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改变总是不经意的，朱敬伦并没有记住准确的时间，并不知道本该明年全世界才能走出年的世界第十二次经济危机，当他看到从九月开始，大明进出口双双增长，国外对生丝、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他也判断出经济危机大概结束了，想一想已经都六年了，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漫长萧条期了，所以朱敬伦判断下一轮经济增长即将到来。
这几年朱敬伦的执政方略始终是坚持稳健的改革，而且顺着经济规律，寻求在经济最好的时候进行改革，从而让改革带来的冲击更加的平稳，因此大明这些年虽然也屡屡生社会问题，可规模都不算大，大多数是个案，没有出现日本那种全国性战争，这也算是朱敬伦的经验带来的一个红利了。
这一波经济增长期，朱敬伦依然要坚定不移的突进改革，根本性的改革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比如普及教育制度建立了，现代司法程序建立了，现代军事制度建立了，现代行政制度建立了，但是这些制度多少都还有一些陈腐的地方还没有去除。
以前的教育，是以科举制，利用国人强烈的官本位思想推动建立起来的，因为在科举中加入了数学，所以小学生们才可以学习数学。效果可以说还算良好，大大提高了大明学生的数学水平。
可因为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广普及教育上，所以大明政府的科举内容，始终都是以儒家经典和数学为主，其他的历史等学科所占比例不高，因此选拔出来的官员，知识水平其实并不算高，只不过能够应付现代政府行政办公的数字能力罢了。
以前一直运行的司法体系，是以明清法律条文为主，加入了英国的普通法审判程序。可以说最大的改变，是在引入新东西，而不是法律内容上的改变。但明清法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巅峰之作，跟现代社会还是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在普法法系下，已经积累了许多旧有法律条文涉及不到的判例，是时候以此为契机，将判例收集成册，制定新的法律内容了。
军事制度问题，是在旅欧少壮派的推动下，基本上建立了欧式的军事体制。建立了更专业的6军、海军军事学校。建立了后备兵员体系，建立了战争动员制度。但到目前为止，这套体系还只是初步建立，大明只有二十万常备兵和二十万预备役而已，相比大明庞大的人口，远远不相称。建立全面的义务兵役制还不现实，可是再增加一倍以上的兵力，让常备兵力和预备兵力加起来能够达到百万人的规模，到还是能够支持的。
政府行政制度，主要是从当年的赫德建立的现代海关推广普及而来，但这套制度在海关和户部这种跟财政相关的部门运行的还比较好，能够极大的打击贪腐，让整个行政体系保持较为清廉的程度。
可是推广到整个行政体系中，慢慢就开始出现问题，在那些没有直接利益来往的部门，不管是监管体系，还是管理效率，都远远不如可以用会计进行审计的部门来的透明和高效，最大的问题是官员办事拖沓，官场中拉帮结派，人情关系复杂，流行各种小圈子，没有背景的人物，不管如何优秀，都很难出人头地。
这套体系基本上不可能诞生出朱敬伦破格提拔陈启沅这种实干型人才的结果。
以赫德领导的门下省之前一直都在收集相关情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之前出于稳定考虑，一直都不敢动，现在时机来了，要趁着经济大势好转，进行一次深层调整。
就好像上次利用经济普法战争后的经济告诉增长期，对军事和教育进行了深入改革一样。上一个增长期，大明建立了新式军事体制，彻底推广了普及教育体系，造就了大明军事力量冠绝亚洲的地位，也让大明的学堂入学率达到了八成，可以说是效果卓著。
这一次改革，则要全面的进行深化，军事上的目标至少是要能够跟欧6一流强国一较高下；教育上将入学率提高到九成以上，彻底完成教育普及；法律上，以现代社会运行方式为准，调整和新立更全面的法律内容，完成大明司法体系的现代化；行政上，进一步提高整个行政体系的效率，将怠政、渎职等继贪腐之后影响大明行政效率最大的积弊，彻底革除。
大目标上，进行这次革新之后，就算在政治稳定度上不能跟英国媲美，在政府效率上，不能跟德国比肩，但综合效率上，一定要能够赶上欧洲第三，也是世界第三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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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八节 终于可以大张旗鼓了
做任何事有一个目标都很重要，更何况是改革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呢，可是之前朱敬伦还就真的没提出过任何目标，没有打出任何旗帜，始终是默默做事，不争辩。
是他不敢跟顽固势力进行讨论吗，是他性格习惯低调吗，都不是。
只是他从不愿意做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他也可以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参照的，大明政府能公开亮出以西方国家和政府为参照的旗号，对大明的各种事务进行变革吗？
假如政府真的这么做了，朱敬伦也不是做不到，官府的官员肯定不能步调一致的推行，朱敬伦可以采用强势的手段，大不了大肆任用那些新派人物，大明有的是那种思想激进，崇尚西方，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英国殖民香港都快四十年了，他们的教会学校，民间学校，培养出了大把这样的人物，相信这些人是十分在大明全面推行西化的，连洪仁谙愀鄞思改曛螅氐教教旃继岢鲆尢贰⒖镜却胧匀幌愀凵缁嵘希怯幸恢秩衔泄擞Ω猛耆Хㄎ鞣浇ㄉ柘执乱档姆瘴У摹�
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府强力推行的事业，跟民族的思想严重撕裂，政府越是推行，民众越是叛逆，他们不是从心里接受西方制度的。
日本是现代社会改革成功的典范，可是在先后打败满清和俄国，尤其是打败俄国之后，日本社会就掀起了一股极端的本土主义思潮，开始蔑视西方文明，这种思潮在二战之前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对政府强行推行西化的逆反心理作用下，日本民间社会才变得法西斯化，变得极端。
俄国同样也有这种问题，当年彼得大帝强行推行西化，很成功，俄国变的强大了，但却在彼得大帝死后，社会全面反弹，在俄罗斯帝国之后的几百年历史上，俄国就始终在西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上，反复的徘徊，总有全面西化派和本地主义派互相争斗，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也让俄罗斯尽管国力强大，拥有欧洲最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却始终在欧洲处于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地位。
新中国的全面苏联化，在改革开放后，不也得得到了民间知识界的文化和思想清算吗，政府长期无法跟民间精英在思想上统一，即便发动舆论宣传工具，却始终无法让百姓信赖政府，公信力严重不足。
可西方和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就十足，老百姓可以骂政府，影视作品可以讽刺政府，但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老百姓是相信的。所以英国人在一战二战中，都可以高呼女王万岁冲锋陷阵；美国大兵嘴里骂着总统是狗娘养的，手上却不会停止扣动扳机。
这是因为欧美政府少有强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不理解他们也不敢推行。
而凡是强迫了民众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思想和文化的，到最后莫不是被民众自发的清算，连带的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复的反政府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
所以朱敬伦之前从不将民众明显还不能接纳的口号大肆宣扬。
可是东方世界的各种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了，不能不改革了，所以朱敬伦还必须做事，做事，又不能高调宣扬，那就只能默默做了，大有一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明专制特征，当时推行各种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允许民众提意见，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
这一次改革，朱敬伦决定一改常态，他打算开始大张旗鼓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成果，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他们看到了，民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社会精英的眼睛绝对看的清楚，看的透彻，就算嘴上不接受，心里也会开始思考，开始对比，开始发出“夷人真的一无是处吗”“中国真的尽善尽美吗”这样的疑问。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改善，看到了铁路、马路，给排水工程，电报、煤气灯等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
尽管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没有认可西方完全强过东方，但至少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意见，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西方人在制器上独具一格，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满清洋务运动也在各种反对声中迈开了步伐，而大明当然更进一步，民间精英也好，政府官员也罢，在事实面前，都认可了开办西方式的工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政府官员思想的转变要早一些，早在前几年，随着丝茶贸易的推进，丝茶工业化生产的推广，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搜刮农民，这让早先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所以第一个开始探寻答案，也第一个开始扭转了心态。
民间思想的转化要慢很多，不得不说这次北方的饥荒，起了一个助推作用。
陈启沅领导的工部，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工部报》，介绍各种工业部门，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任何宣传，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工部的旗号是富民。
工部不断的宣传，推行工业化，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饱饭。
可是之前的宣传效果并不算好，真正相信这些宣传的，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是那些从小接受洋人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西方文明东方野蛮思想的人物。
而正统的士大夫看到的是，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机器大工厂让家庭作坊无以为继，这哪里是让更多的人找到活干，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这简直是在劫夺更多人的生计吗。
所以没人支持。
但这次北方饥荒，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
之前新派人物们说，不推动工业化，紧靠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不可能养活中国几亿人口的，大明尽管位于南方，但人口还是大大过剩。新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批大型工厂，让百姓在工厂里大量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用来交换粮食养活庞大的人口。
保守派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之言，多子多福是传统思想，历来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男耕女织有什么错，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男人耕种抚育妻儿赡养双亲，妇人纺织，织布裁衣，足以让大明百姓衣食无忧。建工厂，只不过是破坏风水，嬗变祖制，大逆不道。
这两派的争论，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谁都不服谁。
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一个灾荒，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
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还附上照片为证，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猪羊一样，被剥光洗净，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讲什么嬗变祖制，都是那么的无力。
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都达成了一致，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们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北方四五省受灾，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如果大明受灾，政府要救则一亿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
亲眼看到了结果，亲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
朱敬伦知道，新派们的理论，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
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借着这股新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时引导，不但不会引火烧身，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一旦将来变革完成，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这种情况下，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张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他要用这个口号，即团结新派，也照顾老派，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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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九节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喊口号似乎是东方文化的创造。
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五条誓文，宣称要富国强兵，要大振皇基云云。
好像西方人在变革中，就很少系统的提出这种纲领性的口号，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也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中，似乎也没树立什么改革大旗。
倒是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都有这种纲领性口号，以此看来，这种东西，往往是带有革命性质的，能够极大的刺激人的精神。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月，朱敬伦召集三省六部高官，开始抛出了这个旗号。
接着他对这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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