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了通知不写明证据？为什么加上罚款要三十六万那么多？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做不到还要通知我一个星期到青岛税务局去交？为什么明知道我交不出就是交得出罚以巨款未免太不近人情却要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负什么责？我负得了责吗？是不是要我进监狱？我为国家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拍了三十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为国家挣钱，有的影片还不止一亿，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的报酬，难道这一次就不能原谅吗？
偷税？过去有税吗？有税法吗？我们懂得偷税吗？不知道有税怎么会偷税？为什么没有问过我还没有见到过当事人就判定我偷税还要罚款？是不是觉得我名气大一定挣钱多，挣钱多一定偷税多，关在办公室把我假想成头号偷税分子，想当然办事认定我是坏蛋后，才追根寻源找证据证明我确实环，好向上级邀功抱个大金娃娃？要是我不是大金娃娃而是大泥娃娃，再不就是小水娃娃怎么办？那时候你们怎么下合呢？
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愤怒，恨不得把那张通知书撕了。青岛税务局，哼，八杆子打不着我的地方。
大伙儿跟着我一通乱骂。把想得出的字眼找得到的词全骂完了，也累了，七歪八竖靠在屋里各处像鱼一样哈气。
慢慢地大家都告辞走了。
我的头脑不能停歇。现在它特别活跃。骂不管用，要解决问题。这事肯定要登报纸。那还得了？绝对不能登报纸。这事可不同于离婚当第三者或是生活作风问题还可以归于个人问题得到原谅，你挣钱还偷税全世界都不会原谅你！在中国更是臭不可闻。
越想越怕越觉得后果严重，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原来这税的事比陈国军的围追堵截性质上要可怕得多，凶险得多。离婚是与老百姓作斗争，偷税漏税是与国家在抗衡。古往今来，冤假错案还少吗？
我感觉我面临的是一场浩劫。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又一次运动。不同的是，过去搞运动是我革别人的命，是革命的动力，这次运动我是对象，是革我的命。而且在风口浪尖上首当其冲。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就像是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向前航行的巨轮，每当巨轮在飞速前进的时候都会在船尾或是船的两旁掀起一阵阵的浪花，有时候浪花相当剧烈，在这些浪花中总是翻飞起无数条小鱼，它们肚子朝天湖乱翻滚，一条条卷进巨轮的螺旋桨中，被斩得粉身碎刺。可是螺旋桨担负着推动巨轮前进的重任，并且巨轮也绝不会由于这些小生命而停止前进。
小鱼虽然小，它也有它的一生。既然是小鱼不是巨轮，就得想办法自己保护自己，不要游向那条巨轮。不要靠近它。假如一旦靠近尽量不要被翻飞在浪花中卷进螺旋桨里，或是已翻飞在浪花中千万别卷进去，要想办法跳出来。
我是一条小鱼。可是我已经靠近了巨轮并且还翻飞进了浪花中。我会不会卷进去？我能不能跳出来？要知道我是一条好鱼。我从没有做过坏事。我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吃那些鱼草，由于我有能力多吃了一点并且存了一些。如果不应该存那就交出来好了。不要先认定我是坏蛋。不要先把我弄死。给我时间让我表白。过去我已经弄了好多吃食给别的鱼们。把我留着立功赎罪再做些新的好的事。
可是浪花是不会听这条小鱼的呼声的。小鱼只有自己跳出来。小鱼也只能自己跳出来。想办法自己救自己。
我继续我开始冷静但更加紧张的思考。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使我逐渐没有了眼泪。因为我早已明白那些眼泪一点作用都不起。假设人们爱你，不愿意也不忍心看你哭，假设有人恨你，要的就是你的眼泪！掉眼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只会使那些害你的人得到胜利，得到满足。
情况已十分严峻。首先我交不起钱。别说三十六万，三百六十块钱我都没有。花钱买平安这一条路已经完全堵死。再说眼下这形势，花钱也买不了平安。可以说花了钱更不平安。就算是我再借钱并且借到钱再掏了钱给税务局，那税务局是立了天字第一号的头功，举国上下的报纸会登个不停！我也就板上钉钉成了当然的并且自己认罪服法的全国头号大偷税犯，或是大漏税犯，不，当然是大偷税犯，刚才那位“穴头”说的偷税比漏税严重。那我的后半生也就全完了。
但我其实不是。我是冤枉的。这口冤枉气我怎么能咽得下去？不活活气死才怪。气死了也是活该，畏罪而死罪有应得。没有人同情你。死后连墓碑都不敢立，免得后人像对奸臣秦桧那样指指点点，戳我的脊梁骨，当然是戳我的灵魂的脊梁骨，我早化成水了。
再不就不交？不交也不行。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好像听说不交税要进监狱。进监狱可不行。等出了监狱就老了。拍不成电影了。
得买本税法。好好研究学习、弄懂这突然长出来的法律。我们没一个明白人。什么都是“好像”、“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我还有一条生路呢。我不信我没有挣钱会偷那么多税，这么大的冤枉没有地方去讲理。
要请一个律师。要请一个棒的、顶呱呱的、同情我的、有正义感的律师，他懂法律。我自己也没有时间。看来与税务局的官司（我感觉要发生一场官司）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我自己也得腾出时间来。像我目前这样马不停蹄地拍戏，恐怕戏没有拍完我就进监狱了。还有许多剧本在找我。现在我当然是正在拍戏没有空档，假如手上这几部戏拍完了我不接新戏导演们就会有怨言，认为我架子大，看不起他们。而且手上这部戏也到了尾声。就是没有导演找我北影也会给我分配戏演，我得停止拍摄。除了《红楼梦》以外，不再接新戏了。怎么才能停拍呢？干脆息影算了。这是一个问题，再想再想。要好好想。
得马上去小吕和杨那里。马上！要把通知给他们看。和他们商量这件事。他们是我目前唯一肯帮忙又帮得上忙的朋友。走！小李！我站起身。
小李正在喝茶。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跟我走。他真是我的好朋友。太够哥们了。这段时间他看尽了我的沧桑，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也从没有对他言谢过。我没有心思，光忙自己的事了。
我对律师说：我没有偷税
心急火燎到了吕家。
吕和杨都在。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坐下来他们忙着给我倒水，我说不倒不倒，有紧急情况。
他们说还是喝口水再慢慢说，不着急不着急。近日他们为了我的事总是一惊一乍的，我这种模样已司空见惯了。
我没有听他们的，掏出那张通知书就往小倡的怀里一塞，看着他们俩一字一句地念，我直咽口水。
都觉得此事严重。吕和杨看完后几分钟都没说话，我煎熬死了。
眼巴巴望着他们，说不出的心焦。小吕说话了。“毛阿敏的事你知道了吧？”“不知道。”我摇摇头，“什么事？”我一边问一边心里想这时候还管别人的事，这个小吕也真是的。
杨转身走了。须臾拿了张报纸来，报纸上赫然印着毛阿敏的大照片，一晃眼先看到一个“税”字，抓过报纸赶快往下看。原来是毛阿敏未上税的事被人揭发，原原本本登在报纸上。最主要的是毛阿敏开始不承认，现在已供认不讳，到税务局去交了税款，成了当天的头条轰动大新闻。
一时间我简直没弄明白。怎么突然出来了毛阿敏？不是在查我的税吗？怎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听说过？
小吕和杨说前几天报纸就有了，你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我一想，啊！可不是嘛。我去苏州和陈国军打仗，又转战南北，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也没有电视，所以消息闭塞了。真是“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啊。看来这场税务运动还挺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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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因为毛阿敏被揪出来了而对我松些呢？不会吧？我自己也觉得不会。吕和杨都摇摇头。算了，不管她。还是先顾自己要紧。
我开始讲话。我把刚才骂过税务局的话以及这些那些，又重新骂了一遍，只不过情绪没有那么激烈却口气更恶毒。再把我后来想的一切方针思路源源本本讲了一个淋漓尽致。我着重报告了我想要做的事。他们都表示赞同。
先想一想找哪一位律师。我说小吕你来做好吧？麻烦你拜托你。小吕说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可是不行。他马上就要交回律师执照，帮忙可以，正式出面不行。我其实没弄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不能帮我了，于是赶快说，哦，那么请谁好呢？
小吕和杨商量起来。老张？不合适。小王？太年轻。我说太年轻了不好，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律师李？恐怕没有时间。我赶紧说没有时间能不能求他挤时间？他们没有理我，继续讨论。
天越来越黑，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我心里毛焦火辣，像猫爪子在挠。讨论还没有结果，杨起身说先下点面条，咬着嘴唇看着窗外我抖着两条腿心乱如麻。
突然听见厨房里传来几声惊呼。从沙发上跳起来，我箭一般冲进厨房。“我们想起了一个人！”杨说。“是小吕的同学，蒋京川！他挺合适的。”杨接着说。一下子背靠在门口差点顺着门滑下去，我还以为是煤气罐炸了哩。这年头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神经变得太脆弱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声音一大分贝一高，心就狂跳。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我急不可待地说。
“别着急别着急。先吃面先吃面。”小吕说，“我先联系一下。”
风卷残云。几下就把面条吃了个精光。小日是做菜能手，可是在那“战争”年代简直可惜了他的手艺，在和平时期我就从来不是美食家，在那些时间尤其是那一天，嘴里吃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半夜三更，我们到了蒋律师的门前。出于对小吕和杨的无限信任，现在我已对没有见过面的蒋律师寄予了巨大的希望。
进得门来，大家坐下。我、小吕和杨坐在门的方向，蒋律师坐在床上。现在我回忆那天蒋律师可能穿的是睡衣，外面披了个外套，但在当天晚上我只看见一个轮廓，那个轮廓由于背后有一盏灯环绕了一圈黄黄的暖暖的光。
我看不大清他的脸。不过脸在此时一点也不重要。
我开门见山把我的来意说了一遍。没有力气再重复骂一通税务局，就把今天接到通知的事说了一下。反正将来还有机会在蒋律师的面前骂。最后我总结性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没有偷税。”停了一下，为了更准确，我补充说：“我没有偷那么多的税。”
沉吟了一会儿，律师说：“你知道毛阿敏的事吗？”
我说：“知道。”律师大概是指毛阿敏开始不承认，后来又交代并缴了钱的事。他可能以为我说的没偷税也是同样的情况吧？
我没有办法让他在几分钟之内了解我，我只能简洁而坚毅地说：“我没有偷税，我也不是毛阿敏。”
我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什么。我也看不清，所以就更不记得他有什么表情，总而言之我知道他是要帮助我了。
这就足够足够了。
在回去的车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大家都累得够呛。可是吕、杨和我都不轻松。漫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路，到不到得了目的地。可是我只有奋起反抗，因为我没有偷税。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偷那么吓人的天文数字的税，虽然绝不敢说“必胜”，但我已是“哀兵”，因为我没有一分钱。
钱！我突然问小吕和杨：“请律师得花钱吧？”小吕说：“当然。律师事务所肯定要收钱。另外，去青岛，去各地调查、申诉的交通费、食宿费都得要钱。”我又一阵阵开始犯晕，想到自己囊空如洗，我可怜巴巴地问：“那……那得要……多……少……钱呢？”
小吕他们说不知道。未知数，看时间的长短及费事费神的大小来定。过去打官司是输的一家掏钱，现在我的事不存在输赢，何况也不是打的官司。
“那么我可不可以告他们呢？”我激烈地问，把“告”这个字说得很重。“不可能。”小吕说。最好最好的情形就是纠正裁定——就是那张税务局的通知，我现在知道在法律上叫裁定，不过这种纠正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还没有听说过国家机关纠正过裁定的。
“那我也不能交钱，我也交不起钱啊！”我叫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要是我交得起钱，我有钱，也许再去招惹是非的心劲就不这么大了。他们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啊！这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呢。
没有退路。事情一开始就没有退路了。只有向前进浴血奋战，或许能杀出重围有一线生机。
又去小吕家。盘算我的钱包。我没有钱包。根本没有什么盘算的。要盘算的是我那在仓皇出逃之日扔在家里的“走穴”现金和我过去多年积累准备要还债（这件事小吕他们都不知道）的存折。
这些东西都在陈国军那里。有些钱是税法公布以前挣的，不属于上税的范畴，可以用来打官司。可是现在肯定拿不出来。借钱？根本没有人有那么多钱。我被问到那些存折是谁的名字？我说都是我妹妹、我妈妈，还有丹丹什么的名字，好像有一张是我的名字。因为零存整取的定期存款要身份证，存钱时陈国军还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身份证，所有都用的别的名字，没有用他的名字，小吕问我有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有多少钱，每次回来就把钱一交，现在都是陈国军在管理。那么知道在什么银行吗？我摇摇头。我没有上过街，我从没有去过银行。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况且那些都是结婚以前存的钱，时间早了，是为了每个月取利息拿来家用的。后来挣的钱都是现金，再也没有存过。啊，有了！“有了什么？”吕和杨一起问。
有了什么？我也忘了。别着急。等我慢慢想。最近受刺激太大脑子不好使，总是忘三忘四的。顺着思路倒回去。哦，对了。会不会我大表嫂那里有一个存折的号码清单呢？好像是有。记得我过去曾让大表嫂——我在北京唯一的一个大表哥大表嫂替我存钱，大表嫂看我昏头昏脑的老是建议我把存折的号码、银行名称写一个清单，这样万一丢了可以挂失，在银行凭身份证就能把钱取出来。说过多少次后好像她帮我抄了一份放在她那里，不过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抄了清单，找不找得到，是不是在她手中。
马上查。要是有并且在她那里就好了。可是天还没有亮，天怎么老是这么黑黑的还不赶快亮？
只有回到住处。一夜尽做恶梦。在梦里总是狼狈逃窜，被人追得到处跑。跑来跑去跑也跑不动，突然间来到悬崖上。追我的人越逼越紧、越走越近，心一横眼一闭向崖下一跳，浑身大汗淋漓我就醒了。
时钟已过了八点。马上抓起电话找到大表嫂，什么事也没说，问她有没有个笔记本上面记着银行地址和存折号？她说有！我赶快问她还在不在？她说好像在，让我电话别挂她去看一下。过了十年那么久终于又听到她的声音，她说找到了。
长长地，我吁了一口气，我好比是作战之前的战士。终于有了弹药了。可是弹药还在弹药库里，得把它取出来。还得赶快！
又打电话。当然是打给吕和杨。他们告诉我已打听清楚了，〖JP2〗最好是先取我自己名字的那一张，去银行恐怕得我亲自去不可，还得带我的身份证，蒋律师要陪我去。说不定还需要作法律证明。〖JP〗
戴着帽子捂着嘴脸，我和蒋律师到了银行。还好。银行还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熙熙攘攘。走到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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