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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与不平。也不敢与人多说话，只怕一触动伤心事便会当众“泪飞顿作倾盆雨”。
几年以后偶尔一次翻看过去的报刊杂志，突然看到一张我在那届“百花奖”为大家表演打扬琴的照片，还有慰问部队战士与陈强一起表演《瞧这一家子》张岚打电话片断的照片，真为我当时的毅力感到吃惊，没想到我处在如此巨大的失望之中还能有头脑清醒的余地策划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还能演奏那速度节奏极快难度又高的扬琴独奏曲《欢乐的草原》！
我有没有打错许多音符？只有天晓得。
奋发图强，“愤”发图强。自那以后，我拍每一部影片都为创作精品而拍，都为显示我的实力而拍，内心深处希望人们能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扪心自问，其实只是为了得奖而拍。这个角色没有得奖，换一种角色来演，这种类型、风格的影片拍过了，就换不同类型、风格的影片去拍。反正一年里接的剧本多得很，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三十个剧本在等我去演。挑选的余地大着哩。
一个、两个……几个角色过去了；一部、两部……好几部影片拍完了；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子又是几个年头了。……
我没有得奖。我一直得不到奖。
后来，“金鸡奖”诞生了。我还是没有得奖。
李秀明、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斯琴高娃、潘虹、李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都“轮流坐庄”，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奖项，而我却总是与奖无缘。
虽然每一次民意测验我都是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可是，却总是与“百花奖”、“金鸡奖”失之交臂。
差不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神秘的大佛》虽然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武打片票房为全国第一，可是不能参加评奖；《原野》没有获得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自然不能参加评奖；《潜网》由于描写多角恋爱引起争论也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是与香港合拍片也不参加评奖；我独立制片并主演主唱的电影《无情的情人》由于牵涉到某些民俗风情问题被停映，当然也不可能参加评奖……
不能参加评奖肯定就得不了奖。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影片的拍摄和自己的表演上越来越严格，同时我也越来越失望了。
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人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恰符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个性？
同时我也心惊胆颤地看到许多得奖的明星和没有得奖的明星开始殒落或是已经殒落了！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开朵便永远失去了发挥自己的天地了！
人们不允许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这些前车之鉴使我开始考虑我的人生设计。
我甚至感谢并且开始庆幸当年我没有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了。正因为如此使我清醒，使我没有昏昏然；正因为如此使我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从而没有背上成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不停地变换形象，从一类角色跳到另一类角色；正因为如此使我保持了观众，使人们认为我的努力及才华超过我的所得，产生不平心理从而认为那些得奖的演员们不如我……
我的影响渗透了全中国。虽然我从没有得过奖，可我上台为得奖的演员颁奖，在观众心目中，我是无冕皇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电影》破天荒发行专辑讨论“刘晓庆现象”。
我开始仔细分析许多明星转瞬即逝的原因，并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仔细观看明星们的作品及他（她）们的做事为人，一点一滴地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想起了《大众电影》。又是《大众电影》！
不久前，《大众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举办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刘晓庆现象”。编辑部去了工厂，去了大学，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可是我对这种千载难逢的特别待遇竟不以为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央领导人再不就是去世的老艺术家在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一百周年诞辰什么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享受到这份殊荣！
恩将仇报，我跳起脚与老崔大吵了一顿。《大众电影》编辑部有一位编辑平日与我相熟，我打电话去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恩”，本来一直不能得奖就是我的心病，现在他们又来集体扼杀一个天才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在关于“刘晓庆现象”的讨论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本人的色彩、个性比对我的表演更感兴趣。那位编辑作为相熟的哥们，居然也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肯定这种说法，简直岂有此理。更有甚者，一位叫王××的文章对我大加攻击，把我批驳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位女士写了几句话使我略微感到有些欣慰，好像她是姓邱，文章大意是说：“晓庆，我的孩子，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然这篇小文章于事无补。我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的表演而痛心疾首。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以我的个性、思想、观点、行为，再加上我的电影、我的企业、我的书、我的演唱会、我的音乐夯不郎混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现时代地位的时候，“刘晓庆”三个字的含义也就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肉体、灵魂的本身。
而当年的那本《大众电影》正是对后来几足鼎立的自己的启蒙和提醒。
我的人生就像是打台球。而我是一个球艺不高的球员。我的全部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道理。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本来我想打这只球，吃不下睡不着去研究打它的战术，眯缝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全力以赴打出一球，结果球根本没有朝我希望的道路前进，它横冲直撞自由散漫地去了另一个地方，把别的我从未想过的球打进了洞里。而我还是得了分。尽管不是我事先安排好的结果，但我仍然是赢家，常常是那个别的球得分反而比我预想的高。
突然我的后脊梁出了一背的冷汗。我一着急后背就会出汗。我好比一头黄牛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脚底下遍是坑坑洼洼，想绕开就是绕不开，只能一边踏着泥泞向前，一边怨天尤人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平，等以为快到目的地了站起身来喘口气，结果发现只有这条艰难曲折的小径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己已站在比目的地更远的地方。
我越想越后怕。假如当时第三届“百花奖”我同时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配角奖”，我是否能经受得起成功的考验呢？我是否能承受得起众望所归，满足人们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呢？人们也会由于我一下得奖太多而失去对我的新鲜感而将希望与同情寄到别的演员身上，我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扭转这种历史潮流，于是我年纪轻轻还没有反应过来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观众也就看不到我演的花金子、胡玉音、慈禧太后、春桃等形象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今天了。
我的历史证明，许多事都被我歪打正着。因为要辩诬而写了《我的路》，结果引起全国大小报纸的批判却被人们大加赞扬并因此加入了作家协会；我与丈夫离婚自己痛苦万分却闹了一个举国上下的大新闻；《原野》影片虽然八年不能上映却该看的人都看过并且评价相当高……真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虽然歪打正着，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我的少女时代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上街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成天“之乎者也”，崇拜孔老二，时常因为自己姓“冉”而自诩是孔子第四十几位得意门生冉什么的后代。他是成都体育学院保健系的教授，在体育学院工作多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突然问妈妈：“怎么那些跑步的学生鞋子上有钉子呢？”“书呆子”的父亲居然连钉鞋也不知道。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亲生父亲离了婚并且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儿女，于是我一个人成了单个分子。父亲姓冉，母亲姓刘，我和妹妹一人跟着母亲姓一人跟着父亲姓。
我们家里是典型的“严母慈父”。母亲性急，望女成龙，时常对我打骂，而我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脾气，每次与母亲吵架过后。决不会我先与她和好。记得一次母亲打得我鼻子出血，我就故意埋头对着地，眼看着血流了好大一片，母亲百般哄我才肯下台。
而我妹妹则与我大不相同。第一她挨打很少，因为她比我小，身体又比我不好，再者我的鬼点子总是比她多，更主要的是她比我会拐弯。如果她挨了打骂或是罚站，我们大可不必理她，让她站在那里好了。如果她站累了或是看见我们开始吃饭觉得饿了，就会突然干笑一声，把自己接下台后没事人似地解放手脚或是若无其事地坐到桌旁吃饭。我时常骂她是“软骨头”。后来看小说《红岩》，更是一边看一边对照她的表现，认定她一旦被特务抓去肯定要当“叛徒’。
我们姐妹俩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相似：长相、秉性、高矮、胖瘦，全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她羡慕我有灿烂的成就，我羡慕她那完整的生活。
妹妹父母双全，家实际是她的家，我其实是外来户。妹妹自己还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活泼聪明的儿子及能干并且热爱家庭有责任心的丈夫。他们的小单元融合在我们全家的大单元之中，与妹妹相比我所有的是残缺不全的人生。
我不仅是外来户并且没有老公也没有儿子。我们家就像是童话里写的那样：一群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带来一只大蛋，所有的鸭子都当成是自己的蛋拚命孵它，拚命养它，结果从壳里跳出来一只丑小鸭，最后成了一只天鹅，只不过天鹅没有飞走，它恋恋不舍心甘情愿成了这个鸭家庭的一员。
在申请入团的时候，班主任觉得我与父母、妹妹都长得不像，于是让我回去问个究竟，母亲怕我入不了团只好告诉了我还有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真相。当我听到此事时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像班主任所猜测的那样是大干部或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感到有些遗憾。
在此之后家庭的航线仍然如常进行。全家都知道这件事并且也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有时还议论，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亲情。我明白“阶级情”绝对可以重于骨肉情就是从我与父亲这件事上深刻体会出来的。
父亲成天给我们讲成语故事，许多成语故事尤其是“二十四孝”影响了我一生。“卧冰求鱼”、“老菜子”等主人公成为我孝顺父母的楷模。孝顺、孝顺，不顺就不为孝。在我长大成人后，几乎从没有与父母红过脸、吵过架。在我心目中，父母永远是对的，在父母面前子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孝顺是无条件的。
我一直没有去国外工作或在外国定居，很大的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父母、外婆健在，我遵循一个信条：父母在，不远游。
小时候我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我是全家的阿姨。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我对他们的牵肠挂肚。
我的外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是她老人家把我带大。我们一家五口人是三世同堂。后来妹妹的孩子出生就变成了四世同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懂得尊重老人。孝顺父母，尊老爱幼是我的原则。
成都虽然处在天府之国四川盆地的中心，可是阴雨连绵、气候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屋里比屋外还冷。我小小年纪便会在临睡前为父母外婆灌好热水袋放在他们的被子里暖被窝，
每天在父母外婆午睡起来时一杯热茶送到他们的面前。每到星期天全家的衣服、被子都是我洗，只要我在老人身边就绝不会让他们干一点体力活。
妹妹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去法国念书，小侄子四十天就由专人陪同，一个小不点睡一张软卧到了北京。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大，好几次给他换尿片，他小鸡鸡一翘尿就洒到我的锛儿头上。
业余时间我就和他“打架”，他开枪我演死，只要他嘴里“叭”的一声我就变换各种姿势倒下，比我演电影还逼真。再不就是演习隐蔽，他从那个柜子后面钻进去，我从这间床下爬出来，匍伏前进、卧倒、剪铁丝网，嘴咬一下导火线扔手榴弹，从来不会忘了音响“轰”！
他不爱吃饭我就教他唱歌，他刚一张嘴我一勺饭就到了他的嘴里。在他的眼里，我是最漂亮的，只要电视机里出现一个美丽的女人大特写或是在杂志上看到一张动人的封面，他就会指着说：“姨妈。”
后来我有了条件把父母外婆都接到北京，外婆及侄子一老一小至少每个星期一次的“大扫除”是我的“包活”：洗头、洗澡、剪头发、剪手指甲、剪脚趾甲，忙忙碌碌，并且以此为乐。我的亲人们因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弄潮儿”而遭受了许多动荡，当然这是后话。直到现在我仍然和父母、妹妹妹夫、小侄子住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式大家庭。我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家庭生活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们全体都崇仰这句话：“家庭幸福是最大的财富。”
“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