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 第39部分

坐着摄制组为我租的天津大发面包车，面包车除了喇叭不响车全身到处乱响，震得耳根子发痛，我见到了名闻遐迩的曹星律师。　

曹星律师曾站在我国著名笑星陈佩斯的对立面与陈佩斯打过一场官司，据说是他使得陈佩斯一败涂地从而使他声名大噪。　

这次他接受我对方那位四川记者的委托也许对我是一个凶兆。正因如此，争取减少阻力，我接受了蒋律师的建议，并且应曹律师的邀请来见他。　

我们约好在另外的地方见面。考虑到曹律师是外地人所以亲自来接他。　

拉开嘎嘎乱响的车门，跳下车我对曹律师满面春风：“曹律师，请吧。”　

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他当时脸上的惊愕表情。愣了一秒钟，我看看全身，看看后面，想起来也许是自己没有眉毛他觉得奇怪。　

干笑了几声我摸了摸眼睛上方，自我解嘲地说。“嗨，演老太婆，把眉毛剃了！”　

后来到地方了我才知道他惊愕的是我居然在天津大发。他原以为海内外闻名的大明星一定有高级轿车，像那张报纸说的：“陈国军去法院，衣衫褴褛，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刘晓庆坐着皇冠，穿着皮大衣，怀里抱着小狗，形成鲜明对照。”　

外界肯定以为我吃错了药，神经病发作，居然抱着狗上法庭，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其实坐天津大发简直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这再破的车我还坐过呢。有车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把我要讲的话又全部对着曹星和任旭荣二位律师讲了一遍。　

这几天见了成才法庭的庭长我讲了一遍，庭长的且手我又讲了一遍，那位记者在四川的律师我再讲了一遍，现在，对曹星和任旭荣，我还讲一遍。　

连着喝了好几杯水。这真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啊。　

自始至终，曹律师都和善地看着我。他没有插言。虽然我在个别地方动了些微情感，但绝大部分时间我都非常有理智，出现在曹星面前的是一个饱经桑，千锤百炼，虽然受尽冤屈但代表的是真理是正义的凛然形象。　

曹星被无数铁证如山的事实深深地震撼了。　

我再接着说，告记者的官司输赢与否我并不太在意，我只是要通过这个官司给自己提供说话的一席之地，不能再让那些歪曲、诬蔑的言论一手遮天。　

曹星律师连连点头。最后我请示他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往那高级人民法院。　

再一次与审判长高文俊交谈。谈话的中心依然是与陈国军的财产分割问题。　

在中级人民法院作离婚判决时，法院判决我给陈国军五万元，并且住房都给他，陈国军嫌太少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　

陈国军精神抖擞上诉状长达二十页，洋洋五千余言的文字，充分证明他对这个官司兴趣盎然。　

我则觉得这件事已经没意思透了。只是我拿不出陈国军理想的数字才继续争论，说句心里话，我真恨不得有那足够的钱来给他，以买回我的自由与安宁。　

在漫长的拉锯战中，连法院的承办人和蒋律师都觉得案子进行到这会儿实在也是无聊得很，本来是离婚案，结果主题变了，变成了大家共同努力分割我的财产，真是滑稽。　
我感觉到我的耐心已一点点消耗殆尽。　

我的心又一次跌到低谷。我越来越努力活动出国。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我在焦灼中等待着，乞盼着那税务局通知书的到来。　

这边，《大太监李莲英》的拍摄也接近尾声。　

我扮演的老慈禧已经安然在李莲英的背上升天。拍摄升天的那场戏时全场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　

老慈禧在老太监的背上晃啊晃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在弥留之中走向天堂。　

尽管影片即将结束我才彻底掌握角色如鱼得水，但也为时未晚完成了影片中的光辉篇章。　

那一边，台湾方面紧锣密鼓请我拍戏，五次三番几个电视台主管亲往北京，早超过了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访诸葛。　

千挑选万挑选左谈判有谈判，决定了拍摄台湾中华电视台的四十集连续剧《风华绝代》。　

约定好去台湾拍戏。我没有说自己身有三案缠身不能离境，总觉得到时候也许情况会有好转。　

由此，我更加急迫地盼着三个官司早日结束。　

可是，每一个官司都仿佛陷入了越南战场成了僵局。夜茫茫路茫茫。

我终于到了法国巴黎
终于，青岛税务局来了新的通知：　

刘晓庆：　
经我局调查核实，现将你的有关税务违章问题处理通知如下：　
一、经查你在一九八八年二月期间，在云南演出匿报个人收入四千二百元，偷税二千五百二十元：在一九八八年二月至九月期问，在云南、四川、河北、天津、江西、辽宁、新疆等地演出，匿报工薪收入六百四十五元，偷税三百八十七元。
二、经查你在上述期间，在上述各地演出取得收入，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申报纳税，和由于付款单位代缴个人调节税，未将代缴税款部分计入收入总额计税，共计漏税款七千零四十元五角三分。
三、在我局检查期间，你拒绝申报纳税，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对于你的上述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做如下处理：　
一、补缴偷税款二千九百零七元，并罚款一倍，罚款金额为二千九百零七元。　
二、补缴所漏税款七千零四十元五角三分。　
三、对拒绝申报纳税之税务违章行为，罚款四千元。　
四、上述补缴的税款和罚款共计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元五角三分，限你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前到我局交清。　
此外，关于你在一九八八年二月至九月期间，“赔偿《西大后》摄制组损失费”等问题，另将继续审查。　
此通知自下达之日起生效，以前的有关文件与此不一致的以此为准。　
对上述处理有争议必须首先按上述决定缴清税款及罚款，然后在十日内，向青岛市税务局申请复议。　
抄：市税务局　

青岛市税务局市南分局（章）　
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　

一切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昆明的演出果然被定为偷税并且罚以巨款，又限我于十日之内再去青岛税务局缴清。而那二十八万五千元仍然继续审查！　

盼星星盼月亮，半年多的艰苦奋斗，换来的是这样一张纸。　

短短的几句话，除了立即要交钱以外，把我的一生又都拴在了这个案子里面。　

而我知道，所谓的继续调查，是漫无边际的，永无时间限制的撂置。也就是说，“偷税犯”的帽子永远掌握在税务局手里，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扣上，你甭想乍刺。　

这个通知比第一次的通知还要麻烦得多。　

因为，我不能再用这个文件去为自己申辩，文件上并没有结论。没有结论的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对方可以说也许结论是对我有利的呢？　

多么善于利用文字啊。　

我一阵阵地心痛。　

我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去往法国。去我妹妹所在的地方。　

在中国，我已永远没有了得见天日的一天。我将背负着那沉重的十字架，走我那黑沉沉没有光明的人生之路。　

我将如何生存，又将如何做事为人，有何面目在银幕上扮演英雄人物及纯情形象，怎么能让喜爱我的观众对我信眼呢？过去那么多世界名牌大学请我去读书并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我没有去。美国许多次邀请我去学者访问或是讲学，我毫无兴趣。富翁富豪追求我希望和我结婚带我去国外，一次次被我断然拒绝。

现在，我要自觉自愿地离开生我养我的上地，去那陌生的地方了。　

祖国已不再喜欢我。中国已不再欢迎我。堡垒只有从内部攻破，堡垒已经破了。　

长时间没流过的眼泪扑籁籁滚落下来。　

我的父母、外婆、丹丹他们又怎么办呢？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像我这样的不孝子孙留在中国成天一惊一乍还不如滚得远远的，让老人家眼不见心不烦呢。

外婆今年就该九十二岁了吧？一定要给她老人家过完了生日再走。这一去我不会再见不着外婆的面了吧？别想，不能想。赶快在桌上拍三下，解解霉气。　

“中国，我是不能呆了。本来是想从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可是这一次我是彻底被打败，被打垮，打得举双手投降了。二厂一想想当初自己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赤手空拳还想跟国家机器抗衡，有我的好果子吃？现在不是弄得头破血流摔倒摔痛整了个四仰八叉？　

走，走，走！离开这是非之地远远，远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过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可是怎么走呢？我已经知道有官司缠身的中国公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而我有三个官司缠身。　

和四川记者的官司问题不大，可能公安局并不大清楚具体情况，并且我是原告，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可以争取早点结束，实在不行撤诉就是了。　

离婚的官司高院还在审理，看来遥遥无期。只有到国外将来挣了钱给陈国军，这个案子才会有了结的一天。不过我已将中院判决的文件提供过给公安局，他们已表示认可，也许这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头痛的还是税案。迟迟不能领护照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出示不了税务局方面证明我已清白至少交税完毕的文件，而这一个案于才是全国瞩目的。当然，现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每一张华文报纸全都刊载了。

啊，对了，我去了法国会不会也同样臭名昭著呢？可能会，肯定会。不过还有好多高鼻子绿眼睛的西方人呢。在他们当中我又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可是在中国人当中这样也不好受啊？　

不行，还得有个说头才行。　

可是手上的这份税务局的新通知还不如没有。既不能在报纸刊登，也不能给公安局看。除了增加新的税款外，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多人们认为我动用了上层税务局网开一面不让我立即交钱就是了。　

唉，真讨厌。怎么这么讨厌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所以我才不相信算命嘛。别人为我算了多少次命从来没把这些倒霉事算出来。　

要是没有那两行“再继续调查”的字就好了。真恨不得把它们抠掉。　

抠掉？突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飞驰而过。　

我可不可以把它复印掉？别着急，别慌乱，好好想。　

我先把文件在复印机上复一遍，然后把复印的那张纸上的这两行字裁掉，再用胶水将两页纸粘贴好，再复印一遍，就成了！　

对，就这么干。你们不仁我也不义。只有不择手段。　

马上动手按计划行动。找到一个朋友处，他有复印机。　

我没有告诉他要复印什么东西，只说想复印剧本，他也根本没问。　

我带了《风华绝代》的故事大纲作掩护，只要他不在就赶快干我的秘密活动。瞒着朋友鬼鬼祟祟，毕竟觉得自己不光明正大，不够仗义，不过这年头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再不能轻信别人了。

按我的想法复印了几次，在连接处都有一道黑印，弄来弄去总是弄不干净，眼看计谋要落空我满脑袋是汗。　

后来又想到何不如在复印件上再复印？最后灵机一动拿一张小纸盖在那连接处印出来再复印它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直到大概是第十八代孙，成功了！

拿着那不理直气壮的纸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把几份“成功者”放在包中开始给公安局及几家报社打电话。　

联络好后我立即出发去送文件。我清晰地从记者朋友杨洁的脸上读到为我终于洗去冤屈的欣喜。　

我又拜托律师对那税务局的文件提出异议。昆明的演出费是漏税不是偷税，仍然要据理力争。　

还送去了律师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及提请复议必须先交的一万多元罚款。这样，我的律师将会第七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前往青岛。　

然后我静静地等着。　

第二天，我就去公安局拿到了护照。　

第三天，报纸登出了税务局重新改变裁定的文件。内容全文照登，是那份我加工过的通知。长长地，长长地，我出了一口大气。　

与此同时，《青岛日报》以醒目标题《刘晓庆偷税案并未水落石出》发表了青岛市税务局负责人的讲话，其中强调此案并非像那些“失实报道说的那样‘真相大白'”。

不过这不足为虑。目前登载我加工过的通知的报纸已遍布全国，势如破竹，《青岛日报》的小小呼声已不能扭转舆论的航向，我和税务局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杨洁来找过我。在报纸登出那份新通知的当天，她就看到了青岛税务局传来的真文件。她知道我做了什么。面对杨洁我很惭愧。但她说了一句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四川记者的官司已有了眉目。律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与那位记者调解。我说可以。我只要正名不要整人，我已被人整够了。只要他不再这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将来再危害别的演员或是别的公民，有了教训就行了。不要坐在屋里异想天开墙倒众人推故作惊人之语，以使自己的文章引起注意，不要认为名人强大，其实我们演员最可怜，没有后台，谁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像那没有皮肤裸露着的红翻翻的鲜肉，苍蝇蚊子随便叮咬，而偏又招惹苍蝇蚊子叮咬。要知道许多演员没有我这样的能力、时间、精力去维护自己打官司，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利益，半夜吃桃子专检软的欺，随便伤害人，不要踩着别人往上爬。　

律师们说这个官司打得异常艰辛。整个案子我都没有出面，全由我的律师代理。　

曹星律师在这个案子中完全站在同情我的一边。他作为对方的律师在中间周旋，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案子结束时曹律师心力交瘁，他说太难了，做些事情太难了。他每到夜晚常常失眠，晨起便看到一把把脱落的头发。

在成都新闻界举办的宴会上，曹律师竟流着泪伤感地说，打官司太累了，并表示说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这位大律师公开宣布从此退出诉讼。　

曹律师没有失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亲手参与过任何官司，他在我的案子中伤透了心。　

离婚案没有进展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我已失去了一切兴趣。成日价分财产分东西分这分那，我感觉加人了那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行列。　

我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不管它。世界上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　

刻不容缓，我去了法国大使馆，不费吹灰之力办了签证。　

然后设宴与所有老朋友、新朋友，以及在我的众多纠纷中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话别。　

谁也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只猜得出是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那天我喝醉了。在醉意朦胧中，我的眼含着泪花，心里在默默地说：别了，朋友们，别了，北京。

最后，我前往深圳，去到我爸爸、妈妈、外婆、丹丹，我全部的亲人所在的地方。　

“穴头”们，“穴友”们知道我即将出国，都自费赶到蛇口来为我送行。　

本是来自四面八方，为挣钱这个目标走到一起，可现在经历了共同的暴风骤雨，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还有姜文，还有“滴滴”，我最心爱的小狗也代表“熊仔”和“点点”到了蛇口与我告别。　

父母亲知道我要出国，什么也没有说。相反，他们默默地点头，并且叮嘱我千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