　要理解明朝皇帝对各地方驿站的态度，首先就要弄清楚这套系统的运营模式。事实是，如果仅仅把它看一个简单朴素的官营旅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除了我们通常都知道的邮政和军事情报传递用途外，也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

　　　　根据高务实向沿途驿站办事人员的了解，按照此时的规定，大部分驿站都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经常有为官员们服务的驿站，其居住条件甚至不会比当地地方官的住所差——路过的官员有不少都比当地官员级别更高、权势更大，怎么肯住得差了？

　　　　一座明朝驿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驿丞宅等设施。大部分标准的驿站，有10间供官员居住的上房，20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驿丞宅和办公室。当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还必须配齐马夫、驴夫、步夫、馆夫、库夫、斗级、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驿站内必须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甚至还有为备用的仓库和临时监狱供各类官员使用。

　　　　所以，此时大明的驿站，就像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遍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上。为全国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而其服务项目，则远比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为全面一些。

　　　　明朝驿站的服务职责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务，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不仅有享用者的配套设施，还要供应全部的服务人员。

　　　　其次是车马供应，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情况为例：西安驿有常备的马27匹、驴10头、拉车的牛若干、大车若干。如果这些还嫌不够，就可以叫上百名驿卒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毕竟，这些底层官吏比起骡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此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而办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给，那么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的。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既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那实在不怎么样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这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张居正这个办法，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

　　　　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他一贯同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你关了一道门，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围三缺一”类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以防困兽犹斗、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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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中）

　　　　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逐步推进，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好比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出事？

　　　　高务实思来想去，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想要消除这种盘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它失去这种权力。

　　　　但这个权力收回虽然容易，可收回之后还能维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

　　　　现在驿站有“盘剥”百姓的权力，许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以为继，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规定应该拥有的车、马、驿夫等通通不达标，一旦有事，效率完全无法确保。那么试想一下，它如果还失去了盘剥的权力，这驿站设与不设，只怕是根本没有区别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世那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算起来倒也是国有，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

　　　　换做是谁，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饭？

　　　　世无孔子，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当饭吃，饿死不是嗟来之食的人，永远是少数。

　　　　很好，这下子总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还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没错，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法子，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

　　　　简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盘剥地方百姓的权力，可是同时也必须负担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

　　　　那么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大麻烦是，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迄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