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坡、树木、房屋，凡是它碰到的东西，都在一种不辨其貌的雄浑声响中被无情地吞噬，不留一点儿痕迹。
大坝工地上完全变成了战场。
民工们已经疯狂了，他们浑身一丝不挂——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一丝不挂——呐喊着，奔跑着，把能够抢到手的任何东西抱在怀里，扛在肩上，送到地势高的地方。他们身上涂满了泥浆，就像是一尊尊会活动的泥塑，阴茎和睾丸瑟缩在一起，看上去不过是挂在两腿之间的一个泥团。
就是对异性再没有了解的人也能够想象那个泥团是什么东西。
女知青们被吓呆了，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加入到那些裸体男人中间去。
只是零点几秒钟的迟疑，随后，她们就义无返顾地冲到那些人中间去了。泥浆和共同的奔跑很快使她们和他们融合成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群体。
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那些同学也大致都是这个年龄。我想，所有出现在那个场合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看到、听到、闻到和从精神上感觉到的东西。
我相信，那种记忆将会伴随所有人的一生。
我记住它还不仅仅因为这些东西。
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平房院，据说这个结构复杂的院落是崤阳历史上最大的地主陆子仪建造的，一九三一年闹红的时候被红军没收，一直作为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办公的地方。
也许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呆得太久，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尺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这个院落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它异常庞大，相对来说，自己异常渺小，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有了约束。那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必定有高音喇叭没时没晌地播放革命歌曲。所以我在会议报到处报到的时候，简直听不见大会工作人员的叮咛，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寻找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动听的女声在我耳边响了起来：“男生在三区，我知道，我带你去。”
我抬起头——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和说话的这位女知青同时认出了对方。
“苏北！”
“郭焰！”
随着一声惊呼，我们不是靠得更近，反而都后退了一步，惊喜地互相看着，然后，我们又同时问对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郭焰说：“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我们从报到处走出来，沿着一条窄窄的甬道往大院后面走。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插队了呢？我一直以为你去了内蒙古。”
“嗨！一言难尽。”郭焰说，“走吧，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
她大大方方帮助我拎起行李（顺便交代一下，那时候到县上开会都是自己带被褥）。我怎么好让她帮我拿行李？我硬从她手上把行李夺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丁字街一座小楼上当红卫兵广播员。这个广播站是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专门为外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进行革命宣传设立的，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作为全国人民思想指导的报纸社论以及红卫兵报纸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和传单等等。我已经记不得当初是怎样当上这里的广播员的了。
平时，总是由一个左腿有些残疾的高中生给我送来需要广播的材料，这个人其貌不扬，脸色蜡黄，像是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但是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干部子弟，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之一，红卫兵报纸上很多著名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
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阳光灿烂，广播室里闪射着太阳的笔直光线，整个屋子都像被某种神奇的东西点亮了，一切物体都显现出极为清晰的线条，广播器材反射出高贵华丽的光亮。那天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街道上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往西单方向涌流，然后折返到天安门广场去了。
我的心情好极了，提前开始广播。
我感觉到身后的门被打开了，感觉到进来了一个人，我以为是那个著名的红卫兵领袖送材料来了，就没有在意，继续广播。等到我广播完那篇文稿，关上麦克风，改为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以后，才站起身来。这时候，我才蓦然发现，来人不是红卫兵领袖，而是一个身穿褪色绿军装的姑娘！
如果仅仅是一个姑娘倒也罢了，我想我还不至于惊慌失措，问题是，这是一个极为漂亮的姑娘——漂亮得让人窒息。她皮肤白皙，鹅蛋形的脸孔上镶嵌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这双有些睨视的丝绒一般的黑眼睛灵活、明亮、光彩夺目，像两颗星星一样放射出清纯的目光，但是她笑眯眯地看着的仿佛不是我，而是我身后一件让她感到惊讶的事物 ；两条漆黑的眉毛在光滑的前额上显得十分触目，那是只有纯洁的少女才会有的边际清晰的眉毛，看上去它们好像不大对称，一条显得比另外一条高一些，然而这并不影响你做出“这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眉毛”的判断 ；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身后照射着她，她的耳朵就像是半透明的一样，在几根头发的衬映下，简直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效果 ；她那已经稍稍隆起的胸部在军装下面平静地起伏着，就连最没有想象力的人也会想到那里躲藏着一对正在发育的坚挺的乳房（或许正是这种想象或者类似的想象，才使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总是感到窒息）；我感觉到她那带着香味的呼吸……我想我看她时的样子一定很傻。
“我是郭焰，”郭焰说，“你是苏北吧？”
“我是。”
我慌乱地让她坐下。她把厚厚的一沓材料放到桌子上，进一步自我介绍说，从今天开始她和我一起广播。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不相信在这令人激情澎湃但是又灰色无聊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让人振奋的事情。
“不欢迎我？”
我傻笑了一下，认真地否认说不是不欢迎她，我说我很高兴她能来。郭焰大笑起来——我想她释放的一定还有对于我最初的傻样的反应。这时候我才发现她身材匀称，姿态优雅轻盈，浑身具有一种青春少女独有的活力——这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生活煎熬的少女在向成年人过渡中都曾经有过的情形。
我来自男校，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内心的窘迫使我比实际上更加沉默寡言。郭焰总是含着笑意看着我，似乎明白我内心的一切挣扎。她开始坐下来对着麦克风广播。她的嗓音清脆明亮，就像某种具有穿透力的光线一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韵味。
我在她身后装着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我的整个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最初的尴尬几天以后消失，我发现她很健谈，播放歌曲的时候，总是跟我说这说那。我们聊了很多很多。那是一种圣洁的状态，我们既把对方看成异性，又把对方看做自己，我们的交谈没有任何间隔。
她父亲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将军，曾经立下赫赫战功，他的经历简直就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他追随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率领他的兵团到东北参加辽沈战役和锦州战役，打过长江，最后解放了南京。现在这位军功显赫的将军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她自豪地说，父亲没有受到冲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父亲永远不会遭受冲击，因为他是一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人。这样，我也就明白了，从她身上为什么看到的全部是青春的激情，是生命绽放的奇异的美丽。这种美，只有无忧无虑的女孩子身上才会出现。
我则告诉她我的经历。
“是吗？”她惊讶地看着我，“你完全不像是农村来的孩子。”
这句话很让我高兴——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自卑的我在郭焰面前总是感到自惭形秽。或许我太想在她面前展示最有价值的一面了吧？这不是每一个少男少女都躲避不开的人性“局限”么？
……
郭焰就像一个幽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又突然从我面前消失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动荡趋于平息，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学校“复课闹革命”去了。
算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月，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却深刻地影响了我，她成为我心中的灯塔和坐标。这种影响贯穿了我整个
青春期，并最终决定了我对爱人的选择，决定了我对这个世界上行走的女人的看法——凡是我喜爱着的，必定是在某些方面与她相像的人。
我出席的那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最风光的是已经在全国知名的吴克勤以及其他什么人。尽管我和吴克勤是同班同学，我们却很少交谈，巨大的地位落差使得我们不可能像同学那样交往，追随在他身边的都是政府官员或者类似于现在的追星族一类的人，而且，我感觉对吴克勤来说，他也没有这种需要。
当我坐在主席台下方的长条木椅上，仰起头看着站在主席台上演讲的吴克勤，并且按照那个时候的政治要求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像是面对着一个伟人。
那时候，他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头上总是戴着即使本地也很少有人戴的白羊肚手巾。这种戴在男人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在关于洛北地区的历史记述或者艺术表现（绘画、电影、小说）当中成为了文化符号，所以，一个戴着白羊肚手巾的北京知识青年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有了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含义。
这种含义同样造成了我和他的疏离，整个会议其间，我们都没有一次面对面像同学那样的交谈，他已经远远不是我的同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郭焰，就像当年在北京进行红卫兵广播的时候那样。这个漂亮的姑娘再次成为我心中的太阳，成为世界的中心。
郭焰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痛苦地发现她身上曾经打动过我的那些东西都被冻结了，她虽然也像以前那样笑，但是我感觉到笑声中的凄凉与忧虑。时间把我们阻隔了。她并不刻意利用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和我多说一些什么。她的心仿佛被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我从她身上再也感觉不到清纯，感觉不到青春的气息……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衰老了，还是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性格改变？我不知道。
她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在她讲述的事情当中，我总感觉她在用自己的行为向这个世界证明着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父亲，不久前也遭受了冲击，被解除了职务，目前正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半个月以前，她辗转得到父亲最后一封来信，父亲让她向组织提出断绝父女关系的申请……开会期间，她正处在巨大的煎熬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崤阳县那次抗洪抢险现场。
身体羸弱的郭焰在可怕的洪水面前竟然像豹子一样灵巧和健美，专门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成袋的水泥背扛到安全的地方，我曾经短暂地看到她扛着一根粗壮的木材从我面前跑过去，身上的衣服全部涂满了泥污。
水越来越大，那是散发着呛人的土腥气的泥浪，它们就像野兽一样怒吼着，奔腾着，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
我们听到抗洪抢险指挥部要求撤离的声音。
我从齐腰身的水中退行到地势高的地方，眼睛不自觉地搜寻着郭焰。从站在高处的人们的呐喊声中，我发现了她 ：她正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拖曳着一根木材。岸上的人声嘶力竭地让她把木材丢掉。
她不丢，仍旧在浑浊的泥浪中吃力地拖曳着。我亲眼看到她被一个浪头打翻了，但是手里仍然抱着那根木材。木材成为带动她向下游翻卷的动力，倏忽之间，她就消失了。
我觉得被沉闷地击打了一下，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也站在浪涛之中，被一个民工紧紧地拉扯着。
据说，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她。
我不离开那里。
我看着奔腾的水面，哽咽着。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悲痛。那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因为郭焰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的恋人。那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悲痛，一种突然看到最美好的东西顷刻间丧失的悲痛。那不是阴阳两世相阻隔的悲痛，那是永久的丧失。从此，我对人生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惧——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不会被毁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被毁灭，而恶的东西却有可能永远逍遥，永远徜徉在我们身边，炫耀它那邪恶的永恒。
这件事情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动员了全县基干民兵在湎河一百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寻找郭焰的尸体，最后，在罗家川湎河向黄河汇入的地方找到了她。
她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几近于一堆白骨。
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崤阳县城北部的崤阳山上。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果，《洛泉通讯》（《洛泉日报》的前身）上发表了记述这次抗洪抢险战斗的长篇通讯《一场集体英雄主义的凯歌》，全面讴歌了抗洪抢险的全过程，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郭焰的死，用十六个字做了简单的交代 ：
“北京知青郭焰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所有出席这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都出席了郭焰的安葬仪式。我没有去，我珍藏起她在县委大礼堂讲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心得体会的油印稿，这是我和她唯一的联结了。
这篇用蜡版印刷在粉红色纸张上的材料，直到今天仍然珍藏在我的箱子里，和我的初恋日记放在一起。它已经发黄了，而且我知道那里讲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声，但是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弃它。
那次会议散了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卷，特意站到那个大坝工地旁边的高台上。我去看她。
湎河平静得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流淌，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天前这里的情形，无法想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熄灭的过程。
我感觉到对河流的畏惧，换一句话说，黄河以一种极端暴戾的形象深入到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无论它表面上如何温柔，它那不动声色的暴戾本性不会改变，它只是在等待时机。
3。 尊严对生命诉说（1）
这种意象在我经历的另一次洪水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洛泉大学中文系读书，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到洛北地区一个以盛产民歌著称的县开门办学，都离开了学校，我则因为参与编写《洛泉南区供销合作社社史》留在了学校。
就在那个夏天，我经历了黄河在洛泉地区的主要支流黄羊河造成极为惨重的物资和人员损失的特大洪水。
黄羊河从洛泉市中心穿行过去，平时美丽而温柔，就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它留在我心里最美好的记忆是：夕阳西下，河水静静地流淌，辉映着晚霞和洗衣服的婆姨、女子的身影……我完全想不到这条温顺的河会突然暴躁起来。
我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暴雨就像瓢泼一样——不，这个形容完全不足以概括表达那场暴雨的威势——有人说 ：如果你把脸盆伸到门外去，仅仅停留一秒钟，就会被灌满雨水。这样的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宿舍窑洞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谛听着天地的轰鸣，深深地感觉到了恐惧。我开着灯，不敢入睡，徒然地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凌晨三点钟，学校的广播喇叭用最大音量紧急呼叫，让校园里所有人马上撤离。我和其他班级的学生像逃难的人那样，提着必要的东西，跌跌撞撞爬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站在这里仍然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抖动。
透过雨幕往前看，漂亮的郝家坪大桥像拦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