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打援没有围城的，咋说都扒拉不开！敌八十九师一旦从黄安出动……”
吴焕先不能容忍任何动摇情绪。他说：“现在所讨论的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坚决打，怎么打的问题！作战兵力不够，粮食供给困难，省委已经作了安排，由徐宝珊和郑位三负责完成，都不准再提这个意见！对于省委的决定，我们现在只有执行的权利，谁再动摇围攻七里坪的决心，就是政治上的罪人！”
围攻七里坪的部署就这样确定下来。吴焕先提出由姚家芳绘制几张七里坪以北以东山势地形图，就近挖上几个不同形状的工事式样来，然后召集连以上干部观摩一下。部队是头一次进入攻坚战，缺少构筑工事经验。大家没有异议，会议结束。
廖荣坤和徐海东都不是省委成员，不知省委会议意见分歧，对吴焕先的一套做法心中不服，两位血气方刚的战将不可能体谅他们军长的苦衷，一散会便拂袖而去。
吴焕先也无须对部下作何种解释，他当军长本来就受命于危难之际，省委会上的争论没有必要再争论一遍，对谁也没有讲过，压根也没提过。他是省委常委，即使私下里出口怨气，又能达到什么目的？上不愧党，下不愧兵，吴焕先是个无私无畏的人。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牺牲。1926年由戴季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困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恶霸地主方晓亭怀恨在心，勾结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六口人，只剩下他和孤苦伶丁的母亲、二嫂和侄女荣荣三人。七里坪之战开始，身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还不知道在这兵荒马乱年月，他的母亲和新娶的妻子曹干先正在乞讨为生……
残酷的现实无处不在。年仅二十五岁的军长也如泰山压顶，他不是不知道眼下夺取七里坪没有条件。这时的敌情仍然严重。敌人“围剿”的兵力十五个师又四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二十倍，整个鄂豫皖苏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无改变。敌人继续采取“筑碉修路”、“稳扎稳打”。“驻剿’与“追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加紧对苏区实行摧残。潘家河战斗后，敌人重新调整了黄安、七里坪等地的兵力部署，由第十三师接替第八十九师在黄安、七里坪、华家河、河口镇地区的“驻剿”任务，敌八十九师改任“追剿”任务。而这时红军虽然经过整编，红二十五军虽然下辖三个师，六个团，一万二千余人枪，但红军既没有围攻和阻击援敌的足够兵力，又没有攻击坚固设防据点的重武器装备及攻坚经验。此外，鄂东北苏区屡遭敌人摧残、洗劫，元气远未恢复，人力、物力、财力等均十分困难。特别是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极为困苦，红军给养亦无保障。另外，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以北二十公里处，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其南面为大小语仙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为自然屏障。自1932年12月敌人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修筑碉堡、围墙，挖堑壕，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要夺取七里坪是不可能的。但是，省委强调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强调夺回七里坪对恢复苏区的作用与意义，坚持一定要打。并且提出，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战役企图，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部署是：红七十三师布置于七里坪以东王锡九、习家坡、石门口。郑必高至大斛山一带；红七十四师布置于七里坪以北江家（土旁）、高庙岗、酒醉山一带；红七十五师除以红二二四团配属红七十四师布置于神龙岗外，两个团随军部留在七里坪东北的龙王山为军预备队。另以黄安独立第七师等地方武装，在七里坪附近活动，配合主力作战。省委书记也在这时从大畈来到军部。他巡视了七十五师构筑的示范工事，看到部队饱满的战斗情绪，心里也十分高兴。他听说这些工事都是姚家芳领着干的，马上又告诫吴焕先说：“姚家芳参加过第三党，对他军事上可以利用，政治上要实行监视。要在师政委高敬亭的监视下工作……你们有些师以上军事指挥领袖，政治上很成问题！我听保卫局反映说，有些人竟敢把大举反攻敌人、夺回七里坪的战略方针，说成是上级的宣传话，岂有此理！完全是坐井观天的农夫意识，看不到全国革命的顺利形势，天外还有天哪！”
吴焕先当面作了一番解释，说思想不通的人是有的，发两句牢骚话也不足为怪，他都给以严厉的批评，必须坚决服从省委决定，执行作战命令！现在全军上下的战斗情绪都十分高涨。
“你也不要过分自信，盲目乐观！”沈泽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又反问：部队何时行动，什么时间进入作战阵地？
“无论如何，我也得等老经理打粮回来，看有多少粮食，部队进入阵地，每天都得吃饭。”
“切勿贻误战机，中央军事指令有句十分重要的话，‘必须注意到每天都是很宝贵的！’5月初必须开往七里坪！”
没有余地。一场惨烈悲壮的七里坪之役匆忙走上阵地！
5月2日夜晚，吴焕先率部进入作战阵地。由于兵力不足，而无法实行四面包围，只能占据七里坪以东以北的几处高地形成半边包围的威逼之势。对于七里坪以南通往黄安县城的公路、以西通往华家河的道路，都没有足够兵力加以控制，敌人照样通行无阻。按照省委的意图：能够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
进入阵地后，部队还在构筑工事，敌人即以进攻的态势，向红七十三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几番激战，终将敌人打退。此后，红军数次向敌前沿阵地勇猛进攻，均未能占领敌人阵地，也无法向七里坪逼近。在此期间，敌八十九师由黄安县城开抵七里坪，形势越加严重。5月21日夜，我军以红七十四师和红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再次袭击小悟仙山，占领了敌前沿阵地。次日拂晓，敌八十九师两个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遂又向我猛攻反扑，我军被迫撤回。此后，即与敌形成阵地对峙状态。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进攻不成，撤退不能，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部队反倒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这种不自量力的阵地战，就其兵力配置而言，也如同强拉橡皮筋一般，为了扩大包围区域，兵力火力都分布过宽，难以对敌实行重点突破。所以形成这种半边包围的威逼态势，完全是错误作战方针的必然产物。
战役开始半月，红军就断了粮。群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一碗一升地拿出来支援军，仍不能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
“军长，我们断粮了！许多连队的行军锅，都……揭不开了！”姚家芳板着一双忧郁的面孔，突然出现在吴焕先的面前。
“知道，我知道！”吴焕先皱着眉头回答。这些日子，他也是够窝火憋气的了。两只眼睛急得通红。两军对垒的战场，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既是施展勇气和智慧的舞台，也是陷入困境和失败的泥坑。有什么办法呢？他即使具有三头六臂的杀敌本领，也难以改变这种僵持的被动局面。
“军长，”姚家芳喃喃呐呐地说，“部队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呢？……”
“是呀！这样围攻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别说夺取阵地，饿都饿垮了！”吴焕先不由得垂了下自己的脑袋。
“到此地步，你得拿个主意才是！”姚家芳提醒他说。
沉了半晌，吴焕先才无可奈何地说：“这样吧，我马上就去天台山，找省委领导商量一下！”
大台山，就在七里坪以北四十里的地方。省委住在半山腰的一座村庄。吴焕先上得山来，没说上几句话，沈泽民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地跑下山来，巡视红军作战的前沿阵地。
经过一番巡视之后，沈泽民似乎也看到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也没加以指责，只是一味地给吴焕先鼓着劲说：“现在正是鼓劲的时候，可不能松劲！如此对峙下去，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就在这时，谁知保卫局的办案人员，紧跟着也奔上阵地……许多指战员看到时，无形中又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恐惧心理，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你这当军长的，倒是很重视军事技术人才！”沈泽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儿。不等吴焕先回答，他马上又说：“我听说你把个四川‘格老子’，带在身边当你的号官？”
“对对。”吴焕先连声应着，“他叫赵凌波，是个俘虏兵，军号吹得不错……”
“到时候，可别把冲锋号吹成了开饭号，够你吃一碗的！”
“哪能呢，我又不是饭桶！”吴焕先不以为然地笑笑。随后才说大多数连队都没有号兵，他得依靠这个号官当教练，尽快训练出一批号兵；否则，打起仗来也没法子联络。
一不过要严加控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噢，对了！我早就跟你讲过，姚家芳是两次加入第三党，定要督促他自首！”沈泽民便提起“肃反”问题。现在当前的反攻时期，敌人必然要用许多反动侦察，勾结利用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苏区从事破坏活动，“肃反”工作也更加重要。红二十五军一面围攻作战，一面还要加紧“肃反”，随时注意“消灭内部的敌人”，此事有省委委员高敬亭去办等等。
一提到“肃反”问题，吴焕先就意识到什么似的，顿时产生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脑门上不禁冒出几粒汗珠。因为省委书记讲到这个程度，他也不便追根究底，只是为姚家芳作了几句解释。可他心里也很苦楚，自以为书生气十足的省委书记，这两年搞一肃反”也是很积极的，曾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出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啊，现在又在阵地前沿继续重演……。
“张国焘在时就搞肃反，我们还要重蹈覆辙么？这个问题……”沉思了半晌，吴焕先忍不住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省委书记箭已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关于这个问题，省委已给中央写过报告，认为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始肃反，还是有功绩的嘛。当然，张国焘的命令主义、处罚主义也是有的，他在党内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也不发展党内民主，……此是国焘同志之家长制度领导作风。我们指责了他的右倾逃跑主义，可不能在肃反问题上麻木不仁，有所放松……”讲到这里，他很不耐烦地晃了晃手里的小烟斗又说：“算，算，你是军长，负责指挥作战。肃反的事，有保卫局和政治委员负责进行，你也不要多加干涉。能不能坚决夺回七里坪，就在此一举！”
沉默片刻。两人都板着一副冷峻的面孔，谁也没有作声。吴焕先愣着一双通红的眼睛，瞧着七里坪方向出神。这个红极一时的历史名镇，那一条鼓舞人心的“列宁街”，那一座难以忘却的“南一门”，还有那一所无数次聚会过的“文昌宫”，对吴焕先来说，都是最熟悉不过也是最值得留恋怀念的地方！1926年初，他曾在这里举行过入党宣誓仪式，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就吴焕先的革命信念和战斗决心来说，他恨不得在一个早晨就杀进城去，夺回这个心目中的革命发祥地。如果能够实现省委所提出的把敌人逼走的目的，当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他也会感到高兴和振奋。可是，就在敌我相持不下的紧要时刻，必不可免的“肃反”运动，偏又像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谁也没有料到，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同志，像一颗突然坠落的流星似的，从大佛山阵地上悄悄地消逝了。廖荣坤死了。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死了，他们都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他们都不是倒在战场上……
随之而来的是，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受到株连，被秘密处死；他是程启光的弟弟，程训宣的哥哥。该师许多连队的党、团组织，亦被解散废除，不少人遭到非法逮捕。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常对领导上提出批评意见的，爱发几句牢骚的，犯一次纪律过失的，掉一个枪支零件的，以至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过话的、吃过饭的、关系比较密切的，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活动。一个人被逮捕，与之接近的人都可能被捕；一个领导被怀疑，其部属都可能被怀疑，成批成批地被抓、被罚、被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更加引起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混乱，加重了七里坪战役的困难。而这一切，军长都不得随意过问，无奈“肃反”的领导权在于各级政治委员，绝不允许“越职擅权”！
陷入困境的七里坪之围，部队早就断粮了！战役开始时，粮食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动员群众“从锅里省下一把米面”，积极支援红军作战。二十天后，连地方群众也在忍饥受饿，难以糊口，即使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拿出十二万分拥护红军的热情，每天也只能从地里挖点野菜，或掐点油菜叶子、薅点豌豆苗子，挑着送上去作战阵地。为伤病员送点拌着谷糠鼓皮的稀饭，也是莫大的照顾。四周的乡村根据地，饥饿、疾病、疲困和厌倦情绪，也像瘟疫般地四下蔓延……处于艰难境地的根据地军民，都在眼睁睁地望着正在扬花灌浆的青棵穗儿，经受着严重的饥饿威胁，忍受着痛苦的战争折磨！
部队呢，每天也多以野菜、树叶、豌豆苗子充饥。一面竭力保持住与敌相持的表面状态，一面又不得不抽调小部队外出“打粮”，以解燃眉之急。加之长期露宿野外，疾病蔓延，疲困不堪，指战员的体质极度衰弱，病饿而死者日渐增多。如此与敌对峙下去，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持。拼火力，拼不过敌人；熬时间，又没得吃的，也熬不过敌人。旷日持久的七里坪之围，就这么半死不活地拖着、熬着、苦着……
部队到了十分疲因饥饿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失去了战斗力。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吴焕先和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又一次奔上了天台山，亲自找到省委书记，建议及早撤围，抓紧时间休整部队，以利再战。谁知省委不但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反而在5月24日发布了题为《坚决拿下七里坪……》的油印通告，“革命是不许可停止的，不进就要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等于又点燃起一把督战的烈火！
能不能拿下七里坪，已成为革命成败关键的分水岭。除此而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胜败就在此一举。
七里坪之围，到底该怎么持之以恒，达到逼走敌人、争取胜利的目的？战士首先还是要吃饭，只有吃饱了肚子，方能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到白区“打粮”么，也抽不出多少兵力；发动群众“拥护”么，连野菜稀粥也难以为继。每天晚上，吴焕先都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远离阵地去截获敌人的给养，借以维持实际上已是困守阵地的“围攻”。结果又怎么样呢？5月26日，红七十四师到打鼓岭附近截故给养，与敌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