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一致同意。”
摩萨台盯了哈里曼一眼。“譬如说什么原则？”
“譬如说，部分加起来不会大于总和。”
摩萨台目不转睛地看着哈里曼，然后以法语回答道，“那是错的。”
哈里曼虽然不会说法语，却认为他已经抓住摩萨台的大意，但是他不能相信。他表示怀疑地问道，“‘那是错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说说狐狸吧，”摩萨台答道。“狐狸的尾巴常常比它的身体还长嘛。”放了这一炮以后，首相把枕头蒙在头上，在床上翻来滚去，哄然大笑起来。
可是也有几次，在一天讨论结束时刻，摩萨台似乎对一个解决办法的框架表示同意。不过第二天早晨美国人再来谈判时，却被告知他不能贯彻他所同意的东西。他挺不过来。对摩萨台来说，比石油市场或国际政策远为重要的是，整个石油事务在国内政治上该怎么个玩法以及他的各种对手——左的和右的——和国王的支持者们会怎样反应。他特别怕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他们这些人反对同外国世界打任何交道。毕竟，拉兹马拉将军遭一个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还只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哈里曼感觉出这个恐惧何等厉害地抑制着摩萨台，所以他去拜会阿雅托拉。卡萨尼，此人是宗教右派领袖，由于同情轴心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监禁在狱。这位毛拉表示他虽然对英国人一无所知，但有一点他确实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事实上，照此对待，所有外国人都是邪恶的。阿雅托拉于是继续说下去，讲了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那个美国人大约几十年前来到伊朗从事石油业务。在德黑兰一条街上，他遭到枪击后马上被送到医院去。一群搜寻他的暴徒冲进了医院，看见他躺在手术台上，立刻把他砍死。
“您懂吗？”阿雅托拉问道。
哈里曼立刻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恐吓。他咬紧嘴唇，亟力控制住怒火，以刚强的语言回答说，“阁下必须懂得我一生中曾有许多次处在危险情境之中，我是不会轻易地被吓倒的。”
“好，”阿雅托拉耸耸肩说，“那么试试看也无妨。”
在谈话过程中，阿雅托拉。卡萨尼指控摩萨台犯了最大最大的罪——亲英。卡萨尼说，“如果摩萨台屈服，他的血也会像拉兹马拉一样流淌。”这样毫无疑问，卡萨尼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危险的反对者。但是哈里曼对摩萨台首相却产生了某种好感。他会做戏、逗乐和多少有些和蔼可亲之处，因此哈里曼开始叫他“老摩萨”，当然不是当着他的面这样叫的。
哈里曼也认为他看到了解决办法的一线曙光，一种有可能的权宜之计。他飞回伦敦，建议英国人派遣一个特别谈判代表作为进一步行动继续谈判。人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百万富翁理查德。斯托克斯，哈里曼陪斯托克斯回到德黑兰。具有一些信心的斯托克斯大胆地宣布了他的目的——向摩萨台提出一个“大好条件”。
同斯托克斯一起去德黑兰的还有唐纳德。弗格森，他是有影响的燃料电力部常设次官，一贯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及其董事长威廉。弗雷泽；认为弗雷泽是一个狭隘、专制和对较大的政治潮流和考虑不敏感的人士。可是他对作出任何解决的可能性也抱怀疑态度；他深怕作成的交易会使其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都会受到一些贪婪的政府没收的威胁，而对这些政府又没有另外别的有效制裁办法。他声称“正是英国的企业、技术和努力才能在波斯土地下面发现石油，把石油采出来，建造了炼油厂，在三四十个国家发展了销售波斯石油的市场，还建造了码头、油库、泵站、公路和铁道槽车等运销设施以及一个庞大的油船队”。为了这个理由，他在道义立场上认为要求50％对50％（平分）的分配——正如穆斯林宗教领袖阿加汗曾极力主张过的——是“鬼话而且应当指出是鬼话”。
无论如何，弗格森认清了摩萨台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更优惠的条件而是赶走这个外国公司，连同它的居统治地位的影响一起赶出波斯”。摩萨台无意让英伊石油公司再回来。再者，他现在成为他曾经亟力激起的民众狂热情绪的囚犯了。因此，在第二轮谈判中，没有办法在决定性问题上意见一致，即如果得到解决，究竟谁将真正经营和控制在伊朗的石油工业的问题。斯托克斯使团的一个高级谈判代表彼得。拉姆斯博顿回忆道，“在我们居住的宫殿的花园里举行的晚间谈判很像《费加罗》一剧中的最后一幕戏。在玫瑰丛背后潜藏着一些不知道是谁的隐隐约约的人影。人人都在互相窥视侦察。人们鬼鬼祟祟地在四周来回走动。我们都始终不明白同谁在打交道。摩萨台也是这样。”斯托克斯决定退出谈判。他的使命以及哈里曼的时间长得多的使命都失败了。哈里曼打算下结论说，“摩萨台的老手段是与英国人斗。争执如果得到解决反会使他的政治权力完蛋。”可是，在离开德黑兰的飞机上，哈里曼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说，“没别的，我就是从未失败过。”但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他从未尝试同任何像“老摩萨”那样的人打过交道。
“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永别了，阿巴丹与此同时，油田和炼油厂停止运转了。英国人设法发动禁运，方法是对油轮主进行威胁，如果他们装运“盗窃来的石油”将诉诸法律。此外，英国禁止货物运往伊朗，英格兰银行中止原来给予伊朗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便利措施。总之，对付没收的做法是搞经济战。
伊朗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进行报复，谁被发现犯了“怠工和疏忽职守”罪应受死刑的惩处。有人写信给英伊石油公司驻伊朗的总经理埃里克。德雷克，指控他犯了这样的“怠工和疏忽职守”罪。经英国大使的劝告，德雷克匆忙离开伊朗，乘着一架小型飞机溜了。此后他就在伊拉克的巴士拉的一个办公室管理伊朗石油经营，后来又在波斯湾的一艘船上办公。在苏伊士与英国参谋长等人见面后，他用了化名飞回英国，到了英国他突然被召去参加艾德礼的一个内阁会议。这个邀请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爵士大光其火，他没有受到邀请以及他本人太忙没有去见德雷克；但德雷克毕竟不是别人而正是莫伊石油公司的人，一个处于危险的人。尽管弗雷泽生气，德雷克还是去参加了会议，为了躲避新闻记者，他通过后花园的一条秘密通道进入唐宁街10号。德雷克向内阁陈述说，如果英国对阿巴丹无所作为的话，最后英国将失去更多的东西，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接着他被带领去会晤反对党领袖丘吉尔。丘吉尔在就他与内阁讨论的事提了些考问之后，突然咆哮起来，“你带着手枪吗，德雷克？”德雷克解释说他已经把他的手枪交给了伊朗当局，因为那里通过一条新的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持有枪支者须判死刑。“德雷克，你可以用枪打死一个人的。”丘吉尔提醒他，“我知道因为我干过。”
在哈里曼和斯托克斯的使命失败后，英国政府又一次就使用军事力量占领阿巴丹岛和那里的炼油厂问题进行辩论。事实上，秘密的军事准备已经远远提前，因此到了1951年9 月，占领阿巴丹岛的行动可以在不到十二小时内发动起来。但是，能得到什么呢？整个伊朗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吗？难道他们不会冒同美国决裂的风险吗？无论情况如何，使人意外吃惊的因素已经没有了。艾德礼对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在阿巴丹剩下的英国职工也被赶出，那对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耻辱。”但是英国政府决定反对使用武装力量来阻止被驱逐。回想起来，在危机发生的头几个月内公众曾威胁要用武力，但随后并没有这样干，有人就把它看作是英国在中东所享有的信任和地位真正开始结束了。
1951年9 月25日，摩萨台给最后一批留在阿巴丹的英国雇员们一个限期，不多不少一个星期内必须撤走。几天之后阿雅托拉。卡萨尼宣告实行一个特别的全国性假日——“对英国政府仇恨日”。在阿巴丹的炼油联合企业里，英国的石油人员和医院里的护士为了自娱举行了一个歌唱和讽刺剧的晚会；活报剧的名称是：“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
10月4 日早晨，石油人员和家属们聚集在他们的社交中心体育俱乐部门前。他nJ带上钓鱼杆、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有几个人带上他们所豢养的狗，尽管他们大多数的爱畜都已弄死了。这群人不仅包括炼油工人，也有管理宾馆的不屈不挠的那位女士。仅仅三天以前，她还用她的伞来阻止一个伊朗坦克司令员驾车越过她家的草坪。牧师也来到俱乐部前的人群中，他刚把那座小小的礼拜堂锁上，那里面存有这个海岛社区的历史档案——“在阿巴丹出生、受洗、结婚和死亡者的记录”。
等着所有这些人的是英国巡洋舰“毛里求斯号”，它将把他们带到上游的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这个平安的避难所。一边是军舰的军乐队在举行少见的礼节仪式的同时演奏了伊朗国歌，另一边是伊朗海军的汽艇在巡洋舰与海岸之间穿梭往来。到了中午时刻，人都上了船，“毛里求斯号”开始缓缓地向巴士拉驶去。军乐队继续在演奏，不过现在奏的是“博吉上校”。乘客们也大声歌唱，在炎热的阳光下汇成一个大合唱，唱着这首严肃的军队进行曲的未公布和比较下流的文本的歌词。在这个以音乐来表示蔑视的情绪中，英国向它的海外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而现在实际上停止运行的炼油厂道别了。这次是战后六年内英帝国主义撤退的特别屈辱的顶峰。许多中东石油开采权中的第一份开采权，也是一下子被取消的第一份开采权。
“一阵步枪劈啪声”
由于英国有效的禁运，也特别由于莫伊石油公司对那些获取伊朗石油的炼油厂和销售商提出诉讼一举非常警觉，从伊朗没有流出一滴油。但是禁运也产生另一个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紧急时刻，大量石油从世界商业中给取消了。在亚洲有些地方，实行了配给制；苏伊士以东的飞行被削减。美国国防石油管理署作出了令人气馁的估计说，没有伊朗，世界石油将在1951年年底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很快就形成一个机构来处置石油短缺的问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置的基础是英美合作。在美国，在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的规定下，加上反托拉斯豁免，十九家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志愿委员会来协调以及汇集供应和设施。它同一个类似的英国委员会密切合作，把石油运送到全世界来消除瓶颈口堵塞和短缺。这些公司本身也亟力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增加生产。结果，战后石油的巨大发展的势头支持了英国对伊朗的禁运，人们担心的短缺从未出现。到了1952年，伊朗的生产跌落到每天只有两万桶，而1950年是六十六万六千桶，世界石油生产总额由1950年的每日一千零九十万桶增加到1952年的一千三百万桶——增加额是伊朗1950年总额的三倍多。
英国对付伊朗的政策于1951年10月加强了，那时工党政府由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取代，新政府又一次由年已七十七岁的丘吉尔来主持，他比摩萨台大五岁多。丘吉尔开始显出他是老了；他自诉说，“我的‘老脑袋’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关于伊朗国有化的问题有坚定的看法：工党政府太无决断和太软弱了。他对杜鲁门说，如果我在执政，“也许会爆发出一阵步枪的劈啪声”，而英国“却不至于被人从伊朗踢出来”。对于这一切所发生的事件，真是一个绝妙嘲弄。丘吉尔大约三十七年以前担任海军第一大臣时，曾购下政府当时在英波石油公司的股份。现在，他又活了好多年和在政界中活动了好多年，仍能回来主持政府，时机恰逢这家公司处在最大危机的时刻。他是会竭尽其力来保卫这家公司的。
他的外交大臣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同这个重大问题有另外一种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牛津大学时艾登的专业是东方语言，他曾是波斯语的优秀生和优美的波斯文学的热爱者。艾登一直保持他的一些波斯联系。1933年他任外交部次官时，曾在解决礼萨国王要没收英波石油公司而引起的危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八年之后，在1941年，作为外交大臣，艾登对礼萨国王与纳粹的调情感到十分焦虑，故而参与了作出侵犯伊朗、推翻国王的决定并起了主要作用。他个人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因此好几次访问了伊朗。当他于1951年重新当上外交大臣时，他仍旧能够背诵波斯的不少谚语。但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国有化和赶出阿巴丹的后果——在等着他。他说，“我国在整个中东的权威遭到了极大的动摇。”
这个危机对文登也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进退两难的麻烦问题。他自己的资财的很大部分都投在莫伊石油公司的股份里面，现在股票价格已下落。经过深思，他认定他拥有股票是不合适的，尽管政府自己也持有股票而且没有规定或惯例要求这样做，他还是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了他的股票。这样，他就失去一个机会去建立厚实的经济保障，他这个行动最终还使他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出售他的庄园在内。
随着保守党重新执政，使伦敦和华盛顿疏远的基本分歧更加清楚了。美国人怕如果摩萨台倒台，共产党人将继承下去，所以最好还是同他打交道而不是同他作对，尽管同他打交道可能是非常恼人的。相反，英国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由一个更加讲理的政府继承他，而且越早取代他越好。在伊朗问题上给予默认——加上摩萨台有本事泰然行动而不受惩罚——将无可避免地和无可抗拒地诱使全世界的国家照办，而导致国有化和没收的传染病的流行。英国经不起拿它的其他国外资产进行冒险。燃料和电力部大臣唐纳德。弗格森爵士说，一我们应当对美国的最高层说明：即使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为了不使波斯陷入共产主义而有必要维护摩萨台博士，他们也必须选择，要么保全波斯，要么毁了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办和责怪谁的问题，在英国政府内部进行了许多无益的争辩，还有，官员们对英伊石油公司和它的蒙昧无知表示了极大的不耐烦和愤怒。文登本人也抱怨说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是”在云界仙境里“。
1951年秋，在英国人撤离阿巴丹几个星期以后，摩萨台去了美国，打算在联合国为伊朗辩护。他也去华盛顿向杜鲁门和艾奇逊提出正当的理由并要求经济援助。美国政府要伊朗保持稳定，但是不打算帮助摩萨台摆脱困境去获取稳定。当摩萨台开始向杜鲁门和艾奇逊解释说他是在“替一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一个全是沙漠和沙土的国家——说话”时，艾奇逊插话说，“对，你们有石油，很像得克萨斯！”首相结果仅仅获得了最低限度的经济援助。
但是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在摩萨台访美期间同他进行了约八十小时的谈话之后，认为他好容易才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的大纲。其要点包括由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取得阿巴丹炼油厂（前提是该厂成为一家荷兰——换句话说，是非英国——公司）以及给莫伊石油公司一份特别购买石油的合同，其中规定实行50％对50％的平分原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