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 第264部分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月，朱敬伦召集三省六部高官，开始抛出了这个旗号。

　　　　接着他对这个口号进行了解释。

　　　　求新，在政府层面，是革除弊政，建立新的施政方式，将官场上的懈政怠政，文过饰非，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风气和不敢负责的苟且作风彻底消除，激发新的力量；在民间层面，则是引入新技术，开办新产业，增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让老百姓富裕，也让国库充盈。

　　　　自强，则是要激发内在力量，通过培训官府中的官员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破格提拔有作为的官员，提高官府的执行力；民间则号召老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生产，发展目前的产业，不要在依靠政府，或者借外债等。

　　　　求新、自强，可以说都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需要进行革新，引入新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让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强，这种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民间则需要引入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但一切都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自己推动，过去的政府低息贷款，税收补贴都已经不现实了。

　　　　相比求新自强，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方针，有政策，可执行的，后两个内容，图存和卫道，就完全是务虚的了，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凝聚民心，尤其是那些保守派的心理，而提出的。

　　　　所谓图存，无非是宣传国家危机四伏，经过十几年的民间思想家的启蒙，大明日益扩大的读书人群体，其实已经睁开眼看见了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扩张的现状，在西方开始萌发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压力下，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觉得国家有存亡之危，虽然他们的危机感远远没有洋务派官僚或者日本民间和政府来的那么强烈，但是也都感觉，如果大明不能够强大起来，肯定是有被西方人欺凌的风险的，尤其是目前为止英国人还保留的治外法权，那是明显的歧视和不平等条约。

　　　　海外华人在各地遭受的歧视性待遇，也极其容易激发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们从传统教育中培养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却觉得好像那都不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步步下降，甚至在欧洲主流观点中，是劣等文化和低等民族。

　　　　这些已经觉醒了民族意识的年轻一代知识群体，才是这些口号真正能够打动的，能够真正强烈的激发民族爱国心，从而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精英人群。

　　　　至于早一批洋人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太过激进，就好像日本人那样，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认为自己确实很野蛮，甚至种族自信心，认为日本种族不如人，应该跟洋人借种，对于这些新派，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确实很合他们的口味，但他们还会不断的挑刺，认为改变程度还不够。对于这些人，政府给出这样一个变革的旗帜，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政府是有意变革的，让他们知道政府有变革的心，他们不至于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则太过保守和顽固，他们即便看到了事实，认清了现状，却从心里无法接受。对于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号就改变心态，但是却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进行的变革，是穷则变。所以政府大张旗鼓的打出旗号，只求这批人能够理解，不至于捣乱。

　　　　最后的卫道，则是一项尽最大可能团结人心的口号，所谓卫道，字面意思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统，这是让那些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人群放心，告诉他们政府推行革新，不是为了以夷变夏，不是为了完全变成西方。

　　　　这样的人群数量是最为庞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虽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冲突，但有一点，是他们都很坚持的，那就是守卫中国的人心，他们讲的是“以中国人之心，习洋人之巧技”，这就是中学为体的思想，曾国藩认为“洋人所长在制器，国人所贵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这种思想，朱敬伦当然不会打击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朱敬伦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团结所有派系，也是煞费苦心了，但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执行的内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麦以统一德国为目标，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总是用尽可能委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用最轻柔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

　　　　朱敬伦现在已经可以大张旗鼓的高调革新，这本身对于这个封闭保守了几百年的老大帝国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无论是洋务派的各种口号，还是日本的各种口号，后来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等等，其实归根结底不外乎是赶上工业化的列车，一切都得以工业化为核心。

　　　　改革行政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管理需要。改革军事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新武器。改革教育是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必要的新型人才。改革经济是为了让传统经济转向工业化模式。

　　　　至于口号，从来都只是一个凝聚人心的手段而已，现在可以喊口号了，意味着革新已经慢慢成为能够凝聚人心的方法，这是朱敬伦卧薪尝胆，沉默推行了二十年的成果，他希望政府能够在珍惜和利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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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节　深化改革　1

　　　　所以朱敬伦十分重视，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表面上以陈芝廷为改革委员会总理，而他自己则在背后把关，他得预防革新出现偏差，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每一次失败的改革，最后无不是血淋淋的收场。

　　　　所以他审定每一项改革措施。

　　　　陈芝廷根据门下省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在英国人赫德、法国人路易等一批服务于大明政府中的洋人做顾问的情况下，同时派出大量的改革委员会成员出访欧美，参观欧洲的制度，结合大明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出台各种改革措施。

　　　　政府行政改革中，针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造成的特殊积弊，一方面严格约束官员的迎来送往风气，要求官员不得大肆操办各种寿宴甚至婚庆，打着一个极其正义的旗帜，那就是既然做官了，那就是以身许国，全身心的投入为国奉献中来，不得将私情带入官场，也就是从约束官员的私人行动入手。

　　　　同时针对官员中的拉帮结派现象，官僚集团中的门阀情况，规定规避制原则。

　　　　规定在任何部门中，都不得出现主要领导人有亲戚、同乡关系，虽说传统上有内举不避亲的传说，确实存在一些一心为公的人，将自己有能力的亲人安放在合适的职务上取得成绩的例子，也有赵奢这样一心为公，连自己儿子赵括都不加以提拔，反而告诉国王说他儿子不适合的例子，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心为公，即便是一心为公的人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被情感左右理智，孩子是自家的好，父亲天生就觉得自己孩子棒，那么不避亲的话，没准还会在为国提拔人才的崇高道德感下提拔自己亲属的情况呢。

　　　　换句话说，即便内举不避亲真的能得到人才，可是跟造成舞弊的概率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

　　　　在掌握官员升迁任命的吏部，推行最严格的监督机制，任何官员的任命，都不得由一个人说了算，至少是三位同级别的官员同意，在提请上级官员批准。候选官员中，有自己亲戚的，老乡的，依然要规避。对每一个吏部提拔的官员，吏部要给予充分的理由，由三位官员联名写一份报告备案待查。

　　　　对官员考核体制，建立严格的档案，甚至参考軍队的职务升迁条例，对每一个官员都建立类似的政绩纪律。以此作为吏部升迁、下放官员的主要依据。

　　　　为防止吏部官员过于求稳，不敢给自己惹麻烦，而不愿意破格录用优秀人才，只会以吏部档案为根据，论资排辈的情况。制定特别人才聘用机制，特别人才不在吏部管辖范围内，而是由各部门发起申请，就该部门的弱项，提出特别的用人需求。在社会上广招贤能，甚至雇佣外籍人员。

　　　　为了解决官员的怠政、懈政问题，清楚政府中总有一批官员混吃等死的现象，推行类似明代的考成法，要求各部门官职人员，每年底做来年施政计划，计划必须符合现实，但又必须实质性提高，来年以该计划考核每个人的任务完成度，这显然是类似项目负责制的原则。

　　　　但这种项目制，对那些容易量化的部门和工作，衡量起来容易，比如教育部就可以用学生入学率来衡量工作效果，但对那些辅助和配合性的职务来说，就很难衡量了。战争中，厨子立功的几率小，但是厨子的工作也很重要。

　　　　对于那些很难出政绩的工作，则要求这些人员则以容错率来衡量。比如会计，账面上有多少钱，他才能统计多收钱，凭空变不出来钱，也就没有政绩。但他犯错的代价很大，所以这类工作，只要不犯错就可以算合格。但会计不出错，这本是工作的基本要求，长久以后，这样的部门容易变得论资排辈，让能力超强的人无法得到破格提拔。

　　　　所以又在这种部门执行一些特别规定，比如三年中未犯错的合格人员，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调到更容易出成绩，竞争性更强的岗位上。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还担心有些有能力的人过于求稳，不敢锐意进取，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性原则，对每一个政府职员，如果三年内都没有得到升迁，要进行重新考核，如果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比如其他人都很优秀，实在是没有空缺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人要降级，也就是说三年得不到升迁，就必修降级，连续两次降级的人，则予以清退。

　　　　这样通过制度，逼迫每一个人不但要兢兢业业做事，简直是要让每个人都要拼命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中国的官场，别说开除了，就是降级都很难接受，是有只能上不能下的潜规则的，一个人一旦降级，那是巨大的打击，基本上可以说前途无望了。

　　　　政府革新的这些措施，是对这些年来弊政的总结，对中国的人情社会文化，十分有针对性。但又严格遵循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原则，在这方面，赫德等洋人顾问认为，大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规定都要详细和严格。

　　　　但谁叫大明是一个人情关系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复杂的国家呢，所以就要比更重视个人的西方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监督措施才行。

　　　　行政改革才刚刚开始，要完成改革至少要两三年时间，要收到效果恐怕得等更长时间，但另一项改革收效却很快，那就是司法改革。

　　　　大明的改革始终以稳定为基础，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大大保留了就有的法律制度，法律内容上几乎沿用明清法律，只是在当时将一些不符合时代的刑罚手段取消了而已，比如最严重的无非是死刑，绝对没有比死刑还严重的什么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之类的酷刑，也废除了株连制度，采用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如果亲朋好友有帮助作案的，则追究从犯的责任即可。

　　　　在法律程序上，则引入了英国普通法的程序，以任何人不经过审判不得定罪为原则，其实就是承认任何人都有受司法保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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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一节　深化改革　2

　　　　英国司法的特点就是陪审员裁决制，陪审员的权力相当大，其实就是让民众审判民众，这是附和人性的，比如两个妇女吵架，其实为的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却能吵得十分激烈，大家争的其实并不是鸡毛蒜皮，只是希望得到一个公道。网　　因此往往一边吵架，一边拉着看热闹的人给他们评理。让公众认可自己，往往比吃亏还是占便宜本身更重要，这种对公道的追求，就是一种人性。

　　　　陪审员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是争执的双方，找看热闹的公众给他们评理，出点并不是从任何法理上，而是直接从公众的个人情感，因此更附和大家的观念和认知，所以这种审判方式，往往受到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影响，同样的事情，可能在此地是不合理的，在彼处就是合理的，因此同样的案件，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经过二十年的积累，这样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案例已经很多了，作为判例的话，让法官都很难把握。

　　　　所以也是到了进行一次改革的时候了。

　　　　将全国各地的案例都收集上来，进行对比分析，对相同的案例进行综合对比，然后通过专业的法官群体进行辩论，判定最正确的案例为成例，形成正式判例。

　　　　英国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的通过判例，将不同地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慢慢统一起来，所以英国的法律，还有一种统一世界观的作用。

　　　　对于这些判例的整理工作，是十分缓慢的，因为他们处理的判例是海量的数据。

　　　　但司法改革可不止这一项工作，大明的法律算不上健全，因为大明的经济跟西方在形态上还存在着时代差，大明从满清这个古典王朝时代开始转变，才不过二十多年时间，西方却已经是进入现代社会了。

　　　　所以西方在法制上，还有大量大明欠缺的内容，比如大明法律体系中，缺乏大量的经济和商业的立法，过去明清法律在这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刑事方面，比如商人经营活动中出现的争执如何裁定等等。

　　　　但却欠缺类似股份公司法、专利法之类的意在促进经济展的法律。

　　　　不过在二十多年的革新中，遇到相关问题，朱敬伦总是会通过政令，或者皇命的形式，集中出台政策，现在这一条条政策，就会集中起来形成法规。同时参考欧美商业法律，出台一套完备的大明商法。

　　　　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确认了股份公司的合法地位，保护了有限责任的合法性，同时明确规定了公司成立的方式、流程等等。

　　　　在进行试验和摸索了十年之后，朱敬伦才决定以法律的形势，大规模推广股份制公司，鼓励使用集资的方式，来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积累。

　　　　而之前推行的，比如改组福健会馆航运业，上海沙船航运业，其实都算是试验而已，为大规模推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摸索了一条可行性方案。

　　　　教育改革上，决定进一步立刻科举，督促把当官作为终生理想的学生们，学习更多的知识。于是开始废止过去那种只考数学和儒家经典的方式，并且对年龄做了规定，只有到了十八岁，才可以参加科举。这是针对这些年总是会出现一些十一二岁就不但能做优秀的道德文章，数学上还非常精通的妖孽们考中科举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不是直接规定小学以上才能考科举，则是为了给平民一个平等的机会，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让一个劳动力脱产一只读书到十八岁以上的，如果只给中学（县学）以上的学生科举的机会，会引起极大的民怨。

　　　　将科举分科，添加不同的新内容，比如洋务司就需要考西方列国的历史，鼓励学生们去了解国外的人文历史，了解国际大势，而不是沉浸在四书五经营造的虚幻中。考法院法官的学生，当然要掌握法律知识，而不能像传统的官员，甚至根本不通法律，招一个刑名师爷来帮自己，这种官员不要也罢。

　　　　利用科举，利用国人热衷于做官的观念，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是现代教育的理念，只能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