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中国都可借鉴。
康晓光坚信，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认为，就目前来说，“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未必会立即在中国实行，但中国的领导层在多个方面已经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对民主民生的关注。2001年3月，朱基在“两会”上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关注民生、发扬民主、实现政治改革的决心。
第五辑康晓光 （5）
康韩之争：中国经济能不能运用“相对优势”
康晓光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他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交锋。先是1998年10月，他的《地球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经济学家韩德强对他的经济浪漫主义提出质疑；后是2002年，他在《21世纪》第8期发表《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一文后，引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吴增定对他中国政治稳定中的“行政吸纳政治”之说的争论。康韩的经济观的争论因代表了中国目前经济界两大阵营的思想冲突，而更具普遍意义。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一些有关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99年，韩德强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把康晓光作为“市场浪漫主义的一个应用实例”进行深度解剖。
康韩之争的焦点是中国粮食进口的问题。这个问题裂变成两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进口粮食？如何进口粮食？
问题的起源是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发表的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
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40年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以及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剥夺欠发达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继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和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动乱。布朗在这里向世界散布了一种“中国粮食威胁论”。
康晓光在《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一书中，以强有力的分析颠覆了布朗的观点，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他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
他还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来说明，除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粮食净进口国。他预测，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将表现为：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 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毫无疑问，康晓光在与布朗进行理论交锋时，显然表达了个人对中国进口粮食的鼓励，因为在他看来，进口农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调剂了某些品种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一些优质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这样的推论与韩德强的观念相反。
韩德强认为，康晓光引用“比较优势论”犯的是逻辑错误。康晓光在认同“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却忽略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的静态说法。韩德强认为，从动态观点来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企业间国际竞争的方式。一国贸易力量的强弱，输出额的大小，实际上是该国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一国产品输出得越多，竞争力就越强，技术改进的动力也就越强，占领产品输入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其竞争对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产品输入国的企业破产或被输出国企业兼并为止。
在康晓光看来，美国之所以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其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很强，而不是因为其农业很强。韩德强认为这是康晓光的一个核心误解。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早已不再单纯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是集廉价石油、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肥、农药、生物遗传工程和规模经济于一体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市场密集产业了。在美国农业的强大攻势面前，第三世界各国纷纷从粮食自给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连欧洲都难以抵挡美国农业的进攻。
韩德强认为，康先生的观点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浪漫主义。正是从市场浪漫主义出发，康晓光才主张粮食进口，而且给国人一个进口的倒“U”曲线，以向那些不主张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人表明：现在多进口，将来可以少进口。但韩德强又说，康晓光在结论上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主张粮食进口，而在于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中国的弱质农业接受美国的强势农业的竞争和淘汰。这才是韩德强与康晓光交锋的焦点。
关于市场浪漫主义，韩德强在他的《碰撞》序言中说，所谓市场浪漫主义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合称，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见的手”，即认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范围，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即国际间放任自由的贸易可以自动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即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发达的为先进，尚不发达的为落后。一句话，市场浪漫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否定任何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康晓光秉持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一体化到来的时候，进口廉价农产品可以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韩德强看来，这只是康晓光的主观判断，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农产品大量涌进国门之时，中国工业的竞争力在进一步下降。道理非常简单，无论是中国农业还是工业，在跨国公司的面前都缺乏竞争力，因此，一旦开放程度加大，工业和农业就会同时落入困境。另外，在市场浪漫主义的光晕下，康晓光不但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反而误以为中国正在跨国公司的接管中日益强大起来。因此，康晓光才根本误读了“中国威胁论”的真正背景和动机。
韩德强看到，在西方有一部分人曾希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走向世界，以消除中国社会主义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中国的强大对他们国际霸主地位的挑战，又看到，占人类1/5的中国人也要加入“富人俱乐部”的话，势必会争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市场上也会发生冲突。于是，西方人才决定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来“遏制”或“围堵”中国，来保证自己作为“先入者”所占据的垄断利润。这是西方国家合伙鼓噪“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动机。
在中国经济界，韩德强有“新左派代表人物”之称，他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经济路线，追求国家利益的优先，更多地关注经济机遇带来的负面效应。韩德强曾说：“作为对市场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虽然我赞成政府的决策，但却觉得有必要多讨论一些加入WTO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市场浪漫主义多加以分析，以便人们更加清醒地研究加入WTO的应变对策，使加入WTO真正成为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崛起的契机。”在这一点上他与自由经济观点很强的康晓光是一致的。但如何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如何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康晓光则有更开放的态度，这种思路上的争议为中国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更加透明的学术争鸣空间，也为中国高层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参考。
第五辑康晓光 （6）
与朱镕基所见略同：为“弱势群体”政治代言
自1994年被派往广西参与扶贫工作开始，近十年的时间，康晓光主持了十多个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多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问题。尤其在“收入差距”“资源与环境”“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系列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成绩最为骄人。
康晓光的一系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展开，他实际上在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做长期的努力。有人这样说，正是因为康晓光多年来不辞劳累深入基层，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正是因为他一如继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势群体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2002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弱势群体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朱基总理在会上将农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为他“最头痛的问题”，表达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忧虑和加大关注扶助的决心。朱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新名词，强调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就业援助。
据资料显示，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员的中国弱势群体约11800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0％，占全国人口的9。3％。造成弱势群体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作用导致人员下岗失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这些年来，康晓光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省，尤其对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痛心疾首。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晓光在评论《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时动情地说：我相信每一个去过中国贫困地区的人， 每一个进入过贫困农户家中的人，每一个看过贫困地区那些破烂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个注视过失学儿童的乌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离开那里，都无法忘记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
康晓光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形成中国弱势群体最直接的原因，而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康晓光看到，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一个基本特征是，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中国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中国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才有了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但让康晓光这些有心人不安的是，2002年中国社会进一步两极化的现象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有许多人对康晓光的这种焦虑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样分配蛋糕”。康晓光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任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康晓光看到，其实在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来投资疲软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国内需求的状况不令人乐观，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关于收入分配方式，“二次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状态。但是康晓光指出，在中国必须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论”来透视收入分配。
康晓光分析的“四次收入分配”的结果令人忧心：
市场主持第一次分配，它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社会财富被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的第一次分配也导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它应该按照“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以校正前次分配“失误”。但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受到市场优待的人进一步受到政府的优待，从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高收入群体。
第三次分配是非营利组织通过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活动实施的。这次分配依据的是“道德原则”。目前，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已是“微不足道”了。
第四次分配被称为“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主要是通过各种犯罪活动，如盗窃、抢劫、偷税漏税、贪污和受贿等等获得的分配。在中国，钱权交易、偷税漏税、买官卖官则是第四次分配的主要形式。
康晓光指出，在法治并不健全的转轨社会里，第四次分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公众对第四次收入分配的痛恨已经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因此康晓光呼吁，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第四次分配”“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要消除贫困，解决分配上的不公平，康晓光认为，近期对策是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政府必须尽快停止“锦上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