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至1997年退休，任局长的信息战特别助理；他也曾任海外特别情报处处长以及曾就职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合秘密组织，该组织为了渗透到外国通讯机构，专门从事世界范围内的情报窃取、非法秘密搜查和进行贿赂等活动。最后，因为布莱克从国家安全局退休后曾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任高级主管（这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他还能从商业公司的工作经验中得到借鉴。
到2001年，国会对海登力挽狂澜，摆脱困境的做法非常满意，想方设法让他连任了五年——正常期限为三年。
自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局这颗新星的崛起是直接以牺牲中央情报局及其间谍官员逐渐缩编为代价的。事实证明，谍报员是无法与国家安全局反应迅速、信息可靠的窃听器抗衡的。两个机构彼此没有好感。国家安全局前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威廉。奥多姆对波托马克河对岸的这个对手机构的批评非常尖刻。他说：“中央情报局除了擅长从首相的桌子上窃取备忘录之外，没什么别的大能耐。”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认为海湾战争或许已经证明了秘密情报人员的惨败。他说：“证明科技与人力之间巨大差距的最有说服力的最新例子莫过于海湾战争。美国军方指挥员可以获得超一流的图像与信号情报，但我们用人力所获取的情报却非常肤浅，比如，伊拉克侵犯科威特的用意何在；伊拉克对国际制裁的承受力如何；伊拉克武器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等等。”
到1998年为止，全世界任何地方在一个时期内的间谍活动都超不过10到15起。
行动指导处——间谍之家的官员人数锐减到不足1000名。
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从1985年到1994年都是中央情报局秘密谍报机构的官员。他不仅对身处世界敏感区的行动指导处人员提供的大部分情报质量提出质疑，对其真实性也表示怀疑。在1998年2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格雷希勒以爱德华。
雪莉为名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称行动指导处为“一群可怜的预言家和老大哥”。他说：“行动指导处多年来在大部分国家经营着一种很容易被人识破的间谍把戏，它所招募的特工人员质量低劣，在炮制情报方面自欺欺人。”他还指出：“到21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绝大多数驻外特工的业绩顶多是平平，而且案例官员大量招募特工人员就是为了得到提升。早在苏联解体前，人员招募、情报欺诈等这些封闭的间谍世界的副产品已经使行动指导处丧失了其诚实可靠的特性。”
格雷希特报怨说，即便是在非常重要的外派岗位上，中央情报局也不太注意派遣掌握针对某一国家基本技能的人。他说：“我在伊朗工作八年，却没有发现一个伊朗组主管官员会说或读懂波斯语。在近东地区工作的官员中也没有一个懂阿拉伯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只有一人能用法语对付。”另外一名前任官员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派往伊拉克北部去援助政治反对派的中央情报局小组中，“几乎没有几个能讲阿拉伯语的官员”。
梅尔文。古德曼是在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工作过的一位具有24年丰富经验的苏联问题分析人员，现为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机构已是不合时宜了，他用以下若干事实说明，从事秘密活动的间谍人员已成为濒临灭绝的一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未能破译1968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意图，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进攻以色列的意图以及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企图。”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现在该是我们彻底摒弃只有靠秘密收集情报才能确定外国领导人意图这一迷信说法的时候了。”
到1998年，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已大幅度减少，就连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前案例官员波特。格斯也不得不宣称：“可以很公正地说，用人力搞情报已经无技可施了。”
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被裁了23％，该机构在情报预算中的份额也降得很低。当国会将270 亿美元作为联邦预算一部分分配给情报部门时，据一位官员说，国会给国家安全局做了大幅度提高，却不见增加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投入。
几个星期后，国会又追补了15亿美元作为急用资金。又据一位观察人员说，技术型间谍得到了其中10亿美元，真可谓一笔意外之财，而中情局的间谍人员只得到其中不足20％的份额。
罗伯特。盖茨指出，他的机构应完全摒弃隐避的、准军事化的职能，而且情报分析员的队伍应该更小一些。1996年，这位老领导在感慨这种情形的讽刺意味时说：“我是在花费了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营造它之后说这番话的。”
本世纪末，不仅作为情报搜集与秘密行动机构的中央情报局的地位跌入低谷，而且作为整个情报部门总头儿的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也是每况愈下。盖茨说，从原则上讲，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全美的间谍机构，但实际上，情况已不复如此。他曾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刊物上说：“我们这里实际并不存在中央情报局长，根本不存在。
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的极小一部分资产，而且，有很多实体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导。“
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情报部门的资金也没有什么控制权。由前国防部长哈罗德。
布朗及新罕布什尔州前参议员沃伦。鲁德曼所领导的情报改革委员会在1996年指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预算的15％，甚至连这个数字在两年后都大幅度地下降了。在谈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威时，约翰。米利斯在1998年年底说：“对全国的国外情报计划及其有关负责机构行使权威简直是太困难了，因为他们中的90％都是由国防部来筹资管理，归国防部所有。”米利斯认为，这样做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精力绝对地、完全地集中于短期的、战术性的情报上，这是以牺牲战略的，即政治的及外交的情报为代价的。他还说：“自从沙漠之后八少漠风暴行动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战略性的使命，以此来满足军方获取战术情报的迫切要求。”
为了重建秘密行动机构，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谍报官员招募活动。从1998年到199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增加了52％。由局长乔治。特耐特领导，重建了中央情报局海外机构，并对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近的秘密训练营地‘农场“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以往每年培训的间谍及秘密行动人员的数量减少到不足几十人，但是到1999年，学员的数量（大部分是28至32岁的年轻人）却又涨到120 人，而且，在未来几年内有望每年增加到180 人。每个谍报官员的平均培训费用为45万美元。这就意味着，重建秘密行动机构要涉及一笔巨大的投资。为了进一步快速提高谍报人员的能力，特耐特已准许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即五角大楼人力情报机构派其学员到训练营地接受训练。
特耐特将重新树立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地位视为头等大事。他于1999年秋在乔治敦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与用机器当间谍相比，他更喜欢用人当间谍。
他说：“最终成为我们巨大财富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男男女女，而不是卫星或传感器或高速计算机。”
事实上，人充当间谍与机器间谍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据高级情报官员们说，1978年建立起来的联合秘密情报组织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间谍技术与国家安全局的科技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个特别情报收集机构的目的在于将复杂的、包括窃听器和抛物天线在内的窃听设备安置在不易被察觉的地方，然后瞄准关键的可利用的外国通讯人员。
“特别收集处”的领导人员在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换来换去，它是由以前中央情报局的D 部门分出来的。D 部门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威廉。弗里德曼的第一个雇员富兰克。洛利特建立的。艾伦。杜勒斯担心来自新崛起的国家安全局的竞争，所以雇佣洛利特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建立了一个微型国家安全局。当时，正值洛利特心情比较沮丧，因为国家安全局局长拉尔夫。卡奈因要他调换工作，离开信号情报组主管的位置，去负责编码部。据当时同他一起组建“特别收集处”的搭档亚伯拉罕。希尼科维说：“这种提议令洛利特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愿意调到编码部，所以，他就调到了中央情报局。”（大约在五年后，洛利特又调回国家安全局。）
多年来，D 部门的使命就是协助国家安全局窃取国外密码资料，利用外国密码与通讯方面的人员。50年代末洛利特离开后，这个部门由威廉。哈维来接管。他是一个秃头、肥胖、暴突眼的老牌间谍。哈维曾长期充当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50年代负责执行了中央情报局的酉柏林地下通道行动，成功地窃取了东柏林一个重要电话网的有关机密。
哈维在当D 部门的领导期间，设计出一项名为ZRffeIFLE 的方案，该方案旨在招募能够帮助他窃取外国密码机密、贿赂解码人员的特工人员。他将国家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联合行动计划概要写在几张黄色的公文纸上：1。明确目的：这个ZRffeIFLE 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发展及利用特工人员来实施D 部门的行动。特工人员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地区去寻找，但是为了行动的安全等原因，他们很可能不会在其居住的国家内被起用。目前的特工发展活动正在西欧及东欧地区进行，但是预计还要向其他地区拓展。这项计划的实施是针对第三国的设备和人员开展行动。
2。目标：依照国家安全局对秘密行动部门提出的主要要求，这一行动计划的目的在于截取密码、秘密文件及相关信息。鉴于这些要求时常变更，所以，这个项目执行期间不列出任何长期有效的目标，而是根据需要与时机采取特别行动。这个项目将由其他部门以及各监听站点协同D 部门来完成。
3。背景：军事行动对外国密码及秘密文件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D 部门在1960年开始把在世界各地寻找特工人员的工作作为发展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越来越具体；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敏感。由于大部分监听站点的设备达不到要求，而且，运作的全过程需要集中管理，因而决定最好由D 部门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最能紧跟国家安全局在情报获取方面的要求。
尽管ZRffeIFLE 方案的最初意图是招募秘密搜查人员以便进入外交机构来安装窃听器及拍摄加密文件。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该方案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哈维得到指示：ZRffeIFLE 方案除了从事盗窃活动之外，还得将“执行行动”掩盖起来。
这个部门将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暗杀总部。哈维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0。45口径的手枪，而且喜欢干硬汉子的任务。所以，他似乎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而深藏在D 部门的国安局和中情局的ZRffeIFLE 联合行动方案就成了成功掩盖新功能的最佳手段。
然而，中央情报局要实施的暗杀方案最终在国会听证会上被泄露出来，这些行动后来被禁止。
今天，“特别收集处”取代了D 部门。密码编辑、光学纤维、因特网及其他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窃取及密码破译人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而“特别收集处”却迅速扩大，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任务就像以前电视中的“无所不能的部队”执行的任务一样，是为了找到回避众多问题的特殊途径。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昨天的密码破泽人员就是今天的系统管理人员。获取大量秘密的最方便的途径是进入外国的数据库，进入数据库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贿赂等办法收买那些管理系统的人。再有，通过贿赂的手段，叫人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计算机的键盘或网络比较薄弱的地方，那么，国家安全局就会在加密软件发挥作用之前截获信息。”
“特别收集处”的总部设在马里兰州贝尔斯维尔的斯普菲尔德路戒备森严的现代大楼群里，位于国家安全局以南几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有一间实景展示室，所有目标城市都再现于电子环境中，目的是检测一下，哪些天线或接收器最能够有效地截获情报。而且，窃听器、接收器以及天线全部都被做成日用物品的样子，以便走私到外国。“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小的天线，你也得想办法将它偷偷带进去，”国家安全局前任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有时候，你要进行窃听的地方又小又窄，很难在那儿安装天线，我的意思是说好比在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床底下，就很难安装。”
国家安全局或“特别收集处”有时通过收买工程师或通讯官员的做法去干扰一个国家的整个通讯系统。重要的窃听活动往往就在美国大使馆的某些房间里进行。
但对于那些不好对付的国家，“特别收集处”的特工人员有时必须装扮成商人乘飞机进入那些国家。特工人员可将抛物天线包装成一把雨伞带进目标国家。一部接收机或辅助发射机从表面上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收音机或手提电脑。“特别收集处”
的官员把经过伪装的设备安装在微波能够控制的偏僻的地方，比如说森林的树上、农场房屋的阁楼里。这些设备截获到的信号被传到地球同步信号卫星上，再由卫星传给国家安全局。有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特工人员还要爬到电线杆上直接安装窃听设备。
信号情报的重点最终要从“动态”信息转向“静止”信息，这是信号情报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而“特别收集处”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情报截获站在缅因州霍尔顿的古灵农场建立起来了。此后，信号情报主要是以截获通过空间传送的信号为主。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这样做越来越难，而且代价昂贵。正如一些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将来要转向大量的静态信息，即计算机数据库、软盘和硬盘中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远距离获取，也可以通过“特别收集处”用物理手段来获取。
广义上说，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说明了美国间谍界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观点：获得秘密的最好途径就是到隐藏秘密的地方去窃取秘密。不同的是，现在贮藏全世界所有信息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硬盘。
第十二章 腹地透过表面的这一切——尖利的铁丝网、四处嗅探炸弹的警犬、众多的武装警察、特警小组、路障和写有警示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难的指示牌——神秘城与其他任何一座美国城市一样在运转着。
虽然你在任何一张美国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它，但是如果合成一体，神秘城却是马里兰州最大的行政市之一。每一个工作日里都有经过特别审查的32000 余人——其中有平民、军职人员和承包商人——在市区内总计32英里长的各条道路上奔忙，这些道路都是以前美国国家安全局要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在市区各条道路上奔忙的人们将他们的车子泊在停车场地，然后各自走进一座建筑物。神秘城共有17000个停车场散布在方圆325 平方英亩范围内，该市共有50栋建筑物，总计建筑面积超过700 平方英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神秘城是全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1982年至1996年期间，它在城市新建设上所花费的投资超过了5 亿美元，另有将近500 万美元用于租用150 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