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天的常道。政权到了季氏那里，到鲁昭公时已经是第四代了。百姓不知道谁是国君，怎么能得到国家？因此，作为君者的要谨慎地对待权力和名位，不能随便拿来给人。”
刘向说：“做君王的没有不想安定的，可是常常有危险；没有谁不想生存，可是常常灭亡，这是丧失了驾御臣子的手段。做臣子的手握重权、把持国政，没有不为害君王的。从前晋国有韩、赵、魏、糙、中行及智氏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这些人常常负责国家大事，一代又一代地执掌大权。这种情况对君王来说可是常常有危险。到后来这些国家终于覆没：田氏取代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齐国的相国崔杆杀死了他的君王齐庄公光，卫国的大臣孙林父、宁殖赶走了他们的君王，幸币献公衍，杀死了他们的君王卫疡公剽，鲁国的大夫季孙氏懵用天下之乐，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僭用天子宗庙之祭礼，共同掌握着国家的朝政，终于赶走了他们的君王鲁昭公。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因为大臣的权力超过他们的君王，大臣背弃了人臣的道义造成的。”
范雎向秦昭王进言说；“夏、商、周三代所以亡国，是由于君王整天纵酒作乐、骑马驰骋，到各处打猎，不过问政事造成的。他授权给的那个人，妒忌贤才，控制下属，欺蒙君上，以达到他个人的私利，一点都不为君王打算，可是君王却不觉悟，因此就失去了他的国家。现在从最小的官爵算起，_直到各个大官，以及君王左右的内侍，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的心腹。看到君王在朝廷里孤立无援，臣暗自为君王害怕，恐怕千秋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人不再是君王的子孙呀！”
由此可见；做臣子的如果作威作福，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孔子说：“君王失去了权势，政权把持在大臣手里，是国家灭亡的征兆！”这些话太有道理了！
例6：汉孝文帝刘恒的时候，吴王的儿子入京，陪伴皇太子喝酒下棋，为棋路发生争执，吴太子态度不恭敬，皇太子就拿棋盘打吴太子，把吴太子打死了。
等到朝廷削除吴封地的文书到达，吴王就派中大夫应高去挑拨胶西王。没有用书信，只是口头说：“我们的吴王不才，他有旧日的担忧，不敢离开本国到外地去，因此派我来问候你。”胶西王说；“有何指教？”应高说：“现在皇上兴起于奸雄，却被奸臣所蒙蔽，好贪小便宜，听信谗言，擅自改变法令，侵夺诸侯的土地愈来愈多，诛杀处罚善良的人，越来越严重。俗语说：‘吃完了米糠，就会吃到米粒。’吴与胶西是有名的诸侯，同时被审察，恐怕不得安宁了。吴王有心病，不能上朝请安已二十多年，常担心被猜疑，不能陈说真相，即使负荆请罪还是害怕不被谅解。我听说大王你因为卖官爵的事而得罪朝廷，听说诸侯被削减土地，其罪还没有卖爵那么大，大王这次恐怕不仅仅是封地被削了。”胶西王说：“是有此事。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应高说：“憎恶相同的互相帮助，兴趣相同的互相挽留，情感相同的互相成全，欲望相同的互相趋赴，利益相同的互相死难。现在吴王自认为与大王有同样的忧患，希望抓住时机起事，牺牲身躯，为天下除去患害，可以吗？”胶西王惊骇地说：“我怎敢如此呢？现在皇上逼迫很急，只有去死，怎能不拥戴他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一直迷惑天子，侵夺诸侯的土地。蔽塞忠良进取之路，朝廷之臣都有痛恨之心，诸侯也都有背叛之意，事情已到了很危急的地步。流星出现，蝗虫不断地发生，这是万世一时的好机会，而且时世艰难正是圣人产生的原因。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名，在外追随大王车乘之后，横扫天下，所到之地则降，所往之地则克，天下的人没有敢不顺服的。大王若真能答应，那么吴王就率领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米粟，来抗拒汉兵。修治军队驻扎的房舍，以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到来，那么天下就可以统一，再由你们两君王来分割天下，不也是可以吗？”胶西说：“好。”于是七国诸侯起兵反叛，结果失败，被诛杀。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19）
太史公说：“汉兴盛以来，孝文皇帝广施恩德，天下太平。到了孝景皇刘启即位，不担心异姓诸侯反叛。然而晁错削夺同姓诸封地，使得七国起兵反叛，联合向西进攻朝廷。这是由于诸侯的势力强盛，而晁错又没采取逐步削减的办法。等到主父偃提出准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侯的建议，诸侯国的势力才日益削弱。所以，国家安危的关键，难道不在于谋略吗？”
十五、要有远见卓识
为恶或者行善，其反应和结果有时不会立即体现出来，而要等待逐渐的积累，方能慢慢显现。所以，为人做事要着眼于长远，不能只图眼前。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然会有善报。不积善就不能成名。
孟子说：“仁者战胜不仁者，就像水能灭火一样。但是如今的仁者就像用一杯水去熄灭一车干柴燃起的烈火。火不灭就说水不能战胜火，这和用一点仁爱之心去消除极端的不仁是同样的道理。又如，五谷的种子再好，假如没有成熟，那还不如稗的种子。所以，仁爱也在于是否成熟啊！”
尸子说：“吃饭是为了长胖，假如只吃一饱饭，就问别人胖了没有，大家就会嘲笑他。同样，治理天下这样的大事，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的，不能急躁，就像只吃了一顿饱饭就就不能问别人胖了没有一样。”
有书载：商纣王因是恶贯满盈了，所以上天授命周武王诛灭他。其余不顺天命的人，只看他罪恶的轻重如何。由此看来，没有被诛灭的人，只是罪恶未满而已。如果其中有人罪恶已深却并未遭灭亡，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而不知道改恶从善，最终一定会导致灭亡者一个接一个。
所以，罪恶和善德都在于积累。只不过罪恶积累多了会自取灭亡，善德积累多了会福泽后代。倘若为君者没有远见卓识，看到徐僵王讲仁义却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不值得依仗，看到古代承桑国国君讲文德而国家灭亡，就认为文德不值得提倡的话，那就像用一杯水救一车干柴烈火，吃一顿饱饭就问别人胖了没有一样，是既糊涂又可笑了。十六、爱 要 适 度
有些事情顺着行事却不合道义，有些人爱护他却反而害了他的，有自己遭到非议却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有的事有利于自己却有损于国家的。所以，初衷与结果，动机与结局往往相反。对有些人而言爱他恰是害了他，骂他反而成就了他，这就是人生的两极，是复杂而难测的。
刘梁说：“过去楚灵王骄奢淫逸，暴虐无度，可是在他死后，大臣还是按照灵王的意愿，把他埋葬在乾溪，并用两个女子殉葬。这是顺着君王行事反而违背道义的。国君的命令正确，臣子才服从，这叫做顺。而如今国君违背道义，臣下却服从他，并不是什么顺。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给子反筛酒喝，子反大醉，不能督军，致使楚军大败，楚王令子反自杀谢罪，这就是因为仆人爱他，反而害了他。
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官时，慎夫人和皇后曾经同席而坐。待到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安排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我听说尊卑有序，上下才和睦。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坐在一起的。如今你宠爱她，多赏赐她就行了。你认为让她与皇后同席是为她好，恰恰害了她。你没见过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被称作‘人豕’。”文帝听了后怕，这才不生气了。
所以，爱的不适当就是一种伤害，是自古就有的现象啊。
减武仲说：“盂孙指责我，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喜欢我，那是害人的病毒啊。病毒再厉害，良药和针石还能把我救活。”这就是批评他却对他有益的道理。
荀子说：“批评我而又批评得对的，是我的老师；称赞我，而又称赞得对的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我的敌人。”
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就像花朵；有道理的话，像果实；逆耳的话，像良药；甜言蜜语，像疾病。”
韩非子说：“为朋友徇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仁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的名声的，称之为君子；违背法律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官位包庇朋友的，称之为侠义；避世隐居的称之为高洁；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德人。所谓不抛弃朋友的官吏，一定有私心；所谓有仁心的，是损害了公家的财物；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用他；所谓的有品德，会破坏法制；所谓的侠义，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高洁，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会使法令无法执行；所谓德人，会使君王孤立。这几种称誉实际上是个人的私誉，是对君王利益的破坏。”
为君者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追求个人的私誉，不能够把握适度的爱人、爱臣之法，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情的正理相反。人们能把握的惟有时刻不忘：过度的爱不是爱！
十七、观其行知其心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看他说什么。或者别人如何评价他，而要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是无法掩饰的。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20）
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并查验他办事的迹象，就会使他的善恶无法隐藏。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掩饰。《中论》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不能说话，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的。因为它的本质就附在它自身上面。所以假如我们的诚信本质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们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们的行为，我们却又埋怨别人，真是不够明理。要知道，行为有根本，做事有痕迹，只要仔细观察，谁也无法掩饰真相。”对于行为的根本，孔子解释说：“立身处世有准则，以孝为本；丧葬有礼仪，以哀为本；战阵有排列方式，以勇为本。”
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劳作，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为臣为民的行为根本。那么如何通过事情的细枝末节的迹象，去发现某个人的行为本质呢？请看下例：
例1：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得到开垦，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一带因此很安定。这是因为你没有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对你的赞扬。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大治。
例2：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什么人呢？”元帝说：“君王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奸佞之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奸佞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没有察觉他们的奸佞反而认为他们贤德，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贤德。”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因为他们当权时，社会混乱，君王的地位受到威胁。”
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一天比一天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不当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明鉴过去预知将来啊。”京房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一样啊。”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所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根本。政治清明或混乱，人是有正才还是有奸才等等，也都有迹象。如果能把持住根本，并以此作为办事的规范准则，那么就像冰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本质就会一目了然了。十八、要宽以待人
衡量一个人的过错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才干、品德各不相同，所以行事方法也不会相同。
汉代的孙会宗曾对杨辉不满，杨辉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
这就是说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的言行一定要和一个非凡的人的言行相同，也就是说对人的要求不要太过分了。
孔子说：“人的错误各种各样，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考察某人的过错，就知道什么是仁爱了。”
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侯的会盟，匡正天下，可孔子还是小看他，说：“管仲的器量很小啊！”因为桓公既然有才能，而不乘周室衰微的时机，去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
菱、龙、稷、契，这是王者的辅佐，狐偃、舅犯是霸者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因为孔子认为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的过错。
虞卿对魏王说：“楚国很强大，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钧之重，不是马能驮得动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是楚国能做到的吗？”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诡辩，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说的。
所谓的宽以待人是要具体的人职具体安排，具体的事情具体对待。因为终究小人做不出君子的行为，那不是小人的过错，所以应该宽恕他而不必责备他。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21）
十九、时 势 造 人
人的品质和行为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时势造就的，是社会风气造成的。而能够左右社会风气的只有为君者和为臣为将者。
天下大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亡。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君子小人还是贤臣惠将，甚至是圣人也没办法。由此可知，时势的变化，不取决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