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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生产部的成员们不同意佩奇的看法。他们毕竟是地质学家，就他们来说，发现和开拓新贮藏是这局游戏的所有目的。他们的雄心壮志是要发现新的“大象”，所以他们对阿曼这个目标十分兴奋。一个刚从阿曼回来的地质学家对执行委员会说，“我敢肯定那边的油田藏有一百亿桶石油。”
佩奇回答道，“好，那么我绝对肯定我们不需要进去，事情就这样定了。假使我肯定我们不到那里去取得石油，我也许会投入一些钱；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有可能要丢掉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特许开发权而去那里搞到石油的话，我是不会投资的。”根据这个逻辑，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没有进入阿曼。然而，那些地质学家是对的。由于壳牌石油公司领的头，阿曼的确成了一个重要的产油国。
“美国独立经营的汲油者”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欢迎委内瑞拉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所以在一度迟疑之后，工业国家的政府也表示欢迎。但有一个例外——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便宜的外国石油不再作为缓解对美国石油储备的压力的一个办法而受到鼓励和赞许了。相反，至少在美国独立的产油公司之间，进口石油的越来越大的洪流被认为是削弱国内价格并破坏国内工业的一个危险的威胁。早在1949年，怒气冲冲的来自达拉斯的地质学家，名叫“得克斯”。威利斯的曾写信给他的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问他是否“能够为我们这些独立汲油者做些什么事来对付外国石油？那些外国石油今年已经破坏了得克萨斯独立的石油公司所开采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石油的市场”。得克斯。
威利斯要肯定约翰逊是否理解他和他的石油伙伴们的感觉。他说，“为了少数几个阿拉伯亲王以及因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声称他们需要这笔钱，而使得克萨斯的独立石油经营者人人都破产，这是毫无道理的。”
约翰逊和产油各州的国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清楚地听到得克斯。威利斯及其伙伴们的话，并且竭力敦促要给国内石油工业一些保护来应付委内瑞拉和中东的石油。有一个时候，约翰逊派遣他的助理约翰。康纳利与一些得克萨斯议员一起去国务院，他们这一班人都要给相当冷漠无情的官场以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重新当选也许关键在于他们能否给他们的选民以一个满意的答复。”产油各州的代表谋求将输入石油的关税提高十倍，从每桶十美分半提高到每桶一美元零五美分，并把输入额限制在国内消费量的5 ％。这些努力没有得到杜鲁门总统的赞同，总统对一位国会议员说，“那些为了石油那帮人的好处而要我们中断我们的对外贸易的人们，他们的推理一定大有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及摩萨台倒台和伊朗石油重返市场之后，输入的石油更进一步入侵国内石油和燃煤领域。结果是产煤和产油各州组成了一个不大有希望的联合组织来谋求限制这些输人。但是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之一便是对输入的石油加税和制定限额。它要鼓励更加自由的贸易，同发展中国家扩大经济关系并把这些国家保持在西方轨道之内。然而国会坚持要赋与总统通过对1955年贸易条例的“国家安全修正案”来限制石油输入的权力，这样可以使总统能够控制输入的基准线，如果他认为国家安全或经济福利受到了威胁的话。
艾森豪威尔不愿意使用这项新的权力。他的政府没有对外国石油实行强制性的限制，而是号召输入者“自愿”限制。它发起一个针对输入公司的强有力的写信和道义说服运动，但是运动经证明并不有效，因为面临的情况是中东来的石油继续在增加以及输入的石油具有价格较低的优势。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集中突出了对国家安全的忧虑。随着危机过去之后的石油降价使独立经营公司进一步要求以关税或限额的形式来给它们提供保护。大公司以及它们在国外的生产机构都未参与这次叫嚷。依然反对保护主义的艾森豪威尔出面提出一个变通办法。他问道，如果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安全需要取得石油，那么为什么不让政府把石油大量储存起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以过去的“一项老建议”
来提醒他的同事，即由政府购买低成本的外国石油，然后把它储存在已经枯竭的油井里。他大概记得1944年所发生的事，那时巴顿将军的汽油已经耗尽，他面对着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即在那“无情的时刻”要在发怒的巴顿和不肯通融的蒙哥马利之间分配汽油。把石油储存起来这个办法也许并不会改善国内石油工业的正常运行情况，但是它将调和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同政府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说实在，他指定的一个就石油输人和安全问题作出报告的委员会却拒绝了总统这个具体的变通办法，认为简直是太不实际了。
国家安全和“一个微妙的平衡”
独立经营的石油企业家要求强制性的控制——而且要快。因为输入的石油继续在上升，他们加强了要求征收关税的运动，他们要求从相等于1954年国内生产额的15％提高到1957年的19％以上。在那年6 月同三位赞成限制的参议员会晤时，抱勉强态度的艾森豪威尔把他试图达到平衡的很多考虑大纲式地罗列出来：“国内工业的健康、国防、各州的税收、美国贮藏的全面枯竭问题以及鼓励勘探而不造成国内石油过多地在市场上销售，从而不适当地减少我们国内的石油储备。”总统说，总之，“应当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为了试图取得这个平衡，政府于1957年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志愿控制制度。政府现在在处理非正式地分配进口权利的事务。
没有人特别喜欢这个“志愿”分配机制。然而如果人人合作，它会行得通的。
可是，有几家公司决意不予合作。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因为它们已经承担了对外国石油的大量投资，使它们不适当地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大公司。保罗。格蒂已经开始了一个六亿美元的扩展计划来制造油轮、加油站和一个大型炼油厂，这一切都是根据他从科威特中立地区生产的石油进行的。格蒂采取简单的权宜之计而不理睬志愿限额制度。毕竟这个制度是自愿执行的。太阳石油公司非常担心与一个“志愿”计划合作是否包括反托拉斯的含义，因为这计划的作用是在维持价格。正在那时刻，司法部正在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向大公司起诉，控告它们在苏伊士危机期内曾经采取行动来响应来自担心石油短缺的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鼓动。
太阳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邓洛普也记得三十年代的“麦迪逊案件”，当时司法部成功地以反托拉斯法指控石油工业，由于它支持哈罗德。伊基斯和内政部推行的稳定市场方案。现在，政府能作出什么保证使太阳石油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以后不会因为它们同所谓志愿制度合作再度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指控呢？这种志愿制度看来相当地像一个政府主持的提高价格的方案！
1958年的衰退毁坏了这个志愿制度。虽然石油需求大幅度地下降，输入却进一步增加；对实行强制性控制的政治压力越来越无法抵抗。外国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兰德尔大发雷霆地对国务卿杜勒斯说，那些想乞灵于“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限制输入的人头脑完全糊涂不清。如果担心国家安全，那么最应当做的事是鼓励输人以便保存国内储备。他说，“我们的政策应当保存我们手头已经有的而不是采取步骤使我们的石油供应更迅速地消耗殆尽。”
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实施强制性限额。杜勒斯在同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通电话时抱怨说，“关于国家安全的这个玩意儿完全是装饰门面，弄虚作假。”
“他们所做的，”杜勒斯继续说，指的是要求强制性控制的得克萨斯人，“无非是试图把油价抬高和使更多的得克萨斯油井进入生产，以及加速新的钻探，而钻探工程只有在油价上涨时才能进行。”在资深者和精明的搞政治活动者中间，产油各州和独立经营者在国会内有强大的代言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来自得克萨斯州；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写的，对他来说，“石油和得克萨斯州是不可分割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州，对他的选民一样敏感。到了1940年他已经使自己成为在得克萨斯石油富翁圈子中间为民主党政治家筹措经费的关键人物。最强有力的一个参议员是罗伯特。克尔，他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个百万富翁。艾森豪威尔能够看出将要发生的事；他最后对杜勒斯说，“除非行政当局采取某种行动，不然的话，国会会有所行动。”他对总统的否决能否得到支持表示怀疑。
总统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很高兴，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泄了怒气，批评“美国的特殊利益者倾向于几乎不可抗拒地迫使像这样的计划得以执行，而这类计划是同基本上要求美国推进世界贸易的增长相冲突的”。然而，四天之后，在1959年3 月10日，艾森豪威尔宣告对输入美国的石油实行强制性限额。在这场斗争开始以来足足十年之后，美国终于采取正式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说构成在战后的年月里唯一最最重要和有影响的美国能源政策。那些独立经营的“汲油者”兴高采烈；大公司则为之失望。
“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内工业”
限额制度实行了十四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进口石油不能超过总消费量的9 ％。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把限额略加紧缩。后来，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约翰逊政府的确作了一些努力把放松限额作为降低石油价格的一种方式，从而有助于抵制由于越南战争而开始上升的通货膨胀。但是基本上，限额制度依然未动。
石油的输人限额听起来很简单、很直截了当。实在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消逝，对限额的管理越来越错综复杂。说实在，在众所周知的强制性石油输人计划之下，关于分配问题、解释上的争执、寻找漏洞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寻找例外情况和要求豁免等人与人的斗争继续不断。多少年来，计划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和歪曲。一个活跃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不是石油本身的市场，而是石油输入“券”或者说输入石油的“权利”的市场。炼油工业实际上是在挖肉补疮。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同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名称如“墨西哥旋转木马”或“布朗斯维尔U 形转变”相比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潜艇袭击油轮的记忆犹新，由于“国家安全”仍是限额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因此从墨西哥或加拿大由“陆地”运到美国来被认为比由油轮装运更安全些，同时给予某种优惠和税收豁免，这样凑巧也有助干增进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政治关系。但是在这里有蹊跷：墨西哥到美国没有输油管，而石油肯定不会用卡车从几百英里外的墨西哥的生产中心运过来，因此墨西哥的石油是用油轮运到得克萨斯州的边境市镇布朗斯维尔，然后装上卡车，过桥进入墨西哥绕一个圈子，又过桥回到布朗斯维尔，重新装上油轮运往东北。以这种由“陆地”运输的方式使石油获得完全合法的豁免资格。
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有一位官员把这个整个限额计划称为“一个行政上的恶梦”。它也起了不少深远的影响：按照原来的意图，它在国内石油勘探方面（与在美国境外勘探相对而言）形成的投资水平高于这个计划出现以前的投资。它把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向加拿大倾斜，由于那个国家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它的另一结果是在美国的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建成具有大量炼油能力的设施，由于那里的炼油厂在限额方面可以得到出于经济发展理由的特别豁免。最后，这项计划对全球石油贸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如果各公司不能把外国石油纳入它们在美国的系统里（这是它们合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必须去世界上别的地方寻找和发展市场。
这个计划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在美国，价格比没有这个保护时来得高。再者，限额这个措施使得在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各州的按比例分配的一些制度回到它们可以稳定国内价格的地位上去。说实在的，在国内，强制性限额采用以后的十年时期使人们回忆起三十年代充分实施按比例分配之后的油价稳定的情景。1959年美国油井现场的平均油价是每桶2。90美元；十年之后1968年是每桶2。94美元——无疑是稳定的而且高出东海岸市场上的中东原油价格60％到70％。对比之下，通过关闭美国市场的办法，强制性的控制形成美国境外的油价低于国内。
尽管有这一切的豁免问题、复杂情况和行政上的恶梦，输入限额的确达到了它的基本目标：为国内石油生产提供充分的保护来对付低成本的外国石油。到了1968年，美国的原油产量比1959年提高29％，1959年是开始采用强制性限额的一年。没有这个保障，美国的石油生产肯定会不升不降或者下降。大、小石油公司都适应了强制性的限额。大公司尽管在开始时吵吵嚷嚷地批评限额措施，最后终于看到了这个措施的好处，它能保护它们自己的国内经营的利润率，即使必须牺牲它们的国外经营作为代价。它们之所以能加快调整是由于其他地方的需求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增长，足以吸收它们在国外的生产量。
强制性限额计划也给国际上的石油公司上了一课。它们也许持有金融资源，它们也许具有规模和专门技术，但是独立经营的公司有政治门路和神通；那些来自产油地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对它们的支持作出反应。有时候这一点还必须加以清楚的说明。在六十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拉塞尔。朗不得已对一些大公司的总裁们进行一番说教。他解释道，从各产油州来的众议员“对石油工业的国内部分怀有特别的兴趣，因为那部分向我们的国民提供就业机会，向州政府提供税收，而这些对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朗要求石油业的总裁们思考其中的含意，“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在海外生产石油的家伙要体会这一点：凡涉及你们在海外的付税信誉或者甚至在海外的耗减折扣，或者对你们海外的雇员的特别纳税待遇等等问题时，你们可以信任的能在这方面保护你们的经营的家伙就是那些对国内石油生产有兴趣的人们。”朗总结他的谈话时说，“拥有一个十分健康的国内工业和尽你们一切力量来为此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对你们大有好处的。”
这些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勉强地吸取了这个教训。
27、碳氢人
不论全球政治有多少曲折，不论帝国主义力量如何衰退和民族的自豪感如何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的趋势是沿着一条迅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