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谈话。国王谈到，他正继续收到互相矛盾的忠告。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看了看表，说：“如果现在轮到我，我十分钟后就离开。”这场戏确实结束了。
1 月16日正午，国王出现在德黑兰机场。他对聚集的一小批人说：“我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他装着似乎只是出去度假。接着他登机，最后一次离开了伊朗。他的行李包里带着一小匣伊朗的泥土。他的头一站将是埃及。
国王一离开，整个德黑兰随即迸发成欢腾的海洋。此情此景是1953年国王本人胜利回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汽车喇叭嘟嘟叫，汽车前灯闪烁，饰有霍梅尼照片的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嗖嗖地划动。街上到处有人群在载歌载舞，欢呼狂叫。报纸迅速分发，上面刊有令人难忘的通栏大标题：“国王已出走。”在德黑兰和全国，国王父亲的和国王本人骑马的巨型雕塑像被狂暴的民众推倒。巴列维王朝和它的时代消亡了。
谁将统治呢？在德黑兰已留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以国王的一名长期的反对派为首。2 月1 日，霍梅尼乘一架租用的法国航空公司747 飞机回到德黑兰。飞机上的座位已出售给西方记者，以支付这次飞行的费用。而霍梅尼本人则坐在头等舱地板的毯子上度过了这次航行。他带来了第二个政府：以默赫迪。巴扎尔甘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巴扎尔甘自己作为国王反对者的背景是很完美的。的确，在二十八年前的1951年，巴扎尔甘曾被穆罕默德。摩萨台挑选为国有化石油工业的负责人。正是他，当时随身带着“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图章和木质标记，立即亲自前往油田。后来，他在国王统治下的狱中服刑。现在，尽管霍梅尼持久地憎恨摩萨台，说他是一名世俗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由于不同政治势力的结合，巴扎尔甘成了阿亚图拉领导新伊朗的候选人。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在德黑兰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政府。但当然只能有一个政府。2 月的第M 个星期，在德黑兰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爆发了战斗。交战的一方是叫作“霍马法斯”的同情革命的军士，另一方是帝国卫队的部队。军方对联合政府的支持瓦解了，巴扎尔甘执政。美国武官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提供了对局势的简明概括：“军队投降，霍梅尼获胜，正在销毁所有的机密材料。”
最后一个撤离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石油人员都离开了“菲尔兹”油田。要求有二十人左右留下来，以便保持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合法存在的设想（如果以后同政府发生任何争执的话）。在留下的这批人中有杰里米。吉尔伯特。他原是爱尔兰的一位数学家，后来成为石油工程师。他被英国石油公司派往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现在是该公司负责资本计划的经理。他们留下只有几天，后来他们在面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也决定离开。但由于吉尔伯特突然患严重的传染性肝炎病而住进了医院，因此不允许他登上撤离的飞机。在1 月的混乱日子里，他住在医院里，发高烧。他在病床上夜间可以听到诵经声和炮火声，在国王出走的那天白天，他能听到盛大庆祝活动响亮的声音。除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外，他同阿巴丹以外的世界的唯一接触，是一大束鲜花。这是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给予他的礼遇。
吉尔伯特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不能在病房周围走动。他被医院里的伊朗人误认为是美国人。一群护士开始聚集在他病床的窗外，叫喊“处死美国人”。另一名病人事先不发出警告，就突然用拐杖开始打吉尔伯特的头部，始终说着骂美国人的话。吉尔伯特现在的国籍问题产生了另外的问题。离开伊朗的唯一通路是要穿过伊拉克，但由于在黎巴嫩执行维护和平使命的爱尔兰部队最近同伊拉克士兵互相射击对抗，因此伊拉克拒绝给吉尔伯特入境签证。为了获得签证，他简直不得不跪在当地伊拉克领事馆的一名代理人面前，为爱尔兰人的一切罪恶赔不是。
1 月底，他终于感到有足够的精力离开伊朗这个国家。在灰蒙蒙的边境交叉口，伊朗官员几乎不看一眼就挥挥手放他过境。但伊拉克卫兵怀疑他是间谍，扣留了他，对他进行搜查，审问他数小时之久。这时，去巴士拉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一辆出租汽车已经开走。当吉尔伯特最后获释后，他问道：“我怎么去巴士拉？”
一名卫兵回答道：“走去。”
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又虚弱又疲劳，带着两只行李包，沿着通往巴士拉的肮脏公路慢吞吞地步行。两三小时之后，一辆运货车越过他并停了下来。司机同意他给一点报酬带他去巴士拉。但当吉尔伯特拿出伊朗钱币时，司机哄然大笑说，那是不值钱的东西。吉尔伯特把他最后几块美元付给司机，才得以到达巴士拉机场。但是现在他已几乎分文全无。他怎么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呢？于是他想起，他不久前刚收到美国捷运公司的一张信用卡，把它塞在皮夹子内，尚未使用过。感谢上帝，他每次离开家时总带着它，于是他登上飞往巴格达的飞机。他于深夜到达伊拉克首都，经过几次尝试后，找到了一家旅馆。他打电话给家里。家里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他仍舒适地住在阿巴丹的医院里。
吉尔伯特三天没有离开过旅馆房间。当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力气进行下一段的航行时，他乘了另一架从巴格达飞往伦敦的班机。星期五晚到达希思罗机场后，他从机场打电话给英国石油公司的人事部门，宣布他终于赶到了。伊朗大型石油联合企业“菲尔兹”油田的最后一名西方石油人员终于撤离了。但是，接电话的这位人事官员由于正在谈他自己的周末计划而分散了注意力，听错了吉尔伯特的话，认为打电话的人是在讲有关那位失踪工程师的情况。他说：“杰里米。吉尔伯特，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同他接触过吗？”
这是他遇到的最后的无礼之举。吉尔伯特鼓足剩下的一点力气，从希思罗机场的公用电话里大声地骂，不仅辱骂这位不幸的人事官员，而且也辱骂同世界石油工业有联系的每一个人。
惊慌开始了
伊朗的旧政权垮了，新政权出现了，但非常艰难。已经发生了为控制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伊朗像受到一次强烈地震而摇撼。以伊朗为中心的巨大的震波遍及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到冲击。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当两年后这场震波的高潮终于过去以后，幸存者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处在崭新的地面上。一切的东西都不同了，他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场震波引起第二次石油冲击，使油价从每桶十三美元上涨到三十四美元，不仅使国际石油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又一次使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产生巨大变化。
这次新的石油冲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伊朗石油停止出口的1978年12月底开始，延续到卫979 年秋。伊朗石油的减产，由于其他地方的增产而部分地抵消。沙特阿拉伯从自己规定的每天生产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到1978年年底增加到日产一干零五十万桶。i979年第一季度，它把日产量减少到一千零十万桶。但这仍大大高于它的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欧佩克的其他成员国也增加了产量。如果把所有的数字加在一起，那末在1979年关键性的第一季度里，自由世界石油的日产量比1978年第四季度少二百万桶。
后来，石油发生了真正的短缺，这并不出人意外。伊朗毕竟是世界上第二石油输出大国。但是，如果以世界每天的石油需求量五千万桶来衡量，那末这次短缺不过4 ％到5 ％。为什么石油供应减少4 ％或5 ％竟会导致油价上涨150 ％呢？回答是因为惊慌，惊慌是由五种因素引起的。第一种因素是石油消费的明显增长，这种增长向市场发出了信号。从1976年起，石油需求量大增。石油储存和非欧佩克石油的影响尚不清楚。实际上所有的人认为，石油需求量将继续上升。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伊朗的革命，石油工业内部的契约安排趋于瓦解。尽管有大的动乱，世界石油业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但是，联系不再是同一所有权之间的正式联系，而是长期合同的较松散的联系。根据石油公司对伊朗依赖的程度，伊朗以中断的办法程度不同地打击了石油公司，导致按照合同供应石油趋于瓦解。这种中断使许多新的买主冲击市场，力争取得石油的数量与他们失去的石油数量相等。他们都尽一切努力，避免处于石油短缺状态。这是典型的完整的石油工业的真正目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联系终于中断了。过去处于次要地位的现货市场，成了中心。过去这种名声不太好的贸易活动，现在将成为中心的当务之急。
第三个因素是石油消费国政府的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政策。1974年，在华盛顿能源会议上，基辛格发起建立国际能源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仍在发展，但它在许多方面尚未经受过考验。各国政府由于国内的原因而采取的行动，被认为是重大的国际政策，从而加重了市场的紧张状态。虽然各国政府保证要进行合作以平抑物价，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司却在狂热地哄抬价格。
第四个因素是，动乱向石油输出国提供机会以攫取巨大的额外收入。它们可以再次在世界舞台上行使权力和影响。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利用每一次机会抬高价格，有一些石油输出国则操纵供应，以进一步扰乱市场，取得额外的收益。
最后，纯粹是情绪的力量。忐忑不安、忧虑、慌乱、恐惧和悲观，这些情绪支配着惊慌期间的行动并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事后，当石油的产、供、销等各项数字都计算出来，用回顾往日的办法来分析石油的供需平衡问题之时，上面所说的这些情绪看来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这是不可理解的。这些情况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整个国际石油体系似乎不是失去控制而是已经崩溃。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的是，相信预言已经实现。预计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石油危机，提前到1979年就来临了。这是1973—1974年发生的混乱的第二阶段。这并不是暂时的混乱，而是更深刻的石油危机的提早到来。这将意味着油价将长期高昂。至于伊朗革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法国革命曾经遍及整个欧洲，一直到莫斯科的门口，它才消耗了力量。伊朗革命是否会发展到附近的科威特、利雅得，再到开罗以及更远的地方？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已使西方世界震惊。虽然原教旨主义仍然难以理解和深不可测，但它的动力之一是显而易见的，即抵制西方，抵制现代世界。这种认识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寒而栗。
正是被正在出现的情景震惊的买主们，担心1973年的状况重演。他们受惊慌所支配。他们像1973年所作的那样，增加石油储存，从而无意识地使石油短缺更为严重。世界石油产业保持着数十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任何哪一天，都可用储存的石油进行供应。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石油是使资本高度密集的这部“机器”（从油田到炼油厂直至加油站）顺利运转所必需的库存。一桶石油，从海湾的油田运到炼油厂和销售系统，再运到加油站的地下油库，可能要花费九十天的时间。如果这个系统任何环节缺油，本身就要付出高昂代价，并且也会影响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因此，为了使供求平衡，并使一切顺利运转，保持库存量是不断努力的中心环节。除了基本需要之外，石油工业还有一种保险的缓冲：另外的储存，以防供或求发生任何不测的变化。例如，由于一月寒潮，冬季的用油量骤增；或者，由于风暴毁坏了海湾的装油设施，油船到达的时间因而推迟了两星期，这时，可以从石油储存中提取必要的石油供应。
当然，要维持库存是很花钱的。石油必须购买，设施必须维护，资金必须拨出。因此，石油公司并不希望石油储存量超过它们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必需的储存量。如果它们认为石油消费呆滞，油价将下跌，那末它们就会减少库存。而且，当它们打算以后油价进一步降低时买油；它们就会尽快地减少库存。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石油市场疲软，当时，石油产业就是这样减少石油库存的。相反，如果公司认为，油价将上涨，那末它们就会较多地购进今天的廉价石油，从而明天就可以少购买较昂贵的石油。这就是1979年和1980年惊慌期间发生的疯狂情况。事实上，公司购买石油的数量大大超过预期的消耗量，这不仅是由于价格的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们不能确定以后是否能买到石油。购买石油的数量超过实际的消费需要，加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这些正是公司和顾客首先努力要避免的。总之，1979年——1980年的惊慌表明，有关石油危机的预言以真正巨大规模在自我实现，最后是自我否定。石油公司不是惊慌期间抢购石油的唯一买主。在消费环节上，工业部门的石油用户和公用事业单位也狂热地增加库存，以防止油价上涨和可能出现的石油短缺。驾驶汽车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在1979年以前，西方世界典型的驾车人，其油箱仅装载1 ／4 的汽油就开车。1979年起，他突然担心汽油短缺，也开始增加储存量。现在是另一种说法：他要使油箱保持3 ／4 的汽油量。于是，几乎一夜之间，突然有十亿多加仑的汽车燃料，被美国受惊的驾车人从加油站的油库中买去并取走了。
石油公司增加储存的热潮，加上消费者也储油，导致在实际消费量之外每天另外增加三百万桶石油的“需求”。如果这三百万桶加上每天供应减少二百万桶，结果是每天短缺五百万桶，即相当于消耗量的约10％。简言之，抢购、因油使石油的实际短缺数翻了一番以上，并进一步加剧了惊慌的气氛。就是这种机制，使油价从每桶十三美元上涨到三十四美元。
“不可抗力”
要是石油短缺平均分布的话，这种惊慌也许会受到抑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英国石油公司由于其历史地位，比任何其他公司更加依赖伊朗。该公司40％的石油供应来自伊朗，因此，伊朗中断供应，使它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用石油工业的暗语来说，英国石油公司是“原油多头户”；那就是说，它的原油供应量远远超过它自己的提炼和销售系统的需要量。因此，它是石油“批发商”，通过长期的合同把它的许多石油出售给“第三方”——或者出售给其他的石油大公司，如埃克森公司，或者出售给独立的炼油厂商，尤其是在日本。但是现在，英国石油公司失去了伊朗的供应，便援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削减对它的客户的石油供应量。它完全取消了它同埃克森石油公司签订的供应合同，与此同时，努力在其他地方购买石油。但无论是英国石油公司或壳牌石油公司都不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因此，它们同沙特阿拉伯增产石油，没有直接联系。沙特增加的产量供应给参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四家美国合伙公司。
就这样，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无论是直接由于伊朗混乱，或者由于英国石油公司削减供应而失去石油的其他一些发生麻烦的公司也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