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不会再有幸福了。一个心灵上有这么沉重负荷的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一想起陈国军就心绞痛。当然我要离婚。这是肯定的。可是我还是心绞痛。
律师和我谈话，我请求律师能不能不说对方的不好，另编一个理由去离婚？律师说不行。你必须说实话。于是我只好说“实话”。当然是一部分实话。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对不起，陈国军。我只是要离婚。
然后起草起诉书。是我告他。是我要离婚。其中有一段要我自己写。我开始写。写起来缓慢但是无力。唉！要是平平和和地离婚该有多好啊！
律师走了。说好我写完后通知他们，然后寄出。
大厅里空空的。呵，我才看清确实是一个大厅。我住在半片别墅里，厅大房间小，有朋友管吃住。尽管没有钱。这一点比上次离婚强多了。我坐在厅的中间，抬头一望，那高高的屋顶像宇宙的苍穹。想到如果架一个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此情此景太像我看过的许多电影中描写的悲伤、孤独的镜头。我突然明白了，毛主席说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多么准确。
眺望窗外，在勾花的窗纱那边是忙碌的人群。天照样蓝，草照样绿，谁也没有理会我这个渺小的人正在进行好像天都要塌了的离婚。啊！好久都没有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舒心地走过了！
还是那年和陈国军……又是陈国军。哦，这几天他怎么活得成呢？又开始揪心裂肺。五脏六腑都疼死了。
没有人在旁边。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安慰他，抚慰他。不能让他太伤心。
“喂？”刚喂了一声，就哽咽难言。没有出息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奔涌出来。
“哥们。”是陈国军的声音。他开始说话。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讲过去细细的一切，讲在长影拍戏，讲《无情的情人》，在电话里小声给我唱歌，唱《大坂城的姑娘》，唱《无情的情人》的主题歌……
我的脸上沧海横流。那海水不停地淌到衣服上，我听到它们滴落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我请求他能协议离婚。离——婚——吧，我说。
他告诉我，香港的记者正在访问他。是他在香港的妹妹联络的，他在等待我的觉醒。他并不想毁我。只要回来什么都好说。不然他会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报复。
他的声音仍然轻柔。恐怖一阵阵向我袭来。电话里又在开始回忆，我的面前出现他各种各样的脸，所有的一切都在闪动，半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有一只手伸进我的肚子里搅动，我的肠子拧成一团。从沙发上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滚动着，说不出话来。
勉强挂上电话，我蜷缩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挣扎，我的喉咙被一大堆东西堵住，发不出声音，我感觉我开始窒息，我可能要死了……
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地看着那光柱去捉那小小的灰尘玩，此时看见这片阳光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呵，对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要睡了。那就睡吧。太累太累了。
钥匙在响。有人走进来。管它呢。我什么都不怕了。有声音在叫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见了。是律师小吕和杨。他们拿着一份传真，先问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告诉我陈国军已委托人在香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和他离婚的事。他告诉报界我的父母把所有细软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突然离去，只给他剩下一条毛巾……我坐起来。
我怎么一下子不痛苦了？小吕再接着说我们的结婚证已登在报纸上，我看见了那张报纸的传真。上面除了结婚证外还写了许多本来没有的事。
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眼睛开始明亮了。我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晴朗，突然之间我感觉解脱了。我不再欠谁的了。
光着脚跳下床找来我写的那段起诉书。三个人鼻子碰鼻子开始研究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我人生新章节的引号打开了。
很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我开始同外界联络。几个摄制组找我拍戏找遍了天下。其间我又转移了几个地方。绝对不能让陈国军找到我。
我认真感受姜文。惊讶姜文居然能忍受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折磨。他这么包容我，真是惭愧得要命。
醒过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矛盾是一年一度的“百花奖”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要我去领奖这件事。鉴于上次佛山十大影视明星颁奖会的风波，我是绝对不敢再重蹈覆辙了。况且此次情况与上次又大不相同，尤其得知香港记者已云集深圳，要有什么丑闻发生岂不天下大乱，丢了我自己的脸面不说，也给中国大陆电影界抹黑。唾沫四溅地在电话里把这些理由重复了许多次，组委会也觉得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可是颁奖大会又不能没有最佳女演员。尤其是鉴于我在海外及深圳、广东一带的影响，当然要比获得其他奖项的那些歪瓜咧枣的男导演、男明星好得多。组委会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首先，通过北影找陈国军谈话。他现在是北影职工，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许在此期间去深圳。据说没有谈通。深圳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去。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计不成只有另想一计，着重研究组委会的防卫工作。
要给我单独找一个地方住，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尤其不能住在记者们找得到的范围，万一发生什么事不至于影响面太大。
下了飞机就专车接走，住地要严格保密，只能组委会几个人知道。
航班号也要保密。组委会的小李专门负责我安全的事。
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会场的入口。千万不能在会场闹起来。那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大丑闻。可是怎么控制得了呢？
加强保卫。这次大会请了一百多个保安队员和公安局的便衣。
要是陈国军有票进来了怎么办？发照片。陈国军的照片印它二三百张，每个大门收票处和警察保安一人一张，或是照片传阅让他们看过熟记其面孔，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严密监视，必要时清场。
组委会把战略方针讨论来讨论去，枪毙了无数不成熟不完善的计划，最后成活了这样的一套方案。
再想办法如何施加压力，软硬兼施把我弄出来。哄到飞机上前往深圳。知道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况且现在胆小如鼠，岂止胆小如鼠，简直是吓破了胆，得做深人细致的工作。
又请来北影厂长汪洋。汪洋也早已离休，现正任《红楼梦》巨片的总监制。知道我素来敬重他，听他的话，所以电影界一有大事就请他出马。到目前为止，凡是汪洋出马在我这里都是马到成功，命中率是百分之百。而他对电影界的事也从来是有求必应，当然他是最佳人选。
汪洋厂长又照例鞠躬尽力，每天打无数个电话给我，打得电话线都热了。每次他打电话来，我血泪申诉的理由他觉得有道理，然后打电话给组委会替我解释。组委会又对他做一通工作，他再转变立场打电话来说服我。如此三番五次，我心里想，哼，厂长，您总是帮人家来劝我，我总是听你的话出山，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了！
汪洋问我什么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于是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这个普希金童话。有一个渔夫打上来一条金鱼，金鱼突然流眼泪了。金鱼说渔夫伯伯您放了我吧，以后您要什么有什么。渔夫惊愕之余觉得这条小鱼实在可怜可爱，于是放了它。回去跟老婆一说，立即挨了老婆一通乱骂。问他为什么不当时要点东西来？去，要一间屋子。于是渔夫回到大海，喊金鱼，金鱼游过来问，伯伯您要什么？渔夫说要一间屋子。金鱼说您回去吧，现在您已经有屋子了。渔夫回家，远远地果然看见一间漂亮的大屋子，老婆住在里面。从此老婆总是让渔夫去要东西，渔夫也总是去向金鱼要，总是如愿以偿。后来老婆要金鱼去伺候她，渔夫被迫含泪跟金鱼一说，金鱼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所有豪华美丽的东西也全部都变回了它们原来的模样。
我说厂长，过去您说什么我听什么，绝对是有求必应，这次您不能让我拚着命听您的话去领奖吧？您不怕我也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啊？厂长大笑起来，又打电话给组委会，大约四十分钟后再打回来，详细叙述他们的作战方案。还专门找了个直线电话打，免得走漏了风声。在来回听了几遍后我终于说：行——吧。
同时，《红楼梦》剧组要拍内景，内景搭在北影厂内。由于《红楼梦》的总监制是汪洋，他们也在制定方针。新厂长宋崇不停地找陈国军谈话，要陈国军保证不影响摄制组的拍摄工作。陈国军向厂里保证拍摄时不来找我。组里还给我一辆专车，车让我自己去租，于是我请了我熟悉和信任的在《春桃》组就为我开车的司机小李。
千般计谋万般防范，我终于在深圳体育馆颁奖大会上粉墨登场。下飞机后坐上一辆专车开到一个秘密住处，接着又顺利地到达指定地方。大会一直得到报告：平安无事。
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我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那在八年前就该得到的电影《原野》女主角金子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个角色我已在法国电视台获得过最佳女演员奖。
八年前，我们拍摄了影片《原野》。这部影片在完成后成为国内及海外当时最轰动的大陆电影。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是中国大陆“文革”后第一部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电影。可是大陆的观众不知道这些。因为这部影片在出品的当年，就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发行。虽然不允许发行，可是“上座率”非常之高，录像带作为参考片组织内部观看，《原野》这部影片的影响遍布全国。
八年后，《原野》终于批准公映，“百花奖”选票纷纷投向我的名字。《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
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奖杯，他紧紧拥抱我表示祝贺，然后我缓步走到话筒前面。此刻站在台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高兴我又一次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静场片刻，我开口说。一阵掌声像海风刮过。
“我已经是第四次获得百花奖了。”我接着说。又是海风阵阵。
深圳的观众真是热情而又礼貌，我同时想。干咳一声，我大声说：“不过这个奖假如是八年前领到，我会更高兴。”说完鞠了一个躬，下台。暴风雨般的掌声骤起！
我的喉咙又被升起的一团东西塞住，眼泪又好像要掉出来。最近我动不动就来这一手，不会是得了喉癌吧？
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平安无事。接着去参加大会举办的酒会。
酒会的情况和我们预先想到的完全一样。刚进大门我就被香港记者及各地记者团团围住，我一边快步走，一边飞速回答问题。组委会全体上来维持秩序，问题太敏感尖锐，我就巧妙地绕过去，会场上就像是来了龙卷风，那情景令我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喧嚣声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离婚的问题。这正是香港报纸每天的新闻。对这种问题我当然总是听不见，或是听不清，或是听不懂广东国语，或是被人踩了脚没有听到。幸好大会事先安排好的作战方案里有一条去酒会见记者限定时间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被推推搡搡到了安全地带。我一边提高跟鞋，他们一边整领带拎衣服，大家盛赞这个作战方案的英明正确。
乱哄哄闹了一场，拿着奖杯我回到了北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我们都虚惊了一场，简直是杯弓蛇影。想起由于我一个人给大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对大会怀着深深的歉疚。
我总是歉疚，我得了歉疚病。
从女厕所狼狈出逃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
王熙风又重整旗鼓，去大观园里报到。
化装室里叽叽喳喳，夫人们、小姐们、老祖宗、老妈子、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迎春、惜春、探春，嘻嘻哈哈打成一片，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歌舞升平。
我用凤辣子的特有眼光凌厉一扫，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把心放到肚子里，抱着大家狂呼乱叫起来。
大观园是场地外景，搭在北影院内。怡红院、衡芜院、潇湘馆……一个个小院层峦叠蟑，既气派又雄伟。看样子大观园里的“姐们”都知道我的事，可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不说她们也不问。
好像从地下的囚室里出来放风，整整一天我都在现场撒欢。和大家胡侃神聊，拍摄现场里笑声阵阵。眼看着夕阳西斜，我的心开始沉重。一边拍戏一边往门外偷看，越来越心神不定。同时不停地安慰自己，别犯疑心病，上次领奖会自己那么紧张犹如惊弓之鸟，结果实在是多此一举。在这里可不能再“狼来了”。
突然间晃过一个身影，心里“咚”的一下赶快瞧：陈国军等在那里。我的妈呀！一下子我扑到地上，就像是炸弹刚开了花。一时间，丫环、婆子平素与我相好的演员们奔走相告，我蹲在那里半天出不得声。
卸掉钗环，脱下裙据，在“姐们”的陪同下壮着胆子走出摄影棚。我的车停在那里。司机小李点点头，手指指旁边。我顺着他的眼睛一看，陈国军抄着双手，站在车门前。
回头望望，汪洋厂长跟在我身后。平素说我总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不，狼真的来了。我打开门上车。陈国军关上门不许我上，快步统到另一车门一溜烟钻进车内，陈国军站到车头前。车开始发动，车轮空转，陈国军顶在前面，大有欧阳海视死如归的气概。汪洋厂长义不容辞前去劝解，陈国军将他推到一边。
人群越来越多；都在观看这场表演。新厂长宋崇闻讯赶来，新老两位厂长一起解决问题。表演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看得有滋有味。无奈何我开门走下车，像为了保护群众而从容走出行列的革命志士。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和你谈谈。”我说：“好，我们现在就谈吧。”他说：“不，我要单独跟你谈，我们回家谈。”“那我们在北影谈吧。”“不行。跟我回家。”“那不可能。”我坚决地说。
两位厂长又出来打圆场。劝来劝去从摄影棚里又拥出来几个《红楼梦》组的剧务，连哄带拖把陈国军推到一边。我跳上车跟小李说：“走！”车轮刚一转动，陈国军拚命挣脱大家又站到车前面，随着刺耳的一声刹车尖叫，我的头猛地撞到前面的椅子上，头昏眼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后新厂长来劝我，是否可以去他家谈。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只好下了车跟着厂长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去宋崇家。
宋崇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我们谈了些什么已记不清。印象中不外乎是回家不回家离婚不离婚的纠葛。此时的我，对婚姻已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动摇。谈话肯定是不果而终。因为太晚了，我只有在宋厂长处住宿。
一夜辗转难眠。我睡在他家的客厅。客厅的墙上有一只漂亮的时钟。我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那只美丽的时钟。那时钟不与我同样的心情，一直“滴滴哒哒”无忧无虑走个不停。这还不算，它每到一个小时大唱一支欢乐的歌曲，每到半个小时哼一首高兴的小调，气得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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