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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比德：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够考虑让我们在中国也发行《亚洲华尔街日报》？因为目前在亚洲的其他很多地方，大概有10个国家出版我们的报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企业界人士报道有关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希望《亚洲华尔街日报》能够在中国发行，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版我们的中文版。
朱镕基：我会跟主管这方面的负责人商量的。至少，我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忠实读者。第22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1）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
记者采访
（1994年1月15日）
记者：非常感谢你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与你见面，我们的《商业周刊》杂志致力于报道贵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最近，你透露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我们主要想请你谈一谈今后几年的具体计划。另外，你是否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你认为中国在1994年以及明后年能取得多少成绩？
朱镕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先生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应该说，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那时候邓小平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这么说。因为当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计划经济则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从邓小平先生过去十几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都在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四大时，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时机成熟了。江泽民主席定下了这一目标，这是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在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同时也在制定实施这一方案的运行机制。在去年冬天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方案。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广泛、深刻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也将涉及中国不同的地区，以及如何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很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以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我们成功地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正是这样，去年冬天，我们通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施改革的方案。
我相信，对于来自你们这样的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改革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想通过改革所建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你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你们的经济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将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且公有制将处于主体地位。
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我们主要在财政、银行业和企业这三个领域实行改革。
谈到财政改革，它主要是为了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与你们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因此要推行财政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银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系统。我们要努力确保中国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改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年加快了速度。
现在说改革的第三个领域——企业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去年以前，尤其是去年为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为今年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做了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政府与企业也协调一致。因此，总体来说，在准备过程中就达成了一致。于是，今年1月1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实施重大改革措施。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启动了将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的深度改革措施后，国内总体形势和各行业情况保持稳定，没有出现重大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开展旨在实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财政收入的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合作。我们还成功实行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轨，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只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黑市的汇率比市场汇率要低。第23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2）
这些改革举措十分重要，必须得到我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认可。而要让我们的人民理解和接受这些改革举措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落实这些举措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因此，产生了一些小问题。
例如，1993年12月29日，我们宣布将采用人民币单一汇率制。但是，在通告这一决定时，我们漏了一句话：汇率统一以后外汇兑换券的价值不变，即今年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依然是5。8∶1。这一点我们此前已经指出过，但在发布通告时漏了，人们都误以为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的汇率也会是8。7∶1，于是拥至商店购买黄金和珠宝，有些人还到银行把他们的外汇兑换券兑换成美元。这一现象在北京尤为普遍，因为人们以为外汇兑换券要贬值了。我们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去年12月31日发表了另一份通告，告诉人们外汇兑换券不会贬值。于是不到一天，问题就解决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
另一个问题也是由于要实施重大改革措施所引起的。在落实税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将推行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增值税，但中国消费者对消费税这种概念不太习惯，也不太了解，以为推行税制改革，物价就要上涨。因为在中国，所有商品价格都含税，不像在贵国，物价是不含税的，因此，人们以为随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施，物价会飞涨。于是，他们立即涌向商店抢购家电产品。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说服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还在电视上向人民群众做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抢购现象了。
这些都是我们实施改革后在短期内遇到的问题。鉴于这一情况，我预料今后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对某种商品的抢购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我们正在组织专家编写关于我们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每天都将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措施。
你刚才问我对改革的前途怎么看。我估计，如果今年不发生重大问题，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明年，我们将确保人民对改革措施更加熟悉。这样，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到那时，中央财政的状况将大大改善，地方财政将有能力量入为出。此外，银行业也能够正常运转。国家的经济运行将有正确的调控机制来控制和调节，防止经济总体发展过热，物价也将保持稳定。我们对改革措施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事实上，我们也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恢复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过大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今年已经基本上开始启动了。
我知道有外国媒体称，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改变货币供给控制政策，放弃了宏观调控措施。甚至有报道称，我个人是迫于压力才这么做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正了解中国实情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积累了经验。我们深知，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软着陆”，需要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率逐步减缓的“软着陆”，如果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将以社会稳定为代价。一旦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我们就无法启动改革措施。
去年8月到10月，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持召开了8次会议。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程度及货币投放量控制的程度。我一直密切关注所有进展，比如我们发行了多少货币。通过这种办法和我们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缓慢减速，没有发生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跌，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价格波动。第24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3）
事实上，在我们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除了一些房地产项目之外，国家建设项目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大量工人下岗。人民群众对这些措施还是相当满意的，而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也成功减少了货币投放量。较之以往，目前的货币投放量已大幅下降。我提供几个数据，便能说明问题：1991年，我们一共投放了590亿元人民币；而1992年的货币投放量为1200亿元，较上年翻了一番。这预示着潜在的危险，说明经济有可能过热。到1993年，前6个月的货币投放增长量甚至超过了550亿元，因此，危险已相当明显。如果上半年的这种趋势延续下去，1993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量将超过2000亿元，较1992年再翻一番。然而，截至1993年年底，通过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我们的货币投放量仅为1500亿元，与上年相比，只增长了25％。因此，我们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的危险。尽管去年1500亿元的货币投放量与前年1200亿元的投放量相比仅增长25％，但25％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投放的货币中银行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事实。去年，存款准备金率是5％，而今年增加到13％。今年上半年，我们打算收回央行对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这将有助于我们紧缩银根，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去年11月，一度出现了食品、粮食价格上涨，也带动了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尽管市场上有充足的食品、粮食供应，我们也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但农民以及食品、粮食购销部门从心理上指望粮食价格上涨。事实上，这种现象不该发生。去年12月，我在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一公布，食品、粮食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
一位香港经济学家昨天说，朱镕基副总理一贯支持价格自由化，主张改革；这次却在食品、粮食价格问题上采取了退缩的措施，限制食品价格上涨。我的话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食品、粮食价格怎么会立即下降呢？就食品、粮食价格而言，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食品、粮食供求没有失衡。真实的情况是粮食供大于求，不应该出现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出限制价格上涨之后，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如果我的话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就不可能那么有效，可见它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面落实改革措施，同时要确保人们对改革措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确保在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通过努力，我们将防止经济再度过热，确保不会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说增长率不会那么低。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就是成功；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充满信心。
记者：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将怎样给经济降温？现在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13％，而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在7％到8％这个区间。你能否具体谈谈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达成改革共识。之前你提到，当前开展的很多改革，正给中国的体制带来巨大的改变。很多报道都称，在推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你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你甚至不得不亲自到各地去说服他们。那么，你将采取哪些切实的措施来推行这些改革？你将采用什么办法敦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这些改革措施？你是否打算在各地都分别建立起国家、地方税务局，然后雇用1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
朱镕基：今年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出的目标是9％到10％，去年是13％。如果我们在今年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会感到相当满意。想要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7％不太可能，因为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我之前指出的大幅度波动，并由此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遏制经济过快增长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快增长。要控制投资扩张，我们需要应对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房地产行业，我们要特别控制高端房地产市场。去年，我们就对此问题采取了措施，所以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市场的降温。另一个需要我们采取调控措施的地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全国各地都希望迅速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希望建设新公路、新机场、深水码头等。实际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建设超出了国家经济实力。要控制这种趋势，我们的办法是紧缩银根。我们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银行系统来有效地对此进行管理。第25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4）
去年，我们就对恢复银行业秩序出台了一些措施。对银行业的改革我们还将深入下去，我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过度扩张。我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把物价的增长幅度稳定在10％。虽然最终的数字有可能略高于10％，但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公众可以接受的。
关于财政和税制改革，去年我们的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们都支持这项改革。我们现在正处于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阶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我预计财政和税制改革措施会得到顺利落实。但说在这方面没有障碍和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你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别人要抗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我们采取的改革措施不是那么激烈，实际上还是非常温和的。当前我们从地方政府口袋里拿钱很少，以后会慢慢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从自己口袋里拿走的钱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同时自己又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会对此感到骄傲。
我还有另一个足以说服地方政府的理由。去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5％，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下降了6。3％，中央财政赤字扩大。所以，我告诉地方政府，如果不设置国家、地方两个税务局，由这两个分开的税务局来分别征税，如果中央政府的收入得不到增加，那除了破产，中央政府就没别的路可走了。
我们设置两个税务机构征收税款的做法是向美国借鉴的。我敢肯定在落实这种做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通过两个税务机构收税，能够提高和增强我们管理和征税的能力。
记者：在中国有巨额的外来投资，你对此也表示鼓励。对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水平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你是否感到满意？外商投资是否同本地投资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朱镕基：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空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