胳膊上戴着黑纱，我走在巴黎的街头。我戴着它参加了戛纳电影节。
我寄托我寄托不尽的哀思。
10354案子正式开庭的那一天
回到巴黎以后，我天天打电话到香港，询问晓红的消息。
10355——陈律师发来了传真，告诉我——10666，×月×日10354的案子要正式开庭。
从听到这个消息起，我就紧张万分。吃不下饭也不能睡觉，直到开庭的那一天。
这一天清晨五点我就起身，两眼通红蓬头垢面坐在电话机前。
实际上，我已经作好了晓红进去十八个月的准备。事已至此必须作准备免得措手不及。本来移民局除了告晓红使用假护照还告她中国护照与多米尼加护照个人资料不一致，为解除这一点怀疑，我打电话给家里，也正巧那一天妹夫靖军从四川来电话，于是得知要他火速在公安局办理正式公证文件，并且要在两天之内送到香港。
靖军吓了一大跳，立即行动。找这个找那个盖这个章盖那个章，当最后拿到公证书时两只手激动得颤抖不止。飞奔到机场等了一张票送到深圳，再交给表妹带到香港，正好赶上开庭保释的时间，于是两条罪状取消了一条，晓红得以暂时出牢笼”
今天要开庭，我心里觉得有些凶多吉少。我也没去多米尼加，也无待取证，没有任何新的王牌材料提供给法庭。
不过移民局也提供不出任何新的王牌材料给法庭。
可是，是他们告我们。而胜负决定于当日法官的一念之间。谁知道法官善不善良，心境好不好？假使他昨晚输了钱或是跟老婆吵了架，那可就不得了了。
也许他把气发在移民局一边？
目前，胜负的概率是一半一半。
扔钢镚。过去有事我也扔过钢镚，不同的是这次扔的是法国钢镚。法国钢贿一面是自由女神，一面是一法郎。
我心中认定自由女神象征着晓红的自由，而一法郎代表着失败。扔了几次都是一法郎坐在地上，愣了十几分钟，心上就像放了一块通红的烙铁，胸口火烧火燎。
几个电话都不是来自香港，我匆匆告诉他们别打长了，赶快挂断电话，我在等一个生命攸关的长途。对方问什么事这样不得了？我跺着脚求求他们先别问那么多，等事情结束后再告诉你。
半小时过去了。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铃反而不响了。看着桌上的点心我一点也没有食欲，腰酸背痛身上一软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
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意识逐渐开始朦胧。
轻飘飘地我来到了法院。又坐在了上次那个座位上。那讲台仍然挺立，只奇怪那法官怎么还是上次那个法官？
又看见那密密的栅栏。一个穿浅蓝色国衣的熟悉身影从里面走出来。“晓红！晓红！”我扑到那栅栏前面。
晓红看我一眼，木然地转过脸去。她恨我。她装着不认识我。她一定恨我带给她这飞来横祸。
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响，随着那法官的锤子一声断喝：“拉下去！判刑十八个月！”“不，不——”我心胆俱裂连声大喊扑向法官。
声泪俱下跪爬过去抱着高高在上的法官的腿：“求求你，求求你大法官——”我有好多话要说，可是发不出声音，胸口上的那块烙铁已烧断了我的喉管，绝望之余我张着大嘴脸上热泪横流。
法官俯下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硕大无比。我迎着他的脸比划着手势，像一个只会打哑语的哑巴。法官逐渐流露出同情与怜悯的眼神，我抓住他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大法官，您的电话——”法官回头。隐隐约约是有电话铃响。
法官接电话。这该死的电话。我狠狠地埋怨着。
可是法官总是接不起电话来。他对着话筒“喂，喂”，可是电话仍然铃声不断。
法官敲打电话。铃声还是在响。
一生气法官把电话向我砸过来。
哎哟好痛。我睁开眼睛，原来是窗户没关。风吹起一张报纸打到了我的头上。电话铃在响。电话！
跳起来滚扑过去拿起电话。是香港来的！是陈律师的声音！
“我是10355。”陈律师说。声调快乐。
我的心一下子一松。“我是10666。你好，10355。”
我们像地下党接头在对暗号。好，暗号对上了。
“怎么样”变了声音我急切地问。
“怎么样？”陈律师学我，“无——罪——释——放。”
“哎——呀！”我拚命大喊，把电话机扔向空中！
我去机场接回了晓红。
晓红说，那天她的案子全程进行还不到二十分钟。也没有请皇家大律师。法官听完陈律师和“大庄”的申诉，拿起了晓红的多米尼加护照看了几看，说了一句“Veryinteresting（很有意思）。”然后就宣布无罪释放。
移民局呢？移民局也没有表示过多的异议。
最奇怪的是，在晓红之前的一个案子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黑龙江一位省长的儿子使用了葡萄牙护照，被移民局怀疑是假护照，那位儿子请了律师，请了“大庄”，还请了皇家大律师，结果他被判刑十八个月。
晓红紧接着那儿子出场，同样的案子却宣布无罪，并且立即释放。
我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给明姐，她也百思不得其解。陈律师也百思不得其解。每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对这种突兀的飞来结局感到不解。
陈律师说，整个案子如有神助。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案情会急转弯一下子万事大吉。
也许是艺人们无数次虔诚地为我们祷告，感动了上苍？
也许是那位移民局请的皇家大律师起了作用，制止了移民局？可他这是为什么？出于什么动机呢？
想不明白。
是不是天神或是上帝在帮助我、在警示我什么？
整个官司的费用陈律师和“大庄”都表示只收一半，另一半作为给我的一点心意。而剩余部分全由香港朋友们自愿承担。目前帐已全清了。
晓红在港时，朋友们轮流陪她逛街看电影怕她寂寞，关切，安慰甚过我在港十分。
那天晚上，我们点燃了炉火，把两本多米尼加护照投入了熊熊的火焰中。
不要这个臭护照。
假如是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了麻烦，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绝不会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连持台湾护照都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照顾。
我们把中国护照紧紧捧在胸前。
幸好我们是中国人。还是中国好。
天上真的掉下个大金娃娃
晓红这件事情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思念中国。
上帝是不是在用晓红这件事来巧妙地示意我应该回中国呢？
姜文也来到了巴黎。他去卢浮宫，攀登埃菲尔铁塔，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在艺术的海洋里尽情邀游。
我在心里不知不觉地计划着回国的行程。
而在此时，中国驻法使馆蔡大使通知我，国务院对台办破例同意我直接从巴黎飞往台湾拍摄四十集电视剧《风华绝代》，不必回去重新办手续。
这段时间，台湾与我签约的中华电视台——大家叫它“华视”，一直在活动我去台湾拍戏的事宜。
由于是中国大陆著名演员第一次主演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我去不去得了台湾成为台湾新闻议论的中心。
四十年两岸的隔离要沟通又谈何容易？
在此以前，台湾当局有明文规定，大陆职业演员如果参加台湾的电影或电视拍摄，在影片里出镜不得超过九分钟。
另外，如果是大陆出生的演员，要拍摄台湾的电影或电视，必须持有第三国护照，也就是外国护照，并且要在大陆之外居住五年以上。
而且，还不得是中共党员或是共青团员。
四十年来，真正来自大陆的演员担纲主演电视剧还从来没有过。何况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在台湾当局看来是中共高级干部，所以事情变得复杂而困难重重。
我虽然曾经有过第三国、也就是多米尼加的护照，可是我没有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何况，这个护照已经永远消失了。
再说我也绝不会用它去往台湾。要去就得作为中国演员去台湾。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况且，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职演员，我将在片中出镜不是九分钟而是不少于九个小时。另外，我除了是全国政协委员以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琳琅满目的各类头衔还有好多好多。
我没有一条符合台湾当局的要求，华视的申请当然不会得到批准。《风华绝代》这部电视片的拍摄变得太不单纯了，我的情况成了海峡两岸这个阶段的代表。
华视十分焦急。他们的制片人罗小鹏发传真给我，约我去香港就此事面谈。
我回了传真表示同意并且即日起程。
晓红去不了香港。姜文又不愿去。
于是，我只身一人到达了香港机场。
明姐、朋友、表哥、表妹及一大堆好友，在机场外迎接我。
晓红一事逢凶化吉之后，大家见面比过去亲热十分。朋友们都争先恐后对我说“恭喜恭喜”，还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熙熙攘攘拥到一个酒楼吃饭。席间我们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官司，与移民局的斗争，以及那异峰突起的大获全胜的结局。我表妹说，事过之后她一次从香港回深圳，碰到了上次扣留晓红的那位海关职员，那位职员看了她的回乡证半天，然后说：“你们打官司花了多少钱？神通广大啊。”
我问那多米尼加总领事怎么样了？大家说，从那天以后一直没有见面，为了稳住她，打过几次电话去寒暄，官司之后就没有人再理她了。她也没有再与我们联络。大概是看到报纸了。
站起身来我举杯真挚地敬了大家一杯酒。结结巴巴说了几句什么感谢话，突然有东西又硬住了喉咙。
有人大喊岔开岔开岔开。这倒霉事已经过了还提它干什么？
对对对，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话锋一转，议论起了香港越来越热的房地产行情。
原以为临近“九七”香港的房价会大跌，大家说跌什么涨得不得了。朋友说她买的房子在尖沙嘴，买的时候是七百港币一英尺，后来涨到一千多港币一英尺，现在，哼，都三千多港币一英尺了。有人说，那你就把它卖了吧。朋友说，那舍不得。
明姐说，舍不得什么？当初不是我劝你买还不买呢。
张先生说，要是自己住就别卖，我看香港房子还会升值。
王老板讲，要赚钱最好买楼花，一手买一手卖，钱来得快得很。我太太最近买楼炒楼赚了不少钱哩。
“我有楼花！”我赶紧喊。
大家都转头看我，哄的一声笑了。大概是想不到我一个大陆人还会在香港有楼花吧。
我马上详细汇报。在什么区，什么地点，楼叫什么名字，人伙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买了多少，以及我买它用了多少钱。一口气说完，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突然大家一起说，你现在不得了了，你发财了。
我说怎么发财？你们说给我听。
全体都来了精神。大家一起算帐，算来算去数字现在已相当可观。假如再过几个月……假如再过半年，最好一次抛出去，那你就真的不得了，是个富婆了。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奔跑。
我说等不了半年一年了，我现在就要卖。最好明天就卖。我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还得掏一笔钱供楼。我供不起楼。
朋友们开玩笑说，那你就卖给我们好了。
我说好啊。我这就卖给你。
集体大笑说，你卖多少钱？我问现在行情是多少钱？不是现民是楼花？
七嘴八舌说，楼花嘛可能是两千港币一英尺，有人说大概是两千五百港币一英尺，也有人说，不对，是两千三百港币一英尺……
我说一千五百港币一英尺，我卖给你们。
所有的人一起说，你当真？
我点了点头，慎重地说：当真。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包括我在内。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金娃娃，喜不自胜我掰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盘算着当我赚到钱后这些钱马上要发挥的作用。
A，还银行的贷款仅，B，还朋友买蛇口那幢别墅的钱；C，买衣服影碟还有录像机摄像机镭射机；D，付一笔钱给陈国军早日离婚；E，还得留相当部分的钱给晓红；F，剩下的全交给妈妈；G，我要好好安葬外婆。
我仿佛看到父母与我吃穿不愁全家团圆的笑脸……
打住。别再想下去。千万别是“黄粱一梦”。
第二天，我们全体去了律师楼。
朋友们龙飞凤舞，一张张支票向我飞过来。
我快晕倒了。
勉强站稳脚跟，在一张张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国内为无数影迷写过无数次的“刘晓庆”三个字，现在变成了印钞机。怎么也想不到我的签名会在这里派上用场。
我的眼前钞票乱飞。此情此景我的感受怎么与第一次去邯郸“走穴”时一模一样？
只不过邯郸“走穴”每场是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现在的数字实在是今非昔比。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今儿个鸟枪换炮喽！
手拿着一大叠支票我立即冲进了最邻近的一家银行。
开帐户，签名，出示护照，放进支票，领出支票本。
紧接着办转帐手续，再签出一张张新的支票。
我还了银行的贷款。也还了朋友的钱。
我现在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个人。我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水是清灵灵的水，天是蓝湛湛的天。
唉呀，香港！香港怎么这么可爱啊！
心旷神怡，按约定我见到了罗小鹏和他的夫人。
与眉飞色舞的我正好相反，罗小鹏忧心仲忡。
“华视”要求我人台的申请又一次被台湾新闻局拒绝，事情形成了僵局。
罗小鹏设计了好几个方案我都说不好不行。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我真心实意夸《风华绝代》的剧本写得好，我看过前五集已兴奋莫名。
罗小鹏说这个剧本“华视”还不满意又换了新的编剧，我说那肯定更精彩，这部戏拍不成真是太可惜。
我们互相叹息了一阵也没有弄出什么高招来。此次会谈只好不果而终。
我的签证只能在香港停留七天。罗小鹏说只有请我先由巴黎等候他的消息。
腰缠万贯精神抖擞，我大步流星跨出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摇身一变，我成了小财主回到了法国。
在我变成小财主的前后脚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
我暂时去不了台湾的消息遍布了全世界华人报纸的重要版面。台湾的舆论简直翻了天。以柯俊雄为首的台湾演员工会也在这巨大的浪潮中奋起，强烈反对以我为先锋的大陆演员进人台湾市场，他们呼吁要保护台湾演员的合法权益。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成了统战与反统战的焦点。我的艺术创作第一次同政治如此息息相关。
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面前我只能安之若素。我保持我平和的心境，照样去卢浮宫，照样去电影院，照样在巴黎的咖啡店悠闲自得地观赏来去匆匆的行人，照样去十三区中国城购物，精心制作我的中国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小鹏仍然没有消息。
催他没有用。所以我不催。每天与香港联络把自己淹没进了炒楼花当中。今天买进，明天抛出。抛出后又更多买进。
随着香港楼价有下降的迹象出现，我的速度也愈加缓慢，最后终于停止，洗手不干了。刚赚到钱时的惊喜已经过去，我的心里仍然空荡荡的。
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我需要的东西不是钱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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