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比德戈利尔更能非凡地体现美国的石油工业以及它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广泛发展。他是地质学家——同时代里最杰出的一位——企业家、革新家又是学者，曾几乎接触到工业的每一个方面。他出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土墙茅舍里，在俄克拉何马州长大。为了逃避修读拉丁文，他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注册攻读地质学，于是出于偶然，他就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路程。当他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他便抽时间前往墨西哥。他于1910年在该处发现了蕴藏极富的拉诺四号油井。该井每天喷油十一万桶，创始了那条“黄金通道”和墨西哥石油的黄金时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油井，它为日后考德雷一皮尔逊利益集团的石油财富和德戈利尔个人的盖世无双、永世不衰的声誉奠定了基础。
这个发现还不过是事业的开端而已。后来，德戈利尔在把地球物理学应用到石油勘探这一方面，又作出了任何个人所做不到的贡献。他首创发展地震仪这个在石油工业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新仪器，而且亟力主张使用地震仪，其热烈程度据说达到“要爆炸似的疯狂”地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专家赞誉德戈利尔说，“他寻找石油的兴趣日夜不渝，始终是活跃的。德戈利尔代表考德雷的利益组成了阿美拉达石油公司（AMERADA ），那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公司，而且搞得很成功。于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前来拉拢他；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后期建立了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工程咨询所。这种机构也是一种首创，因为它满足了对石油资源进行独立估值的新需要，可作为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融资的根据。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德戈利尔已经成为几倍于百万富翁的富翁，嗣后他的所得是一年平均两百万美元。最后他对赚钱感到厌烦，转而大量地捐赠施舍。说实在的，德戈利尔并不只顾搞石油、赚大钱而已，其兴趣广泛得很。他是逐步发展成为得克萨斯仪器厂这项事业的创办人的。他非常熟悉墨西哥，称得上墨西哥历史家。他收集了许多卓越的图书著作。《星期六文学评论》行将破产时，他出资帮助这家周刊渡过难关，并成为该刊的董事长，尽管他对它的政治见解从来不很在乎。
身材矮胖、生气勃勃的德戈利尔长了一个狮子头似的脑袋，许多年以来，他在石油工业公会里是一个平易近人、受到高度敬仰的人物，在工业界里，他讲的话很有份量，极受重视。当然，他是一个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人，罗斯福的新政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战争一爆发，他就被召前往华盛顿，要他去担任战时石油管理署哈罗德。伊基斯的一位主要副手。他去了，尽管有些勉强。他的责任是，在美国全国帮助组织生产和使生产合理化。可是在1943年，他被授予一项特别使命：去估计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国家的石油潜藏量，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上升为一项具有关键性和争议十分激烈的问题的中心。
三年以前，即1940年，德戈利尔曾在得克萨斯对一组人员演讲中东石油问题。他说，“在石油工业的历史上，以前从未发展过这样一群第一流的大油田，而且分布在这样广阔的地带里。我敢贸然地预言，我们至今一直在研究的地带在未来二十年中将成为全世界最最重要的产油区。”如今在1943年，他得一机会去亲自看看。即使如此，但他并不期望有此一行。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很久以前，在我看来，由某一个美国人作此旅行去估量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加上了一句：“旅程难以预料——可能很不舒服和带有一些冒险。我不是林德伯格。”
战时去中东并非易事。第一站是迈阿密，在那里，他那架飞机在着陆时爆了一只胎，乘客只得在附近等候换机。最后，德戈利尔及其使团的成员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越加勒比海，先到巴西、非洲，最终到达波斯湾。他们的日程是先去伊拉克和伊朗油田，然后去科威特和巴林，最后去沙特阿拉伯，观察现有的油田和参观已经鉴定过的其他结构。有一次在歇脚后，德戈利尔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次在整个旅行中，除了相当荒芜的土地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别的东西……事实上，得克萨斯同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地方相比，真算得上是一座花园。”
主人们隆重地请他品尝羊眼，却想不到德戈利尔很快掌握了吃羊眼的技巧。他沿路注意到了许多稀奇的景象。但引起他想象的不是别的，正是地质情况——在周游沙漠时，他那双老练的眼睛所发觉的一些线索、从地图上推断出来的一些暗示、油井的一些报告以及地震工作情况等等。在沙特阿拉伯，有三个结构已经开发，其贮藏量估计为七亿五千万桶。但从类似的结构的鉴定中测可推测和断定其数字可能还要大得多。同样的情况也见之于沿波斯湾的其他国家。如果开发，物质体力方面的消耗虽然巨大得很，但还是值得的，因为回收将数倍于投入。由于德戈利尔是一个搞石油的人，对他来说，阿拉伯半岛的荒芜沙漠是一个黄金国，够得上成为神话天地。他兴奋极了，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正在调查一件在石油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他曾经发现过每天喷油十一万桶的油井，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在石油行业半个世纪的经历中也从未看到过如此巨大的规模。
1944年初，他回到华盛顿以后报告说：该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已经证实了的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约计两百五十亿桶，其中沙特阿拉伯约占20％——大概是五十亿桶。德戈利尔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代表美国政府估计时所应用的“已经证实”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的标准，一如他在替一家银行估评其储备时所使用的保守标准。事实上，他觉得贮藏量还要多得多。确实，他在这次旅行后所作出的估计听起来像狂人咿语——他估计该地区贮藏量高达三干亿桶，沙特阿拉伯独占一千亿桶！他这个使团的一个成员对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地区的石油是全部历史上最巨大的一笔天赐财富。”
比任何具体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德戈利尔对这些石油的巨大贮藏量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全面判断，他说：“世界石油生产的重心正在由墨西哥湾一加勒比海地区移往中东——波斯湾地区，而且很可能要继续转移，直至重心牢固地确立为止。”这个判断出自一个扎根于美国工业的人之口，它构成了为美国吟咏的悼词，哀悼美国在世界石油业中后退的地位——统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须为盟国生产它们所使用的近90％的石油量，但是这个数字对美国作为世界供应者这个角色来说，已经达到饱和。美国作为一个石油输出者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其地位即将消逝。不过，德戈利尔的话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在石油工业中的预测，涉及行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方向的一个惊人的重新定向。
“同盟国有钱”
英国政府早已积极地参与中东的政治和石油生产，美国却历来忽视这个地区。美国这种谨慎小心的对待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尽管话也说了，做也做了，但当时中东的石油生产在数量上还不算多。1940年，这个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内）所生产的石油还不到全世界产量的5 ％，而美国的产量却占全世界的63％。
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些人能看出一重心“在转移。1941年春，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CASOC ）的副总经理詹姆斯。特里。杜斯曾经写信给德戈利尔说，他”正在越来越密切地观察波斯湾“，并说，”我们在该地区现有的油田同在美国所经历到的完全不同，甚至东得克萨斯的情况也不能与之相比。石油的贮藏量大得无可置信，我不得不常常用手背擦擦眼睛，像庄稼人那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家伙。’“
但是那时候，轴心国在俄罗斯和北非采取攻势，中东处在危险之中。由此，正在日渐减少的美国人——驻在沙特阿拉伯的“一百人”——主要的工作并不是专心致力于开发，而是正相反：计划如果油井遭到轰炸，如何保护它们（方法是灌以水泥），以及万一有必要，到了“什么都不留给”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国军队的地步时，如何把它们毁掉。因为同样的缘故，在科威特和伊朗的油井都给堵上了，这一切都是会同英美军事当局协调执行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和中东的方针将有所变更。变动的触发很像十年以前三十年代开始时的情况；那时去麦加朝圣再一次完全受阻，因为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新的金融危机。但这一次不是经济不景气，而是战争中断了朝圣者的人流。更糟的是又发生一次旱灾，农作物都欠收。传统的工业——制刀业和制革业——更是艰难困苦，生产不足以弥补损失。到了1941年，伊本。沙特再度面临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国王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正如他于1942年向一个美国人解释的那样，“阿拉伯人有宗教，但是同盟国有钱。”
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求援——向英国人呼吁，他原是在英国人的政治势力范围内运转的；又向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和它的两个美国母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呼吁。对将来的石油生产，这些石油公司都不想增加贷款，特别是在发展受到约束的时刻，可是谁都不肯冒失掉开采特许权的危险。或许华盛顿会来解救。又有人提出：或许那个战时援助计划的租借法案能够提供帮助。但是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租借法案只向“民主的同盟国”提供援助。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王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方说也不像英国国王，沙特国王并不全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王。最后，在冗长费力的讨论之后，罗斯福决定美国不给予任何援助。他指令他的一个副官说：“告诉英国人，我希望他们照管一下沙特阿拉伯国王。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离我们远了一些。”
英国人果真挺身而出，除在其他方面出力以外，还提供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新硬币，英国的财政援助日后还将继续大量增加。但是美国的石油企业家亟力要使沙特国王相信英国的这笔援助实际上是美国给予的——因为英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那些石油企业家说，那意味着援助其实来自于美国，只是不直接罢了。
“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
美国参战后，接着就是在1942和1943年期间对中东的重要性作了一个全面重估，其根据是一种新的见解，它牢牢抓住了华盛顿但不一定是那些石油公司的注意力。这种新见解是，石油被视为战争需要的关键性的战略商品，对于维持国家的权势和国际上的支配地位来说是必需的。如果说有一个能够形成轴心国的军事战略的单独资源的话，那就是石油；如果说有一个单独资源能够击败轴心国，那也是石油。同时，由于美国几乎是一手包办为同盟国的战争行动出力和加油而空前地大量耗费其本身的资源，为此在美国开始产生有朝一日石油会匾乏的恐惧感。那是对美国的石油地位再次抱悲观的一个时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只是这种悲观情绪由于这次大战的缘故而显得更深刻和紧迫罢了。那末，普遍的长期的匮乏对美国的安全和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在新发现石油资源和原来探明资源的增加方面，美国出现了爆炸性的进展。可是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虽然对现有油田的贮藏量有相当可观的“修正和增加”，新油田的发现率已经非常猛烈地下降，从而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将来要有所增加更为困难、花费更大和增加也更为有限。新发现的直线下降使那些负责支撑全球战争的人吃惊和害怕。1943年战时石油管理署负责储备的主任说：“报酬递减律正在起作用。由于新油田不再形成，何况其数目最终是有限的，供应枯竭的日子迟早要来到。”他还说，对于美国，“发现石油的走红运的日子基本上已属于历史了。”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同意这个看法，他在1943年12月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使大家对其立场一目了然——“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在那篇文章里，那位“老暴躁”不吉利地警告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别人的石油来打仗，因为美国将没有石油。……作为世界石油帝国无上权威象征的美国王冠正在倾斜下滑，盖住了一双眼睛。”
这种黯淡悲观的分析所能导致的结论只有一个。尽管那时候石油从美国一些港口流到所有的战争前线，美国注定要成为一个石油的净进口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规模的转变，而且是可能涉及严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一种转变。关于美国可恢复的石油资源这个问题所抱的战时悲观情绪，引起了人们后来所称的“保存理论”——即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必须控制和发展属于“治外法权”（外国）的石油储备，以便减低国内供应方面的消耗，保存这些贮藏量以备将来之用，从而保证美国的安全。甚至那些主张私有企业的共和党人也在要求政治直接卷人外国石油特许开采权的事宜。因为，一位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宣称，“历史并不使我们有把握地说，单凭私人企业就会充分保障国家利益。”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些外国贮藏量呢？只有一个答复。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说，“在所有的情况调查里，铅笔所指都乖乖地停止在同一个点、同一个地方上——中东。”
于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得出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指导着英国石油政策的相同的结论——把中东处于中心地位，可惜已经迟了一些。在该地区，这两个同盟国，不管在战时全面合作时多么互相信赖，肯定都带着相当大的猜疑在互相揣度。英国人深怕美国人试图把他们从中东挤出去，甚至不给他们享用目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石油贮藏。英国认为中东地区对帝国主义战略和统治印度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伊本。沙特作为伊斯兰各处圣地的看守人，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穆斯林。他也可能经证明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窘境中亟力想找到出路的最起作用的因素，巴勒斯坦当时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越来越凶狠的纷争搞得乱七八糟。
美国的石油公司和政府官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深为忧虑，担心英国人怀有一个恶毒的阴谋：一旦涉及中东石油时，它将对美国来一个先发制人，把美国的一些公司赶出去，特别是从沙特阿拉伯驱逐出去。当英国人派遣一个灭蝗团去沙特阿拉伯时，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绝对肯定那实际上是石油地质秘密勘探队的伪装。海军部副部长威廉。布利特把全部忧患概括成一个警告：伦敦会把美国的公司“七摇八晃，晃出特许开采区，而把英国公司晃进去。”
说实在的，美国人可悲地把英国关于沙特阿拉伯的意图说得言过其实了——也夸大了英国实施这个意图的能力。英国人谈不上处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