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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我一码，我会感激涕零。不过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会不会再也没有我说话的那一天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朋友，就告诉小吕和杨吧。让他们在我死后把我的冤案写一本书让世人知道实情。他们最了解情况。这样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我马上去和他们交待。需不需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呢？我这样开头……
啊！不行，我得先去算帐。“穴头”们肯定都来了。我不能死。我不要死。我要站起来运用我全部的力量与智慧，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站起来。走出去。我上了车。我到了开会的地点。
关键的一仗
“穴头”们都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庄严，有一种悲壮的意味。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抽烟。哈！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临危不惧了。也许已经够惨的了，再惨下去余地也不大了，物极必反吧。
想起上次与陈国军谈话，他在面前暴跳如雷，要是在过去我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在那天我一直盯着他在想别的事，就当他是在唱歌，只不过唱歌的声音大了一些、激昂了一些。他后面正好有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一直没有关，变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放一部卡通片，好像是谁去推探险，那些卡通全是由线条画成，像小时候我看的上影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其中有一个卡通两只脚是两条线。一走快了两条线来回乱动，好玩死了。我居然“噗嗤”笑出声来。好啊！我已经具备一定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才能了！
既然“拿得起”今天就先“拿起”。我们开始算帐。屋子里又慢慢烟雾缭绕。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算，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是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偷税”的事。人生是多么千姿百态啊。
今天是关键的一仗。不算出来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不能去见记者，蒋律师不能给税务局写“反诉”。税务局可以不讲理由，我不能没有理由。要有证据，有理、有利、有节。
查完了。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续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开不得玩笑。人命关天。
又查了三遍。我又跟着亲自对了一遍。情况还好，没有大问题。从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参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场，共收入五万一千三百元，交税二万二千一百十一元。差不多都有纳税记录。只有几个地方没有税票，但有证明信委托当地演出公司代扣代交，我们没有责任。可能漏税指的是这些，可以跟税务局讲清楚并出示证明信，另外赶快去补交说不定也来得及，反正钱也不多。其实税务局应该去找演出公司，是他们违法。算了算了。我们讲清楚交了也就行了。去财免灾。这些事也就别较真了。
那么，偷税的十八万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十六万、十九万或是其他数字？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再查再看。主要是看有没有演出收入的钱去了别处。并且要和我有关。
查了好久。有许多是给演员的单位交劳务费的。劳务费！我眼睛一亮。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西太后》组曾有过一笔交到组里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帐的。多少钱？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百分之六十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算。算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十八万！在这里了！肯定是这一笔！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天翻地覆。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看你忙，事情都那么麻烦，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是淮去谈的？“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穴头”L。是谁收的钱呢？制片主任。李翰祥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知道。就是给他的赔偿费嘛。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出气。我们还没有发票。不能证明。况且能不能说服税务局我没有把握，得找到李翰祥。可是又到哪里去找他呢？找到后他肯不肯给我们证明呢？在这样浩荡的一场税务运动中？恐怕谁也不愿意沾边，去惹是生非吧？
不管结果如何首先一定要找到他。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不来得及呢？先把他找到，并且假设他会给我们正式发票，然后拿着发票去税务局，再与税务局交涉……这一切都得在我判刑之前做完。判刑？不得了不得了。还没给税务局写我的反诉呢，呵，对了对了。蒋律师好像已代表我写过了，听说好像无效。税务局根本不承认。是无效。我研究了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被处罚者要先交完税及罚款才有资格提出反诉。我交不起钱也就没有交钱，所以表示反对也没有用。要交得起钱还闹这么麻烦的一场官司？废话。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跟《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不然就来不及了。再不然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朋友说她已与赵志文联系上了。我说谁？你与谁联系上了？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见不着我你不想我啊？不然你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朋友笑了半天说在哪儿见？我说你不是开饭店吗？去你的饭店好了。朋友说你出钱吗，你有钱吗？我说有。这个钱就是卖了我的奖杯也要拿出来。朋友说你等一下。等我的电话。我说哎。我等着。
“穴头”们都看着我。我得安排工作。首先我们得对好口径。不要谁说错了捅娄子。现在税务局等着抓我们的尾巴，出一点小问题被人拿住就可以变成整我们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教训还少啊？进监狱我一个人去。大家都去就太惨了。吩咐一个“穴头”记录，然后我开始说。
这二十八万五千元是给《西太后》组的赔偿费。为什么叫赔偿费？是因为影片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一合同，李导演坚决不放，说是我如果去“走穴”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给予赔偿。一共七个月，赔偿费二十八万五千元。谁去谈的？×××。跟谁谈的？×××。怎么谈的？××××××……
全记下来了。我再重复一遍。再核对一遍。发给大家每人抄一份。抄好后再核对。然后排练。我演税务局。“穴头”们演“穴头”。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穴头”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答，答得不对大家一起严厉加以纠正，每个人轮流过关。有一个“穴头”记忆力特差，每句答话都有一两个字错误，刚开始有了错误我给他纠正，背了好几遍他都背不上来，所有人都急得要命，全体冲着他怒吼，吓得他冷汗长流。那情景特像我平日拍电影或是演话剧，可是比拍电影演话剧认真、严肃、紧张一万倍，所有参加排练者都那么真挚，那么进入角色，在和平时期绝对可以堪称文艺界的楷模。
每个人都过了一遍，成绩有好有坏。我没有台词背，一直在担任考官。时不时从我演的税务局角色里跳出来向他们犯的错误咆哮，咆哮了半天嗓子都冒烟了，看到他们瞠目结舌又一阵心疼。他们到这里千里迢迢是为什么？为了谁？还不都是为我。当然我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可我是主犯。我是长城。长城一垮，大家都跑不了。不过又谁知道？也许税务局查的就是我一个人。只要把我弄出来别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反正税务局向他们一再重申的就是这个政策。只不过大家都吓怕了，唯恐税务局是“引蛇出洞”，到时候交代完了才一网打尽，不敢轻易相信就是了。
我把“剧本”就是那些要背诵的要点，每人发了一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熟记在胸中，还不能太熟练，不能像背台词，可以加一些水话，不要千篇一律，只要主要环节不错就行。我在那些关键的“台词”下面打上红杠，这些是绝不能错的地方。要紧的是在背熟之后这份记录要销毁，最好是烧成灰烬不留痕迹。紧要关头可以学革命志士放在口中嚼烂，不过那样税务局就发觉了，这个方法不好，不可取，还是背好后立即烧掉的好。切记切记。
正在忙乱之中电话铃响。我回头。大家也都回头。是不是朋友告诉那位记者约会的事？接电话的“穴队”队员说不是，是别人打来的。楼下邻居说楼上厨房漏水，要她下去看一下。
接着我赶快分配任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李翰祥。每个人都要去打听，尽快给我回话。散会。
“穴头”们得了指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发愣。
我干什么？好像有无数的事情要干，理不出头绪。
对了！见记者。怎么还没有电话来？现在还没有消息情况好像不大妙。从凳子上弹起来，“咚”的一下坐在电话机前拚命拨电话，趁着急越出错，电话老拨不对。最后耐着性子一下一下慢速度拨，这才把电话要通。要通后那边又去找人，好久好久才听见脚步声从远到近直到响起朋友那沙哑的平时我们讥讽她富有“磁性”的声音。
她告诉我已同赵志文联系上了。晚上他本来有事，朋友让他推一推，他现在正在推，不知推不推得掉她正在等电话。
我跺着脚说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推掉嘛！她说我哪做得了别人的主啊！停了一下我说，我马上过来。
坐上车就往朋友的饭店开。心里想，要是赵志文今晚没空，我就去他家门前等他，就像我的那些影迷一样。总之今天一定要见到他。想不到堂堂的“中国影后”在人们称之为“刘晓庆天下”的时代，体会到做一个影迷的心情，过去我总是烦那些影迷，甚至讨厌他们，嫌他们打扰了我的清静，要是这次能活着出来，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大家。
谁知道这次逃不逃得脱啊！听说是大案要案，税务局去了全国各地我们演出过的所有地方，把情况查了一个底儿掉。千万不能上报纸。得给大家都留点面子。如果报纸一登，税务局将在那儿一口咬定我偷税，就彻底完蛋。
关键是今晚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要由浅入深，从里到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自己。太复杂太冗长了，他会烦吧？还是开门见山先讲证据。糟糕！我没有证据。只有凭嘴说。得先默念一遍。
靠在椅背上我开始在心里“演习”。我设计好进门的表情，坐下来的态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高亢，说到哪句话时要停顿，要运用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理论，叫做什么“名角的停顿”，说哪句话时要硬咽难言，另外千万别忘了掉眼泪。在什么时候掉，掉几滴全都要把它想好。掉了眼泪以后要把头往上一扬，再转换表情，说下一个段落。要是到时候眼泪掉不出来怎么办？不会吧？我有技巧，并且可以事先积累。
我告诫自己，假设赵志文态度不好也要忍住，绝对不能恼羞成怒。要知道我已是介乎于明星与囚犯之间。到监狱只差一步路，脸皮要厚一些。到哪个山唱哪个歌，此一时彼一时，要学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小不忍必乱大谋。
车快到了。抓紧时间把表演设计的要点再重复一遍。又忘得差不多了。这段时间刺激太猛烈，脑子不大好使了。我不会得“少年痴呆”症吧？
车“嘎吱”一下停住。朋友站在车头前。风风火火打开车门就告诉我，赵志文已经来了，在楼上。他离这儿近，晚上推不掉，先见了我再走。
三步两步跨上台阶，朋友拉住我说别疯叉文的，给人印象不好。我赶快听话，慢悠悠假装淑女。心里急多跨了几步，也没问在哪个小房间就一把掀开了面前的门帘。里面一桌人全都回头，惊愕地张大了嘴，几个人一起叫“刘晓庆”，我赶快把帘子一放又去掀第二个门帘，朋友才拉住我说跟我来，别像一只无头苍蝇。
过了一道门，再过一道门，终于到达其中一个门前。这一次是由朋友打起帘子，一眼我就看见一个人坐着的背影。那个背影站起来，转过身。只听见朋友在说：“这是赵志文。”“这是……”
一股热气冲向我的喉咙，所有声音都远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只勉强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心里说不能哭不能哭，这不是设计方案。千万要忍住，不要功亏一篑。
我转身走向座位，一边走一边拚命倒气，倒得差不多了再坐下来，转过身时已是笑眼盈盈。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志文比我想象的要和蔼得多。我事先做过的计划、想好的台词全部无影无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来着？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直咽唾沫。
朋友打破了僵局。她胡说八道把税务局一通乱骂。骂了没有几句触动了我的肝火，我不由自主开始帮腔，越说越来气，越说越激昂，我爪子伸了出来，牙齿露了出来，全部恢复了本来面目。
我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头到尾把想得到的都说了一遍。我怎么去演出，怎么第一次上税，怎么有了教训后再也不敢偷税，怎么来的十八万，税务局怎么裁定，这是“文革”以来最大的冤案，等等等等。
突然想起我忘了掉眼泪。哎呀！真糟糕。可是在这个时候掉已经来不及了。再说情绪也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再绕回去。情况和我事先想好的全不一样。再说现在气得眼睛干干的，要掉也掉不出眼泪来。本来想演一个弱者，可是现在事与愿违。怎么办？我赶紧观察赵志文。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泼妇，更讨厌我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在那一大，他开始帮助我。他和他的一伙北京的记者朋友一起，为我的税案起了重大作用。
带着保镖拍摄《红楼梦》
《红楼梦》摄制组又在找我。
他们肯定在找我，我把这事差点都给忘了。
蒋律师已出发去青岛与税务局交涉，我仍然成天在为税的事奔波。
赵志文又介绍了许多记者朋友给我。其中最了解情况的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杨洁。在杨洁的帮助下我又去找了《经济日报》的主编范静宜，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香港的债务和楼花我根本不能管它。
曾有过海外的追求者，知道我在为税苦恼，多次提出可以为我办出国留学；躲开这是非之地，被我一再拒绝了。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出国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