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 第13部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公安局的人也不在了。想必也已经走了，或是守在楼下也未可知？不管他在楼上或是楼下，我们已是犯人家属，先不考虑这个，立刻问情况。

妹妹说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地方，一进门就被隔离审问。她被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认识靖军的，靖军平日出不出门等等。妹妹回答说最讨厌的就是他怕冷，从不出门。问到最后公安局的人要她提高警惕，保护好姐姐，不要出其他的事。妹妹问是什么事？公安局说不能说，持枪潜逃的“二王”你知道吧？妹妹说知道。正好此时等到陈国军出来，他们一起就回来了。

陈国军和靖军则一进门便听见周围子弹上膛的声音。同样也开始单独审问。由于屁股上有屎陈国军顾左右而言他，前言不搭后语，公安局的人越看他越像坏人。还是后来陈国军自己定了定神，发现公安局其实对“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才开始正式地、老实地交待了本来的情况。

“那公安局知道你是长影的陈国军了？”我问他。

“全知道了，我一切都说了。不说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跺脚，“公安局把你从我家押出去，长影立刻就会知道，说不定公安局还会通知长影呢，这一下全都露馅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当劫枪犯同伙吧！”陈国军说。

正在纠缠不休，妹妹又在旁边哭起来了，我又赶紧去劝她，我简直是一支救火队。妹妹哭得很伤心。定神一想，可不是嘛，刚结婚就遇到这样的事，谁不心烦呢？万一靖军真是有事那怎么办？万一靖军有事妹妹又怀孕了怎么办？我都不敢往下想。

“不行就离婚算了。”只听陈国军说。

“狗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指责他，“是不是你离婚离上瘾了？一个人离婚还不够吗？靖军现在生死不明，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我像连珠炮似地把话一古脑地甩过去，新怨旧怨，长痛短痛一起发泄出来。

我们谁也没睡觉。有消息说，北影厂已闹翻天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刘晓庆的妹夫被抓起来了！”“听说是反革命！”更有甚者说：“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

又有人敲门。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是拿靖军的牙刷、换洗衣服之类，说今晚不能回来了，我冲着他们歇斯底里大喊一通，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茬，拿上东西，走了！

我赶快打发陈国军第二天一早就回东北。免得别人再发现他，事态又扩大。接着安排妹妹也赶快回成都去陪妈妈。母亲是最争强好胜的人，有这件事，在成都肯定会立即传遍，她老人家还活得了！

真是一场恶梦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可谓“孤灯挑尽未成眠”。

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整个春节都让这件事给糟踏了。天天去保卫科打听，说是靖军已押送回成都了。

想想妹妹，想想靖军，想想陈国军，想想自己，突然开始怀疑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来，像我这样等着别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陈国军究竟离不离得了婚？我是需要他还是爱他？我是不是一定跟他结婚呢？会不会到他离婚的那一天我已经老了，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突然之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这条路是走错了。原以为世界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扯蛋！根本谈不到。每个人都在管你，处处都是束缚，结婚只能靠“蒙”，好的坏的都得撞大运，撞到什么是什么。也许认命还好一些，不认命吧？就像我这样，弄个遍体鳞伤还没结果，就是有结果了也没劲了。

想到几年来自己过的寒冷孤独凄清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已到极限，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穿过人们的指指点点，走在北影厂内，我开始玩世不恭。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任，只企望任何人也别跟我太认真。

我开始与别的男性交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发现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维持会”。他们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得已的原因不能离婚或是不敢离婚，我对这个社会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的虚伪、肮脏感到厌恶。

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婚。你偷偷摸摸人们管不着，只要你离婚全体都要来制约你。

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感情不好，几十年来一直在打离婚，后来终于双方同意了，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妇联出来干涉，她们不同意。

还有好多两口子，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都要离婚，可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不给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最终也没有离成，痛苦一辈子。

我给陈国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他的真心，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难了，况且我们也不合适之类，让他别再来找我，千万别再离婚了，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把信发出去以后，就好像已经把陈国军这一页翻过去了，心里倒确实是轻松了好多。

接到信第二天陈国军就到了北京。我们又去约好的地点谈话，他表现得很平静。我把我的观点、想法全都谈了出来，我坚决地告诉他别再费劲了，尽管我们有过历尽坎坷现在仍然不失美好的过去。陈国军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男朋友？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而是我确实不算有男朋友，我根本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告诉他再惹别的风波。更主要的是，我不是为他和陈国军断绝来往的。

陈国军走了。眼看着他的身影一步步消失在视野之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是对他的平静我很惊讶。原本以为他会大闹一场，没想到如此顺利，那就好那就好。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晚上“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那天深夜，我和我的新男友正在屋里说话。突然听见门钥匙响，随着一只皮靴将二道门踢开，狂怒的陈国军拿着皮带走进了屋子。

我一生绝不能忘怀那令我丧魂失魄的一瞬，我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听到门钥匙的响声、踢门的声音，还有那惊天动地的皮带抽在桌上同时伴随的一声断喝：“起来！”

再不会有比那天更恐怖的夜晚了。陈国军一脚踢在新男友的额角，额角立刻肿了起来，紧接着他命令他爬出去，于是他当着我的面爬出门外。

陈国军的脸孔扭曲，没有丝毫的血色，从厨房搬来了煤气罐，放在我和他的中间。他用皮带指着我的脸声泪俱下地控诉我没有良心，背信弃义等等一系列的罪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反正他也不想活，不如跟我同归于尽……说完后他点着了火柴，开始打开煤气罐的开关……

突然之间我对生命有了无限的眷恋，想到自己这么成功这么年轻这么花容月貌就要死去是多么地遗憾，为一些谈情说爱的小事居然要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真不值得，在千万般的后悔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恳求他不要杀我，我错了。我跟你好。再也不变心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再不能记忆。我不能，也不愿意记忆。那是一个最恶的恶梦。在这场恶梦当中我心胆俱裂。只记得这场恶梦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度过我经历了些什么我绝不想说。只记得第二天晚上陈国军带我去了景山，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地方，他百般温存地把已没有丝毫力气的我背上山顶的一间小亭子，坐在亭子的栏杆上我对皎洁的月亮发了誓不变心后他原谅了我。

如同刚从杀场回来，我一直筛糠不止。我感谢他对我的谅解，想到他居然那么心宽证明他拥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同时我也再不需要陈国军对我说怎么爱我了，一个人能为你牺牲生命还能有什么怀疑？

当然我从心底也知道，除了陈国军以外我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我已明白生命原来竟是那样的脆弱。

不过我也不会有别的选择，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哩。

时间一天天过去，第四个年头又到来了。我的妹夫靖军在被抓走的第十五天平安回家，公安局登门口头道歉承认抓错了，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为了过春节找到那位在铁路局工作的劫枪犯的朋友给我往北京带蔬菜才惹出的这场风波。我要求带的“窝笋十五斤，豌豆角两斤”被怀疑是子弹两千发、枪十五支，为此调查了靖军好长时间。

幸亏这个案子很快破了，劫枪犯已经被捉拿归案，要是真凶继续在逃，靖军还不知道要关在里面多长时间？

当公安局口头道歉时靖军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不接受口头的道歉，要一份书面的通知。公安局说没有。他问这十几天怎么跟单位交待？公安局说算是出差好了。

靖军出来后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不知道怎么跟单位说。单位也没有催他。后来终于忍不住去单位报到，单位上居然放鞭炮向他表示欢迎，坚持了一段时间靖军调往深圳工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陈国军仍然在与单位组织上作殊死的斗争。


离婚“持久战”终告结束
单位组织对陈国军的调查日益抓紧，大有将他送上法庭之势。上级已完全停止了陈国军的工作，外边也没戏找他演。我四处为他奔波，但是一无所获。每天他的工作就是离婚。

在这种形势下拿陈国军的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每次开他的“斗争会”他都拿一个本子，大家一边说他一边作记录。长时期战火的考验他已变成了“沙场老将”，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我看过那些记录后怒火万丈，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我偏要和他好，看你们怎么样？

在此期间赵雅珉到北京找过我一次。我们之间令人惊讶地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觉得她实在是很漂亮，而且相当年轻。我们相互都坦诚，开门见山。“陈国军对我说过他很爱你。”赵雅珉说。避开她的问题，我问她：“是不是陈国军这个人很风流？”她说：“不。正因为他很正派，我才重视这个问题。”

赵雅珉在我那里住了两天。就是在那两天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性的伟大。“他们把陈国军整得太惨了。”她说。她还问到我会不会真心对陈国军好？她希望不要离婚。为了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得清楚我的苦衷。最后，我答应劝说陈国军回心转意，尽我的能力作工作。

赵雅珉走了之后，我立即坐下来给陈国军写信。我写了对赵雅珉的印象，我惊讶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会与她离婚。接下来我写到不过我认为闹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再回到赵雅珉身边整个事件会变成一个滑稽剧。社会怎么看你，赵雅珉怎么看你，你们双方又怎么消除得了我的痕迹？剧团把你弄得这么惨你又怎么能甘心？本来我想劝陈国军放弃离婚，不知怎么搞的话题又转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来。一边这样写信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赵雅珉，出尔反尔未免有些不大仗义。于是在信尾我反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可给赵雅珉看见，要立即销毁云云。

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