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2）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
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3）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习芭蕾，并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随团赴各地演出。而且，由于年少就离开父母，又跟着从事演艺的叔叔阿姨们跑江湖，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大人们之间的故事，比如两个女演员为了一个好看的男演员争风吃醋，一个女演员为了能够跳主角而委身屈就剧团的导演。由于我长得清秀，所以也很受团里兄弟们的喜欢。有一次团里停电了，夜里黑糊糊的，同团的一个男孩子抱着我的脸狠亲，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脸都被亲紫了。这件事后来一直传为团里的笑料。慢慢的，我渐渐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二十一岁时，我从歌舞团退了出来。我知道，专业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是很短暂的，没有了一张年轻的脸，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但是，这岂是短期内就可练成的？！于是，我离开了歌舞团，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先是成为湘潭调压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对调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塑料厂，不过，我对塑料厂里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便跟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交换了工作岗位。于是，我开始跟我喜欢的服装行业打上了交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很快进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吹起了春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努力的话，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我曾经尝试着去演电影。主角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赵尔康。一听说是能跟他一起演，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使自己成为电影演员的机会。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导演叫我马上参加拍摄，我很有些得意洋洋。片名叫《特殊身份的警官》，讲述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殊死斗争的故事。我演的角色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一登场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还是为我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这部电影在当时挺受欢迎，为了多看几次银幕上的演员表里自己的名字，我去了好多次电影院，有时这还成了我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去看电影吧！那上面有我演的镜头。”
“真的？你没骗我吧？”
女孩子会带着好奇和敬佩随我一起进去。
可是，电影看完后，女孩子却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你的镜头在哪儿？”
由于我在导演的眼里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资，所以没有在电影界继续混下去，从那时起，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以为我当演员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居然又会在日本出演日本拍的电影。命运总是会如此捉弄人。1998年，由日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天赋，但却没有丝毫的表演天才。于是，我打算进入商界。这一年，正巧父母在长沙开办文学函授教育，创建了函授教育学校“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我任这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职务。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4）
1982年，受《山西青年》杂志办刊授学院的启发，在长沙十中当语文教师的爸爸发起创办了以文学创作专业为主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起先办了个面授班，后来发展成了函授。当时个人是不能办学校的，所以就请湖南省作协、美协和民间文学协会出面牵头来合办这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高考难度很大，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所以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的学员络绎不绝。
这所“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办学方式是，定期将教材寄到学员手中，学员将这些教材阅读后，按要求解答里面所附的试卷上的提问，然后将试卷寄回学校。学校用红笔改过后，再寄回给学员。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极受欢迎，学校设立才仅仅三个月，当时，每个学生缴报名费和第一年的教材费、学杂费共计十一元五角， 五万多名学员的报名费总额为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当时使用的教材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的教材，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要派教师到学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巡回面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在全国东奔西走，忙于为学校邀请顾问，拜访一些有名的作家，请他们编教材、出试题、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我还参与定期发放给学员的《文艺报》的写稿、采访和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去采访一些知名作家，并请他们写一些感想什么的。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内心却非常充实。
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
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5）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